1992年，香港電影迎來一個爆發性高峰。
其全年電影本地票房收入12.40億，海外票房收入18.60億。票房總計破30億，創下上世紀20年來香港電影票房最好成績。
這一年，周星馳成為最大的贏家，他的7部作品有5部殺入全年票房前十，且分別占據1到5位。
這5部作品中由大都會電影出品，杜琪峰導演的《審死官》豪取4988萬港元票房，拿下當年票房冠軍。
杜琪峰導演成了周星馳新的“貴人”，這對組合也令全港矚目。
大都會電影的創辦人，是邵逸夫的第二任太太方逸華，因為《審死官》的成功，邵氏決定投資讓周星馳和杜琪峰合作拍攝電影《濟公》，望能以本片重振邵氏昔日雄風。
但令人沒想到的是，1993年《濟公》上映后，在香港拿下2156萬港元的票房，位列全年票房榜第14位，成績并不理想，邵氏的計劃打了水漂，杜琪峰與周星馳也因創作理念不合自此分手。
同年臺灣片商王英祥以3000萬臺幣買下電影《濟公》在臺灣的發行權，上映后票房依舊慘敗。
周星馳電影的兩連敗，也致使臺灣片商開始意識到需要對香港電影的投資進行限制。
后來王晶在一檔電視臺的采訪節目中發聲，認為周星馳的《濟公》，是港片沒落的一個開端。
我們都知道王晶與周星馳素有嫌隙，他說的話究竟是事實，還是故意針對周星馳的言語，今天皮哥就帶大家揭開《濟公》那段塵封的電影往事——
一、
先說說，周星馳鼎盛時期的驚世大作《濟公》為何會大敗？
如今在豆瓣上，有11萬人為《濟公》打出7.4分的評分，這在周星馳和杜琪峰的電影中都處于一個不錯的分數段，可見這部電影其實是質量過硬。
然而它當年票房不理想，是因為犯了2個定位上的“失誤”。
1、周星馳的濟公形象
一提起濟公，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游本昌的濟公形象，在80年代他曾經風靡大江南北。
其實游本昌的濟公也是參考了歷代書畫作品中的濟公形象，香港人和臺灣人也許沒有看過游本昌的《濟公》，但對畫像上的濟公形象也早已非常熟悉。
周星馳的濟公，首先年齡上就有些對不上，形象上過于顛覆，披頭散發不像濟公，更像戴了僧帽的蘇乞兒。
一部作品的成功，主角的形象占了很大的因素，周星馳的濟公在當時來說，太過超前了。
2、故事上并不是一個純喜劇
杜琪峰其實借用濟公的外殼，講了一個關于救贖的故事。
天上的降龍羅漢下凡，試圖引導一個十世乞丐找回自尊心，一個十世娼妓找回廉恥心，一個十世惡人找回慈悲心。
杜琪峰的暗黑風格，和周星馳的無厘頭搞笑，在《審死官》中產生了好的化學反應，但在本片中卻引起逆反效果。
因為前者講的是“案件”，后者講的是“哲學”。
《濟公》最終結局足夠悲壯，也發人深省，但這樣的故事在短時間內很難讓觀眾領會其深刻的內涵。
而當時的觀眾看周星馳的電影，只想找樂子，自然不會接受，因為“看著累”。
綜合兩個原因來看，周星馳《濟公》的失敗是終究是因為“生不逢時”。
二、
《濟公》在臺灣上映之前，香港電影在臺灣擁有怎樣的地位？
80年代—90年代初期香港電影的利潤來源，除了本地外，臺灣地區是最大一塊。
當時臺灣有5條院線，需要足夠多的電影來供應，由于臺灣電影自身生產有限，再加上當時臺灣地區對于好萊塢電影適用的是配額制度，香港電影就成了臺灣片商的采購的必選。
根據相關專業人士的描述，1993年前的香港電影，可以用“吃得肥膩”來形容。
一句話概括，就是一部電影在未開拍之前，臺灣片商支付的臺灣地區發行費用，就已經足夠收回，電影上映之后的所有收入，都是賺的。
供不應求的市場下，就養成了香港制作公司“漫天要價”，和趕著拍片的習慣。
譬如：周星馳成名的1990年，一共推出11部電影；劉德華1984年推出了14部電影，被稱為“劉十四”；還有“張一打”、“鄭九組”，都是如此。
香港人還極懂變通，拍攝電影時往往會根據市場的需要調整電影的內容。
比如《賭俠2：上海灘賭圣》的女主角是鞏俐，但考慮到臺灣對大陸演員的禁令，劇組又找臺灣演員方季韋拍了另一個版本。
《黃飛鴻之三：獅王爭霸》也存在內地、香港、臺灣三個不同版本。
在這一方面講，香港電影的輝煌，離不開當時臺灣市場帶來巨大利潤的支撐，當然香港電影在臺灣票房也讓臺灣片商賺得盆滿缽滿。
而這一切，在周星馳《濟公》在臺灣發行票房慘敗后，發生轉折——
三、
《濟公》票房慘敗，對香港電影造成怎樣的深遠影響？
1993年周星馳《濟公》在臺灣的票房失敗，引起一連串的“蝴蝶效應”。
臺灣的片商覺悟到，對待香港電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盲目樂觀了。
因此片商們聯合起來，找香港的制片公司談投資，他們單方面決定要設一個天花板，以后每部電影的投資將不超過1750萬港元。
香港的公司仗著手握片源，并沒有接受。
為此，他們還針對臺灣片商做了一個調查，結論是臺灣的片商是紙老虎，他們不敢玩大的，理由是他們手頭上的電影存貨只夠支持3個月。
如果香港的公司聯合起來，不給臺灣片商供應電影，那么在3個月后他們沒片可放，自然就要坐下來好好談。
但是香港電影公司千算萬算，卻恰恰忽略了好萊塢電影入侵。
其實當時好萊塢電影對亞洲市場的全面入侵早有征兆，1993年香港本土票房第一位不是港片，而是環球影業的《侏羅紀公園》。
這部電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它創造了世界電影史上第一個CG怪物——恐龍。
這標志著好萊塢電影在這一年進入了電腦特效時代，其帶來的視覺沖擊是無法抗拒的，而由此引發的電影工業革命亦必將對全世界電影市場產生深遠的影響。
臺灣片商看到了好萊塢電影的巨大吸引力，他們決定放棄香港電影，轉而去支持好萊塢電影。
在當時臺灣的新聞局規定每部好萊塢電影只能進8個拷貝，在臺灣片商的強烈要求下，新聞局決定放開限制，從原先的8個一口氣增加到100多個。
這一改變令好萊塢電影進入臺灣市場變得暢通無阻，而對香港電影來說，他們的市場不復存在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臺灣片商普遍都有自己的電視臺，他們也會在自己的電視臺播放買到的港片。
隨著競爭的惡化，每部港片在院線下映的時間，和在電視臺播出的時間挨得越來越近，一些電影甚至在院線上映僅一周，就在電視臺播出了，這也使港片在院線撐下去。
后來90時代中期VCD流行，使電影盜版問題日趨嚴重。
這三件事同時作用，1993年后的短短幾年，香港電影徹底走向沒落。
四、
王晶與周星馳
在某節目中，王晶就講到了關于《濟公》和香港電影的這些往事。
他個人認為香港電影的沒落，就是因為失去了臺灣市場，而周星馳的《濟公》正是將香港電影帶入低谷的一個源頭。《濟公》也成了他喉嚨里咽不下的一個刺，
王晶向來是有一說一，他和周星馳之間存在矛盾事情，他也從不忌諱。
一是：在1992年前后，兩人本想合作，為嘉禾拍攝電影《少年李小龍》。嘉禾的蔡永昌許諾投資并給王晶和周星馳800萬港元片酬，此外還有分紅。但周星馳后來單方面找嘉禾談合作并達成協議，還是以800萬港元片酬主演《武狀元蘇乞兒》，把王晶直接踢出局。
這件事并沒有使王晶和周星馳立即翻臉，但使王晶看透了周星馳的為人。
二是：《千王之王2000》拍攝過程“不歡而散”事件。
王晶原本計劃拍攝7天，每天支付周星馳超過120萬港元片酬，但后來因合作不愉快，在第6天王晶讓周星馳走人，但依然很闊氣的支付了7天的片酬。
此事之后，兩人正式分道揚鑣，至今沒再合作。
王晶多次自白，他和周星馳不是朋友，但他也欣賞周星馳工作認真的態度，以及才華。
因此皮哥認為，王晶雖然一直都是有什么說什么，卻不會很卑鄙的故意去抹黑周星馳，他所說的話很客觀，有一定的道理。
不過綜合以上來看，香港電影的沒落，是時代結果，周星馳的《濟公》只是巧合撞在了時代槍口上，沒有《濟公》它依舊會走向沒落……
王晶將香港電影的沒落歸咎于是失去臺灣市場，也有些以偏概全。
當然香港電影的全面沒落，還是有很多客觀的因素。
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卷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也對香港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很多電影公司在這場浩劫中倒下，剩下的像嘉禾這樣的大公司也是元氣大傷。
在1997年前后，周潤發、成龍、李連杰、楊紫瓊、吳宇森等香港電影人，都相繼到好萊塢發展。
而剩下的那些包括周星馳、劉德華、徐克、林超賢在內的電影人，也隨著內地電影市場的全面開放而轉向內地拍戲，這些電影人的流失更加劇了香港電影的沒落。
就連嘉禾總裁鄒文懷，都曾經感嘆自己要是再年輕20歲，也可以到內地拼一把。
由此可見香港電影的沒落，亦是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造成的，不是一兩件個案的結果。
文/皮皮電影編輯部：熱血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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