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馬伯庸的過程中，他的手機不斷有信息進來。但除了一個貿然闖入的推銷電話，他的表達并未因此而中斷過。他一邊回復信息，一邊繼續和記者交談，沒有絲毫互相擾亂。

這與他的寫作狀態頗為相像。跟大多數創作者不同，馬伯庸不太在意清靜的環境和整塊的時間，他經常背著一個黑色雙肩包，里面裝著電腦，但凡有點空閑就打開碼字。無論是旁邊正在修路的咖啡館，還是朋友凌亂的辦公室，都留下過他“奮筆疾書”的身影。哪怕在機場、火車站等候出發的當口，他也可以筆下生風，直到閘機開啟，起身便走。他甚至有點喜歡在嘈雜中兀自安然的感覺，有一回他主動問過出版社的朋友，能不能把公司里臨著過道、人來人往的位置留給自己當書桌。

馬伯庸。圖/視覺中國

“我寫東西是可以隨時停下隨時開始的。”馬伯庸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或許這是他與生俱來的一種天賦，更可能是多年兼職寫作鍛煉出的本事。之前整整十年，馬伯庸在一家外企從事銷售工作，寫作都是在摸魚和休息時完成的。即便如此，他仍創造出了差不多一年一本的出版速度。而在幾十萬字的大部頭之外，他還寫了不少篇幅短小的游戲之作，并樂此不疲地在微博上活成了一個段子手。

不過，“一心多用”的高效也產生了一些副作用。他經常成夜失眠，清晰地聽著自己的腦神經如生銹齒輪一樣咯吱咯吱轉圈，感覺天靈蓋上像拴了一根繩，整個人被吊起來軟綿綿地來回擺蕩。去睡眠門診看病時，醫生告訴他這屬于大腦皮層興奮過度。

“術”

馬伯庸試過盡量不讓自己的大腦轉得太快，尤其是在他成為專職作家之后。

2014年時，他推出了《古董局中局3》，年底算了筆賬，發現寫作的收入已經遠遠超過工資，于是下定決心遞交了辭呈，奪回自己人生的節奏，嘗試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在他的憧憬里，此后的生活應該“有一座房子，門朝大海，春暖花開，百兆寬帶，還有外賣”。這愿望說小不小，說大倒也不大，在他給自己準備的工作室里，除了瞧不見大海的影子，別的基本都實現了。

有沒有大海其實并不重要，反正他也不會出去踏沙沖浪。對馬伯庸來說，最幸福的享受莫過于拉著窗簾一個人打游戲。為此，他買下了幾乎所有品牌的游戲機，在工作室豎起四面墻的書架，像陳列品一樣擺了上去。同為陳列品的還有30多本破舊漫畫書，從老家書店的庫房里一塊錢一本收來的，不為看，就圖瞅著過癮，因為小時候他夢想過有一天它們都是自己的。

他還制定了一份時刻清晰的時間表：早上6：20起床，給兒子做早飯然后送他上學，8：30到工作室開始寫作，中午吃飯休息，下午寫到5點去接兒子回家。不過，不要以為這是一種自律，因為“自律是要求自己做一件不喜歡的事，而且能夠持之以恒，但寫作對我來說不是”。這么做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保證每天都能完成4000字，保持手感，二是把寫作嚴格隔絕在生活之外，回家后堅決不開電腦，哪怕靈光乍現、文思泉涌。

然而事實并不那么遂人愿，時間和日程可以斷然切開，思維的運轉卻沒有一個精準操控的暫停鍵。即使只是看看電視，他也總會不自覺地去做敘事技巧分析。何況他已經給自己挖了太多坑，每一個都像幽靈一樣，常常在不期然間游蕩出來，撩撥一下他的大腦。“我的電腦里有一個文件夾就叫‘坑’，一有想法我就打開一個新文件寫下來，等成熟了再拿出來寫，已經攢了20多個了。”

這其中有一個坑，讓他牽掛了四年，直到去年底才終于用80萬字填上。那是一個關于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的故事，貫穿了晚清、辛亥、北伐、抗日、內戰半個世紀的歷史風云。小說最終取名《大醫》，這是他的第一部近代題材作品，亦是執筆時間最久的一部。

馬伯庸新作《大醫》。

說是最久，也不過才兩年而已。用筆健如飛形容馬伯庸也許并不為過，他推出新作的速度向來快得驚人。但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是，早年時馬伯庸曾嘗試著寫過網文，發現根本適應不了每天至少幾千字、還要有起承轉合的更新節奏。“就算現在，讓我披一個馬甲寫篇網文，我估計也直接就死了。”

馬伯庸覺得，自己的所謂高產只是得益于大量的閱讀和調研，“就是蘇軾那句話‘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這回寫《大醫》，他仍舊買了一書架與醫學相關的書，從清末的《藥學大全》到上世紀60年代的《赤腳醫生手冊》《農村常見病防治》，再到當代學者的醫療社會學著作，翻找了上海華山醫院的舊檔案庫，尋遍了學術文庫、二手書市場和各地圖書館，還走訪了很多老醫生。他甚至花了一年時間閱讀《申報》，每天看二三十份，讓自己進入到當時的語境和氛圍，“像玩VR游戲一樣，有一種沉浸式的體驗”。有時候他也會困惑，自己到底是為了寫小說而去查資料，還是為了給自己一個查資料的理由才去寫小說。

對于閱讀，馬伯庸是有一點焦慮癥的。他的眼睛一刻不能閑著，等地鐵等紅燈或者坐電梯的時候也必須看點什么，哪怕是附近的廣告，否則便會陷入嚴重的無聊和驚慌。有時候上廁所沒帶手機，他都要順手拿過旁邊的牙膏、洗發水，一字一句讀完上面的說明。這份焦慮也蔓延到了對時間的把控上，比如他永遠會提前三個小時到機場，不然就有一種即將誤機的感覺。因此動筆一部新作品之前，馬伯庸總會以預估的字數計算出每一天的工作量，從而倒逼自己按部就班地完成。在這個意義上，其穩定而均勻的輸出節奏某種程度上亦可以算作焦慮的一個副產品。

“法”

倘若就此以為馬伯庸是一個汲古窮經、日拱一卒的苦行派，實在是大錯特錯。于他而言，寫作僅僅是對舒適感的一種追求。他不做什么特別的期待，既不把寫作視為多么神圣的使命，也沒有一定要寫出宏篇巨著的豪情壯志，只要寫得過癮就行。“以前上班的時候掙點小稿費當個零花錢，覺得挺開心的，后來辭職以后專職寫字，也寫得挺開心。”

這種游戲精神，在其早期寫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處女作《三篇作文》里，他分別以田中芳樹、村上春樹、王小波的文筆，寫了常見于小學作文的三個命題“一只小船”“送傘”和“記一次難忘的勞動”；《留學生七種武器之泡面》，是他模仿古龍筆調寫下的一個無聊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故事；《冷酷仙境與世界盡頭：葫蘆兄弟人物賞析》《包藏禍心的現代神話：評日本動畫片<圣斗士星矢>》等，則完全是煞有介事的胡說八道，卻又透著些許解構和黑色幽默的氣質……這些當時發布在網絡論壇上的文字，很多都是和網友閑扯或討論的結果，用馬伯庸自己的話說，“有點兒現場說書抓現哏的感覺”。

即使是他正正經經創作的第一部長篇作品《風起隴西》，一樣充滿了惡作劇般的玩笑趣味。這是一個將現代諜戰情節嫁接到三國背景下的故事，行文盡是翻譯體的語言，種種細節也不甚精細，山清水秀的漢中在他筆下被寫成了黃土高原一般的貧瘠蒼涼，活在東漢末年的人物更是提前一千多年品嘗到了地瓜和沖泡的茶水。“如果把我稱為《風起隴西》親生父親的話，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賈克，祖母則是弗·福賽斯。外祖父是羅貫中與陳壽，外祖母是丹·布朗。”在當年的后記里，馬伯庸非常坦然地承認：“有人說把名字和地名全部替換掉的話，就是一部典型的蘇美間諜小說。對于這一點，我只能抱歉地回答：‘我是故意的，哇哈哈哈哈！’……換句話說，這是一部二十七萬字的惡搞。”

根據馬伯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劇照：《風起隴西》。

不過如果說之前的論壇貼文還只是靈機一動的信筆揮就，隨性地在科幻、武俠、靈異等不同故事之間穿梭游走，《風起隴西》看起來相似的天馬行空則正式開啟了馬伯庸明確的寫作方向和招牌性的文學模式。不論此后的《三國機密》 《兩京十五日》，還是最新的《大醫》，抑或是最為知名的《長安十二時辰》，無一不是歷史演義與類型敘事的巧妙拼接之作。“從那時起，我發現在歷史縫隙中，有許許多多可能性可以挖掘，這些猜想未必是真的，但值得用想象去填補——我把它稱為‘歷史可能性’寫作，即在不改變歷史的前提下，以一個全新的現代視角去詮釋。”關于這套“創作思路”，馬伯庸還有過另一種解釋，聽起來更加簡潔易懂：“歷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內幕，如果沒有，那么就制造一個出來。”

根據馬伯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劇照：《長安十二時辰》。

解鎖了故事寶藏的馬伯庸，并沒有馬上迎來屬于自己的開闊市場。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留給大眾的段子手印象遠遠蓋過了寫作者的形象，人名比書名更知名。直到2012年《三國機密》出版時，他所創造的銷量仍然只是不好不壞地徘徊在五六萬冊的水平。

《古董局中局》的誕生，才是馬伯庸真正邁向暢銷的轉折點：“之前是小打小鬧，之后進入了大眾視野，很多人陪我一起玩。”第一部上市時，這部作品就賣了超過50萬冊，在之后影視市場的IP熱潮中，它和《三國機密》又成了馬伯庸最先被改編的作品。

根據馬伯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劇照：《古董局中局》。

《古董局中局》的成功，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一個“運籌帷幄”的結果——當然馬伯庸并不這么認為：“讀者那么多，怎么可能一個一個準確地擊中他們。”但早在2010年時，替馬伯庸打理作品版權和商業事宜的公司就開始幫他構想下一步作品的題材了。一次聚餐吃燒烤，他們正好瞥見電視上播放著一檔王剛主持的鑒寶節目，立馬冒出一個點子：如果能寫一部天天砸古董的小說應該挺有意思。于是在動筆之前，故事布局、情節走向乃至影視改編的思路就已然策劃在案了。雖然當意見偶有分歧時仍會以馬伯庸的想法為主，但他真正落筆還是試了三四稿敘述風格，因為公司圖書事業部的經理說，他們需要一個連前臺小妹都能讀得下去的雅俗共賞的通俗故事。一開始，馬伯庸其實并不認同這個意見，但到最后，他不僅接受了建議，還主動地尋求起了“老嫗能解”的效果。因為那時家里剛好請了一位照顧兒子的月嫂，馬伯庸就把寫好的小說拿給她看，本來開篇寫了一個人與文物之間的緣分，沒想到月嫂直接跳過了那幾頁，等到成書時，這部分內容便被他刪去了。

“以《古董局中局》為代表的馬伯庸近期作品，一方面以知識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為他贏得了一批新讀者，但也沒有完全拋棄他賴以成名的拼貼風格和腦洞大開。”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學者高寒凝長期關注網絡文學，關于馬伯庸從這部作品開始發生的微妙變化，她在一次采訪中曾做出過這樣的評價：“或許馬伯庸也在尋找某個平衡點，即位于他過于強烈的個人風格和廣大讀者的接受能力之間的那個平衡點。”

“道”

在馬伯庸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都有著一種相似的執固氣：《風起隴西》里的荀詡頂著官僚系統的內部掣肘，孤獨而堅定地追查著真相；《古董局中局》里的許一城螳臂當車，明知失敗還是一往無前；《長安十二時辰》里的張小敬如一匹孤狼，受盡誤解仍要拯救整個長安城……

但這絕非源自他的某種自我投射，恰恰相反的是，他并不執固。“我不是那么軸的人，我的座右銘就四個字：隨遇而安。”馬伯庸說，這與他的童年經歷有關。因為父母從事的行業是機場建設，兒時的馬伯庸只能跟著他們不斷搬家，從小到大一共轉了13次學。“對于小孩來說，（面對）不斷出現的陌生環境，你的生存哲學就是好好適應它。”

所以，雖然他強調“寫作是一個本能沖動”，要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卻不會在通向市場的有效路徑出現時，由于要堅持自我而表現出強烈的不適和猶疑、掙扎與抗拒。況且在他看來，風格和寫法上的改換并不意味著妥協或者討好，而只是追求的自然變化。“游戲精神還在，只是我會把它埋得更深。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審美不一樣了，以前追求違和感，覺得把兩種不同的東西擱在一塊呈現出一種非常離奇的效果很好玩，但現在的追求是編得天衣無縫，讓你感覺不到任何的違和感。”

馬伯庸不是一個擰巴的人，他有他自洽的方式，更不認為有些事情必然地處于對立狀態。就像面對不斷攀升的作品銷量和紛至沓來的影視資本，他會有意識地調節自己的創作，以避免“被熱度沖昏頭腦或者被流行裹挾”：“每次出完一本暢銷之后，我都會停下來冷卻一下，寫一個賣相不一定會暢銷的。”與此同時，他也坦然于商業成功和市場擁抱：“寫作就是一個暴露的過程，暴露給更多的人是好事。作者沒有義務去考慮小眾作者而不希望太火。當然，我承認有些作家會這么想。”他甚至為此從文學史層面找尋到一份依據——或者，用“事實”替代“依據”更準確客觀——

“我一直把文學作品分成兩種，一種叫‘我文學’，一種叫‘你文學’。所謂‘我文學’就是不去管周圍的人，只想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比如屈原的《離騷》、李白的《將進酒》，這個東西就是典型的‘我’的內心澎湃得不得了，要宣泄出來，誰聽誰不聽誰能聽得懂不關心。‘你文學’實際上是中國通俗小說的濫觴，會有意識地做一些商業上的迎合，明代清代的出版業其實都是一種‘你文學’。這兩者一直并行不悖，后來有所合并有所繼承，到現在其實已經沒有純粹的‘我文學’或者‘你文學’，都有一些商業上的考慮，都有一些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對于自己的創作和身份，馬伯庸一直有著明確的自我定位。他說過他生產的是消遣品，沒有達到文學的程度，只是“一個有趣的歷史小說作家”。然而，一個熟讀歷史、可以在各種縫隙中以假亂真創造故事的人，真的就止于有趣嗎？采訪中，他其實也說到覺得自己還有一些東西沒寫出來，不過當問他“沒寫出來的是什么”時，他始終沒有給出具體的回答，只說那是一種感覺、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或許那些東西不是還沒寫出來，他只是無意用力著墨于此，更決計不會隨意對外人道。就像說起最近讀的那本著名歷史學家羅新所著的《漫長的余生》，他可以無比精準地指出作者“寫一藏十”的深沉用心，但當真的談至作者隱于文字背后的憂思時，他則不無巧妙地用一句“既然他要藏起來，我們就不要把它說破”迂回開去。

發于2022.10.31總第106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馬伯庸的“術、法、道”

記者：徐鵬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