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3億老人立遺囑:“做好人生的最后一次選擇”

導讀 遺囑咨詢師通常是法律、金融、保險或者社工專業,不僅了解遺囑訂立的法律法規,也很熟悉老人的心理想法。圖為2022年7月5日,深圳遺囑庫。 ...

遺囑咨詢師通常是法律、金融、保險或者社工專業,不僅了解遺囑訂立的法律法規,也很熟悉老人的心理想法。圖為2022年7月5日,深圳遺囑庫。 (人民視覺/圖)

常言道,家丑不外揚,每個遺囑咨詢師,卻是很多家庭“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們目睹過一個家庭最隱秘的角落,梳理過上下幾代人的悲歡,才能幫老人給財產尋找一個穩妥的歸處。

“有一個老太太已經立好了遺囑,有一天她突然過來我們這兒,一下子就哭了,她說阿姨實在沒有地方可以哭了,想找個地方待一下。”深圳遺囑庫管委會副主任周思奇無奈地說,老太太家里人為了分財產的事兒,已經鬧得不可開交。

近十年來,除公證處、律師事務所可以訂立遺囑外,不少大中城市陸續成立了遺囑庫。遺囑庫的遺囑咨詢師和律師團隊普及宣傳有關財產繼承的法律知識,幫助市民訂立、登記和保管遺囑,有的還能提供繼承調解、訴訟出證、代辦過戶等一整套服務。

以中華遺囑庫為例,《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1)》顯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華遺囑庫已登記保管220119份遺囑,成立8年多以來,立遺囑人群平均年齡從77.43歲下降到68.59歲。

“在遺產繼承前,人性暴露無遺。”北京金訴律師事務所創始人戴金花律師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道,隨著老齡化加深,會有越來越多老人尋求立遺囑。2022年9月,國家衛健委相關發言人在發布會上指出,預計“十四五”時期,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將突破3億,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將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

這些老人將面臨家產分配和情感的考慮,何以老有所安?“絕大多數老人都希望能通過遺囑的形式,為自己也為了家人,做好人生的最后一次選擇。”周思奇說。

“同一起跑線”

周思奇從小在北方長大,定居深圳后辦過近1000場社區公益遺囑講座,接觸過形形色色的家庭,有一對來自東北的老兩口一直讓她難以釋懷。

這對老人是在改革開放后由于工作原因調動參與深圳建設,受制于當時的條件,老兩口把小兒子帶來了深圳,大兒子留在東北讓長輩照管。

在深打拼多年,老兩口有了自己的房產,在深圳扎下根來,深圳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躋身國內一線城市,各種資源和機會的富集程度超越了東北。可以想象,他們的大兒子和小兒子人生軌跡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大兒子在東北成了一名國有企業的普通工人,小兒子在深圳接受了比較好的教育后出國留學,歸國后擔任公司高管。”周思奇說,老兩口找到深圳遺囑庫,希望把深圳的房產全部交給大兒子。由深圳老年協會和公益人士于2016發起成立的深圳遺囑庫,迄今已辦理兩萬余份遺囑。

一般來說,遺囑主要涉及財產分配。對于大部分中國家庭來說,財產主要是不動產和存款。遺囑咨詢師需要確定老人意識清楚、有行為能力、有自主立遺囑的想法,至于老人的分配意愿,他們不會也不能干涉。

老兩口立好遺囑后,又拿一封信來找遺囑庫的工作人員。他們希望,未來某一天,如果孩子們來執行這份遺囑的時候,同時也能看到這封信。

“我當時害怕這封信會跟遺囑的內容有沖突,影響遺囑的效力,所以我征得老人家的同意,我說你要讓我先知道里面的內容,如果OK就把信放進去。”周思奇說。

作為遺囑咨詢師,周思奇并非專業遺囑律師,但她有法學教育背景,對遺囑可能導致的糾紛非常了解——遺囑一旦被確認為無效,遺產需要面臨重新分配,重新分配時,對于房產繼承的份額以及房產的分割,法定繼承人之間很容易產生糾紛。

周思奇看過后才得知,原來這是一封老兩口寫給小兒子和小兒媳的解釋信。

信中寫道:爸爸媽媽一輩子做了兩個重要的選擇,第一次就是當年來深圳的時候,選擇帶著小兒子,從而小兒子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了一番成就。但是也正因為爸爸媽媽沒有選擇大哥,造成大哥今天這條路走得有些艱辛。所以爸爸媽媽想在人生的最后階段,為兄弟倆做第二次選擇,把爸爸媽媽唯一一套房子留給大哥。

“老人家不希望看到由于當年的選擇,導致下一代之間甚至下下一代之間的生活差距越來越大,老兩口希望孫輩們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去自由地打拼,追逐自己的夢想。”周思奇說。

2022年9月19日,廣東廣州,中華遺囑庫廣東服務中心在宣傳欄公示其遺囑服務流程。 (南方周末記者 黃思卓/圖)

“我走后,他一定要再找一個伴兒”

遺囑看似只是訂立的一小步,其實包含著咨詢、精神評估、法律分析、宣讀錄像、見證、保管等很多步驟,遺囑庫會派不同的工作人員服務老人,遺囑咨詢師是最早接觸到訂立遺囑的老人,也是最早了解到他們家庭狀況的人。

通常情況下,遺囑咨詢師會在辦公室接受市民面對面的咨詢,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遺囑咨詢師會上門服務,60歲出頭的吳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年輕時,吳阿姨是一個口齒伶俐的廣播員,家里有很多她的相片,黑白、彩色的都有。退休后,吳阿姨成為社區的文藝骨干,參加各種活動,氣質依然出眾。

每次,指著照片聊起往事,吳阿姨總是笑得很開心。外人不知道的是,愛笑的吳阿姨已經腸癌晚期。

“你去過造瘺排泄的老人家里嗎?吳阿姨身上干干凈凈,家里一點異味都沒有。”博愛遺囑庫執行主任張媛說,這得益于吳阿姨的先生每天精心照顧,給她擦身體,梳頭發,有時一起挽著手在林蔭下散步。

疾病讓吳阿姨動了立遺囑的念頭。她想把名下個人財產和夫妻共同財產羅列清楚,并分配給先生和兒子、女兒。她在寫遺囑時,望著博愛遺囑庫的工作人員說,不知道別的家庭怎么想,但對她來說,有個額外的叮囑,希望自己走之后,先生可以再找一個伴,“一定要一定要再找一個伴”。

“兒子、女兒長大了,都有自己的生活,我能陪他的時間可能也不多了,希望他在余生有人相伴,冬天冷了有人給他蓋蓋被子,春天有人跟他一起看看花,秋天有人陪他一起散散步。”吳阿姨一邊流眼淚一邊說,“不然的話,一個人實在太孤獨了,我放心不下他。”

當時,吳阿姨的先生站在門外等候,張媛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聽得到一聲聲低低的嗚咽。

博愛遺囑庫在江蘇,成立六年來訂立遺囑近萬份,從項目成立之初,張媛就在這里工作。她清楚知道,來這里訂立遺囑的主要是“20后”到“40后”的老人,耳順之年的吳阿姨和她老伴都算得上是年輕人。

在中國傳統概念里,遺囑總是與衰老、生死、欲望相勾連,若非一些顧慮或者契機,很多老人都認為現在還不到立下白紙黑字的“那時候”,談這個為時尚早。

張媛2022年30歲,剛生下孩子不久,仍在哺乳期。因為平時工作中總是與人生暮年的老人打交道,她倍加珍惜和家人的感情。“很多家庭沒有糾紛,一生的金錢財產可以順利地料理安排,但是最難撫慰的還是人心。”

放下戒備,放下禁忌

遺囑咨詢師通常是法律、金融、保險或者社工專業,不僅了解遺囑訂立的法律法規,也很熟悉老人的心理想法。耐心和專業是他們的日常,拆解一條條法律規定和一個個活生生的案例撫慰老人的內心,讓他們放下戒備,放下禁忌。

2022年9月30日,近期在中華遺囑庫申辦立遺囑的吳先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之前也去律所咨詢過遺囑事宜,可是對方見他只是咨詢,服務態度不佳,解答不夠清楚,“遺囑庫的咨詢師講解得很詳細,說了立遺囑有好多種方式,各有哪些要求和優點,如何避免繼承糾紛等等。我之前什么都不懂,現在能聽得很清楚明白”。

每一種遺囑都有形式要件要求,比如說自書遺囑要有效成立,在形式上需要符合三方面要求:遺囑人必須親筆書寫;遺囑人必須簽名;遺囑人必須注明年、月、日。遺囑不一定要去律所或者公證處立,但是必須得保證滿足形式要件的要求,才具有法律效力。

“通過立遺囑的方式,提前將自己的個人財產處分好,也是提前對自己身后事的一個交代,如果方式處理得當,也是一種合法有效的方式。”戴金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無論去哪里立遺囑,都需要符合遺囑的法定要件,如果不滿足遺囑的有效要件,遺囑可能被法院判決無效。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實施后,公證遺囑效力不再優先,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這也意味著遺囑訂立人的選擇將更加自由。

譚冬靜在廣東做了將近兩年的中華遺囑庫宣傳志愿者,為老人進行遺囑介紹和基礎的咨詢服務。她以前的工作是保險代理人,生老病死本就是常常談論的話題。不過,她認為保險并不能完全幫助到別人,遺囑能維護親情、體現關愛和責任,但很多人卻不了解遺囑。

在社區講座上宣傳時,譚冬靜經常能看到老人從一開始的無所謂到后來挺直腰桿仔細聽案例分析,還做筆記、拍照,講座結束還要提問,這令她感到自豪。

周思奇也感受到,最近兩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基本都是居民提出需求,社區主動邀約他們講課。“原先在社區辦講座,社區總擔心老人忌談生死、上座率不高,還有社區提出‘遺囑’講座能不能換個名字,用隱晦點的‘做好傳承’或者‘家庭和諧’行不行?”

很多老人也比較關心各地遺囑庫的收費標準。以中華遺囑庫為例,部分年齡在60周歲以上、符合免費服務范圍的老人可以免費訂立遺囑,但家庭財產較多、案情復雜特殊的老人需要支付相應費用,而且遺囑查詢、提取遺囑原件、遺囑宣讀等服務也是需要收取一定費用。

各式各樣的親情和糾葛

中華遺囑庫廣東中心主任李欣悅依然記得她做的第一個遺囑咨詢:老人想把身后財產留給兒子,明確不留給兒媳,“那只是一套四十多平的小房子”。

隨著越來越多的咨詢,她開始漸漸理解老一輩人:年輕人婚戀觀,特別是說離婚就離婚的架勢確實在瓦解老人的信心。2022年8月,民政部公布《2021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全國辦理離婚手續283.9萬對,接近于當年結婚登記數的四分之一。

《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1)》的統計數據也反映出老人的普遍憂慮,60歲以上的老人立遺囑,其中約14%的人是為了隔離子女婚姻風險,約32%的人是為了避免家庭糾紛。

這兩年,李欣悅在北京和廣州兩地都接受過市民的咨詢,包括打遺囑官司的再婚家庭,失獨或者丁克的老兩口,一生單身不生育的閨蜜,“能來找我們的老人,觀念比較先進,有時候叔叔阿姨坐在這里就開始談‘如果我死后’,他們不會覺得這個東西不吉利,只是談起家里的紛爭,很多人都會禁不住地流眼淚。”因此,中華遺囑庫的會客廳里總是備有紙巾。

2022年7月,根據觀研報告網發布的《中國遺囑服務行業發展現狀分析與投資前景預測報告(2022-2029年)》顯示,截至2021年中國遺囑服務市場規模已達到2.37億元。隨著觀念轉變和遺囑服務需求的日益增長,主要靠政府公證部門的服務供給模式已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因而需要引導社會組織參與遺囑公共服務的供給。

李欣悅認為,現在老人最擔憂的還是將來某一時刻當自己失能失智,他們會面臨怎樣的境況,老人的不安全感讓她唏噓。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茅倬彥曾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中國有4000萬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的總體數量還會增加。

老人會得到妥帖的照護嗎?子女會因為財產分配問題吵得面紅耳赤嗎?“遺囑、贍養協議等法律文件可以給予老人信心。”李欣悅說。

面對遺囑咨詢師,老人都不再忌談生死,將所有的擔憂和希冀逐一坦露,他們中有的只想把財產留給兒子孫子、不想留給女兒或兒媳,有的對親屬失望、只想指定忘年交做監護人……各式各樣的親情和糾葛終將凝結成一份份遺囑。

南方周末記者 黃思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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