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終于官宣：朔爾茨11月4日訪華
10月28號，醞釀已久的德國總理訪華一事終于得到中方確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證實，應中方邀請，德國總理朔爾茨將于11月4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這次訪問，有三個關鍵之處值得注意。
第一是出訪時間和順序：朔爾茨是去年12月份正式上任的德國總理，到現在已經快有1年了。按照默克爾時代的外交慣例，德國總理上任后，在出訪亞洲時一定會選擇中國作為第一站，以顯示對中德關系的重視。但朔爾茨并沒有這么做，而是在今年4月28日，把訪問亞洲的首站放在了日本，此舉無疑打破了前總理默克爾定下的慣例，令人擔憂中德關系是否還能一如既往地發展下去。
朔爾茨沒有將中國列為亞洲之行首站的主要原因是，本屆德國政府是一個三黨聯合執政的政府，除了朔爾茨所屬的社民黨外，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也在政府中擁有很大話語權。像直接負責對華交往的外交部，就是由綠黨的候選人貝爾博克所把持。因此，盡管朔爾茨與默克爾關系密切，并且曾以“友華派”的形象在默克爾政府中任職，但是由于綠黨和自民黨的掣肘，使得朔爾茨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對華政策。再加上俄烏戰爭爆發，導致默克爾的一派人馬“全軍覆沒”，反對黨以此為由大肆攻訐默克爾的對俄政策，讓默克爾的對華政策也受到了牽連。這種情況下，朔爾茨自然就不可能再延續默克爾的主張，至少不能在明面上大張旗鼓地與中國發展友好關系。
然而時遷事移，隨著俄烏戰爭對歐洲經濟傷害的不斷加深，朔爾茨政府逐漸發現，德國正在快速失去與中國討價還價的資本，這使得三黨執政同盟對中德關系的整體態度發生了很多微妙變化。比方說，德國外長貝爾博克之前一直傾向于對華“脫鉤”，理由是德國必須吸取俄烏戰爭的教訓，不能再像依賴俄羅斯那樣依賴中國。但是10月15號，貝爾博克在接受“德國電視二臺”采訪時卻明確表示，雖然德國不能讓自己依賴中國，以免陷入類似于現在俄烏戰爭的情況，但問題在于，氣候危機、流行病和經濟關系等全球議題與德國的聯系太過緊密，這導致德國無法脫離中國。10月12號，貝爾博克還曾對《南德意志報》表示，她并不提倡“完全脫鉤”，而是尋求開放的替代市場、多元化和風險管理。
對于中德關系的最新現狀，德國政府發言人赫伯斯特萊特在10月28號的一場簡報會上給出了更為清晰地描述。他指出，盡管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德國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改變，但是德國仍然反對與中國脫鉤。赫伯斯特萊特說，“我們對中國的看法在最近幾個月和幾年已經發生了變化”，不斷變化的世界形勢和朔爾茨所說的“時代的轉折”是必須納入考量的事情。針對國內一些人指責朔爾茨與中國走得太近的聲音，赫伯斯特萊特表示，朔爾茨一再強調，他不支持與中國脫鉤。德國總理的目標是實現多元化，他預計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多極世界，中美歐等權力中心都將發揮決定性作用。
雖然朔爾茨沒有在第一時間訪問中國，導致外界對中德關系的未來產生了疑慮。但是不可否認，在全球經濟隨時可能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擁有龐大市場和強大制造業的中國，幾乎是唯一能夠拯救德國工業的經濟體。所以過去幾個月內，在到底要不要與中國脫鉤的問題上，德國政府和工業界一直爭論不斷。現在看來，明顯是德國企業和政府中的理性派占了上風。即便貝爾博克等對華強硬派再怎么不愿意，也只能捏著鼻子加強對華交往。
朔爾茨訪華誠意十足，示好舉動不斷
朔爾茨訪華的第二個關鍵之處是，德國總理來華前的一系列示好舉動。必須承認，朔爾茨推遲訪華時間，將中國的出訪順序排在日本之后等做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讓中方感到不滿。一個很直觀的信號是，巴基斯坦總理和越南領導人傳出訪華消息后，中國外交部第一時間就予以了證實。而朔爾茨官宣訪華的時間比他們都早，本月21號就宣布要訪華了，部分消息靈通的媒體在更早之前就進行了報道。但是中國外交部一直拒絕證實相關傳聞，只表示沒有更多的消息可以透露。直到10月28號，也就是朔爾茨官宣訪華一周后，才算正式確認了德國總理訪華的時間。
從這就能看出，外國領導人訪華也是有門檻的，并不是想來就能來。過去在默克爾時代，因為中德關系比較良好，德國總理訪華當然不成問題。但是朔爾茨上任后，德國政府的很多關鍵職位都被對華強硬派所占據，導致德國方面經常以官方立場發表一些對華不利的言論。這種背景下，要說中方完全沒有意見，那顯然也不可能。因此，當朔爾茨政府改變態度，決心重新拾起中德關系時，就必須要出讓一些利益，才能夠讓中方滿意。
于是我們就看到，為了能夠順利完成拖延已久的訪華計劃，朔爾茨在啟程前“放行”了多個中德合作項目。比如眾所周知的漢堡港碼頭股權轉讓協議，以及中資企業收購德國半導體公司埃爾默斯的芯片工廠等。就在27號，也就是中方確認德國總理訪華的前一天，朔爾茨還公開表示，出售漢堡港碼頭股權是“正確的解決方案”，歐洲應該向中國出售更多港口，以實現“多元化”。
在多達6名內閣部長贊成全面禁止中資入股漢堡港的情況下，朔爾茨仍然堅持認為股權轉讓方案是正確的，甚至還建議歐洲國家向中國出售更多港口，這無疑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也充分反映出他對改善中德關系的誠意。
而這種誠意，在埃爾默斯芯片工廠收購案中體現得更加明顯。此前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曾發出警告，希望德國政府不要批準這項交易，否則將在芯片領域增加對中國的依賴，導致十分危險的后果。德國情報部門也指出，出售工廠不僅會造成技術知識外流，還會影響到德國的半導體生產能力，必須提防中國大肆收購芯片公司，與西方企業爭奪市場的可能性。另外還有業內人士表示，埃爾默斯的主要業務是為汽車行業提供特定應用的集成電路，這與中國正在蓬勃發展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是相配套的。如果讓中資買下了埃爾默斯的芯片生產線，那么就會讓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如虎添翼，對德國汽車工業形成更多挑戰。
但即便如此，朔爾茨卻依然決定同意中資收購埃爾默斯的芯片工廠，這出乎了許多人的意料。部分德國官員甚至表示，他們對政府批準埃爾默斯收購案感到“不可思議”。朔爾茨之所以不顧內部反對，堅持推動中德合作項目，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對華示好，彌補此前中德關系產生的裂痕。而這能夠從側面表明，當前中國制造業的基本面仍然穩定，朔爾茨非常看好中國經濟的前景。近期，中國德國商會對德國在華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多達71%的德國企業認為中國經濟將持續復蘇，并計劃增加在華投資。
12人獲批！朔爾茨率豪華代表團訪華
朔爾茨訪華的第三個關鍵之處則是，出訪陣容都有哪些。據德國《商報》27號報道，對于這次跟隨朔爾茨訪華的機會，德國經濟界十分踴躍，約有100人申請加入代表團，但最終只有12人獲準通過。而這12人全部都是德國首屈一指的大企業的負責人，包括大眾汽車總裁布魯姆、西門子總裁傅樂仁、默克集團執行長葛麗鶴、德意志銀行執行長索英和巴斯夫歐洲公司執行董事會主席薄睦樂等。
這些企業，基本上都在中國有大量業務和投資。比如化工巨頭巴斯夫，就在中國湛江投資上百億歐元興建了一座一體化生產基地，其中首套裝置已于9月6日投入運營。這座位于廣東的基地，也是巴斯夫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海外投資項目。10月26號，巴斯夫CEO薄睦樂在談到德國對華政策時表示，“我們需要停止抨擊中國”，并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他認為，中國市場對于德國化工行業至關重要，德國政府需要為此制定一種“彈性戰略”。
可以看到，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已經直接影響到了德國經濟界的政治立場。越是與中國聯系緊密的企業，就越是希望對華友好。但也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企業都像巴斯夫那樣對中國下了重注。比如奔馳公司和戴姆勒公司的CEO，就以日程安排緊張為由，沒有參加朔爾茨的訪華代表團。德國最大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博世、大陸集團和舍弗勒，也沒有派出高級別負責人隨行。另外，半導體制造商英飛凌執行長哈內貝克、SAP全球聯席首席執行官柯睿安、德國工業巨頭圖森克虜伯首席執行官默茨、德國航運公司赫伯羅特首席執行官楊森、德國郵政公司總裁阿佩爾等，都表示不會隨總理朔爾茨訪華。
這其實就是德國“多元化”外交戰略的一種體現。換而言之，朔爾茨政府雖然希望與中國加強合作，反對與中國脫鉤，但并不代表德國會徹底倒向中國。相反，德國會選擇多頭下注，盡量做到對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產生過高的依賴性。這是我們在看待朔爾茨訪華和中德關系時，應當認清的一點。
中俄高層密集通話，釋放了什么信號
分析完了朔爾茨訪華的三個關鍵之處后，再來和大家聊聊中俄外長、防長通話的事情。
10月27號，中俄外長舉行了通話。同一天，中國國防部證實，中俄防長也于近日舉行了通話，但并未給會談得出具體時間。
對于中俄防長通話的內容，中方透露的信息非常少，僅表示雙方就各自關系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不過，俄方卻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稱俄羅斯外長紹伊古在通話中，表達了對烏克蘭可能使用“臟彈”的擔憂。那么很顯然，在烏克蘭“臟彈”問題上，中國并不想多談，在獲得確切證據之前，不會貿然發表意見。但是，俄方既然向中方表達了對烏克蘭可能使用“臟彈”的擔憂，就說明俄方希望在這一問題上得到中國的支持。然而，此時中國又不方便發表意見，那么該如何處理？對此，中國外長王毅就在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話時，對俄方發出了積極信號，表示中方將堅定支持俄方在普京總統領導下，在國際舞臺上進一步確立俄羅斯大國地位。
不得不說，這一處理方式非常的巧妙。不僅回避了中方不愿意插手的“臟彈”問題，同時又安撫了俄羅斯，讓俄方明白，中方仍然堅決支持俄羅斯，只是暫時不方便在“臟彈”事件中發表意見而已。
對此，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和德國一樣，也在實行“多元化”的外交戰略。換而言之，就是同時與多個國家發展友好關系，但是拒絕選邊站隊，拒絕加入封閉的地緣政治集團。可以預計，在逐漸走向多極化的世界中，中國的這一外交戰略將日益成為國際舞臺上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