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叫《命運》的小說，會寫些什么？一個敢以命運為題的作者，得有多大的雄心，或者自負？

這個人是蔡崇達。他的文學作品不多，迄今只有一本短篇集《皮囊》，是近十年來的現象級暢銷書。蔡崇達的命運也被這本書改變。出版8年，《皮囊》為他帶來名氣、收入，以及一個當紅作家的身份。他此前是媒體人，現在成了職業作家。8年之后，他才緩慢地出了第二本書。主角是活到99歲的“阿太”，在臨終前的床上回顧一生，堪稱一個女人的史詩。

“我是在‘招魂’。”蔡崇達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希望召喚中國底部的堅韌和彪悍來回應這個時代，那些精神一直存在，但被遺忘了。這本書被他命名為《命運》。

蔡崇達。

成功

9月15日，《命運》的首發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臺上立著一溜及腰高的電子立柱，嘉賓們按下按鈕，立柱發出彩色的炫光，宣布新書發布。一個特制的機械裝置被推上臺，像花瓣一般展開，露出碩大的封面。二三十位嘉賓中，有多位作協領導，以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對其評價不俗：“《命運》是關于中國的普通的、最基本的，或者說涉及中國人生命根性的一本書。”

蔡崇達作品《命運》。

《皮囊》成為暢銷書之后，蔡崇達成了出版界炙手可熱的作家，在老家也變成一位年輕的大家。但他沒有趁熱打鐵，而是從文學界消失了。

“《皮囊》出來之后，很多人找我。只要我寫《皮囊2》，或者隨便寫點什么，就可以獲得很高的收入。”蔡崇達說。但他珍視作家這個身份，珍惜第一本書帶來的口碑。他擔心如果粗制濫造、急功近利，會讓讀者對他的真誠產生懷疑。

他的生活在《皮囊》之后并不安定。那本書出版幾個月之后，他徹底離開了曾經帶給他名聲、理想和安身之所的媒體行業。后來他做了一些別的事，包括在創業熱潮中創辦了服裝品牌。“要么不喜歡，要么我覺得很不成功，要么即使表面上成功，但挫敗感非常重。”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探索到三十四五歲的時候，他遭遇到內心深處的矛盾：一面希望能卸下一些欲望和焦慮，享受舒展的愉悅，但還沒躺平多久，又開始嫌棄自己。真實的自我這時才浮現出來。

在三十幾歲的末尾，趕上疫情暴發，很多事情停頓下來。他發現時代與自己的精神狀況有某種共通之處：“無法躺平，又很難突破什么，夾在這中間”。這不僅是他的個人感受，也是很多人真實的處境。

難過的時候，他總會想起阿太，一生多災多難，卻始終彪悍。他想，寫下阿太的故事，或許能給這個時代帶來些許激勵。

底部

《命運》有個《百年孤獨》般的開頭：“在我老家，離世真是個技術活。”蔡崇達不厭其煩地講述著六七十歲之后，阿太是如何挨個跟鎮上彌留之際的老人交流，詢問他們死亡的感受；也耐心地敘述閩南老人在預知死亡之后，如何平靜地履行等待死亡的程序。

《命運》內頁。

在宗教風俗繁盛的閩南，死亡嚴格得像一項工作，需要提前準備，躺在自家廳堂正中的床上，靜靜等待。因此老人上了年紀，就開始了與死亡的貓鼠游戲。這種儀式感和游戲感削弱了死亡的悲傷與恐懼，頗有馬爾克斯筆下南美的魔幻氣氛。

在等待死亡的床上，阿太與“我”慢慢地回憶起一生的故事，上下六代人，延綿百余年。故事里的阿太，在現實生活里是蔡崇達外婆的養母，也是他最親近的親人。他將虛構與真實編織在一起，一邊寫，一邊重新被阿太折服，寫到“全身發抖”。

其中有一段真實發生的故事。婚后，阿太的丈夫楊萬流去了馬來西亞掙錢，多年杳無音信。某年終于來信，寄來路費，讓阿太帶著全家去南洋投奔他。阿太妹妹的丈夫和孩子也在馬來，但妹妹在海關被攔住了，因為丈夫已經組建了新家庭，不愿她去找他，沒給她簽訪親的字。阿太把妹妹推到前面，讓她頂替自己的名字出了關，并且讓她轉告楊萬流，重新找個人結婚，生自己的孩子。阿太一生沒能生下孩子，對丈夫于心有愧。蔡崇達曾經跟阿太問過這件事，阿太笑嘻嘻地說，是啊。她后來的孩子是收養的。

很難想象，一個人活了99年，命里會遇到多少褶皺。故事里，阿太的父親在她出生不久，就被抓壯丁進了國軍，隨后去了臺灣，終生未回。母親在她結婚當天跳海自殺。婚后丈夫下南洋，再未回來，她把領養的兩個兒子送到丈夫身邊。多年后兒子回來，一個身患絕癥，一個破產跑路。她歷經了女人能經受的所有苦難，“比起怎么過日子，我更知道怎么辦葬禮。”

在《皮囊》里，蔡崇達就傾訴過對阿太的依戀。每次遇到挫折，他總是請假往老家跑，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個下午，聊聊天。他與阿太和故鄉一直保持著親密的聯系。幾十年來，小鎮青年不斷從故鄉走進城市，把回不去的故鄉留在身后，作為龐大的小鎮青年中的一員，蔡崇達卻少見地并沒有與故鄉漸行漸遠。他頻繁地往返于故鄉和北京，后來是上海。直到現在，每次做重大決定前，他都要飛回老家，去廟里求個簽——主要是求心安。這與閩南地區的宗族傳統有關，也與他自己的家庭狀況有關。自從高二那年父親中風，母親就把他當成了一家之主，家中大事都由他定奪。

最近兩三年，故鄉的消息多是令人沮喪的。家中親戚接連遭遇公司破產和失業，他跟母親經常打電話到半夜，一一細數老家的人遇到的困難。他的老家泉州是外貿經濟重鎮，中國鞋服行業的領頭地區，他家所在的東石鎮也因此帶動起一項手工產業：串吊牌。經濟好的時候，給衣服串一個吊牌能賺兩三毛錢，這兩年又掉到幾分錢一個。回老家去長輩和鄰居家串門，他一邊聊天，一邊手里幫他們串著牌子。家中條件寬裕時，泉州老年人常常去寺廟做義工，子女可以養家，但蔡崇達媽媽所在的義工團，從鼎盛時期的幾百人縮減到現在的一二十人，老人們又回去掙錢貼補家用了。一條街上許多家庭都有人失業，這些街坊在他小時候吃不上飯時接濟過他家，大學時他到北京參加比賽，他們也慷慨湊過路費。夜深人靜，掛斷電話，他發現自己一個人也幫不了。

蔡崇達的姐姐和姐夫也失業了，卻羞愧于接受弟弟過多的資助。今年外甥女考上東北的大學，他執意為姐姐定了機票和酒店，讓她親自送女兒入學。“我就想讓她看到希望的樣子，”他說，“這種細節是編都編不出來的。”他不斷地感嘆著“太難了，太難了”。

在這個當口，蔡崇達又想起阿太，想起故鄉那些經歷過苦難的人，他們靠著神明、宗教和豁達的人生觀堅持活著。“這個時代就是要正面剛，”他語氣昂揚了起來，“我希望他們堅韌，不能容忍。當個失敗者都要威風凜凜的。即使倒下，要往前倒一步，而不是往后倒，往后倒太丟人了。其實這是我所以寫這本書的原因。”

蔡崇達認為自己永遠生活在中國的底部，底部在最困難的時候支撐了他，他對底部的人和力量有天然的信任。在他們眼里，這些艱難太常見，以至于顯得那么簡單，甚至不值一提。這種達觀、隱忍和迫不得已的心硬，塑造了來自中國底層的堅韌，也給予了阿太彪悍的性格。

“我其實是在招魂，試圖召喚回萬水千山和萬千人生，陪現在的人去面對和度過巨大的無常。”面對《中國新聞周刊》，他沒有掩飾自己的雄心。

潮汐

寫作《命運》最為困難的部分是開頭，蔡崇達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正文16萬字的小說，他寫了27個開頭，每一個都寫了七八千到一萬字。他試圖摒棄“話說從前”的傳奇式口吻，從第一句話起，就將人們拉進一個娓娓道來的內心世界。他希望這本書是一部心靈史，再劇烈的歷史進程，如果沒有投射到人的內心，也只是一層模糊的影子。

對于小說的立意、結構、語言，他在動筆之前就有著明確的意識。寫完之后，他請身邊不愛讀書的親人讀，哪里停頓下來，他就去改，盡力破除每一處閱讀障礙。對他而言，《命運》是他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要求進行寫作，而《皮囊》是一次“應激型”的寫作。

《皮囊》動筆那年，父親剛剛去世，他處于一種懸空的狀態。父親在世的最后幾年，因為父親的重病和家庭困窘的經濟狀況，他急切地渴望出名，想寫出暢銷書，幫家里擺脫困境。父親重病八年，他一只手托著家庭的重負，一只手托著自己在新聞行業的理想，走得辛苦，但也沉穩。父親的離去突然之間卸掉了他最重的負擔，而此時，對新聞行業的熱情也在消退。他在《皮囊》中寫到過那時的迷茫：“我瘋狂工作，不讓自己有空余時間，除了真實的生存壓力，還在于，我根本不敢讓自己有空余的時間，因為時間一空下來，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時間，怎么去面對生活。”

八年來，他每隔半年左右都會重讀一遍《皮囊》，以確認這本書是否還有價值。他一面覺得30歲的自己還是挺勇敢的，一面也為書中那些激烈到嘶啞的嚎哭感到些許不好意思。他甚至想過修改一遍，顯得更優雅一些，但終究沒有提筆篡改青春的情緒。

那確實是一篇篇情緒飽脹的文字，他形容當時的心境，是在極度痛苦的時候咬牙切齒寫字，試圖去理解自己、表達自己，也迫切希望從故鄉和親人的記憶中獲得能量。他的文字寫到了普遍存在于青年人生活中的故鄉與遠方、成長與傷痛、夢想與現實……他用多年媒體特稿寫作訓練出的扎實文筆，調動不愿再克制的濃烈情緒，鍛造了這本成長之書。

在那之后，他有了明確的作為作家的意識，就是要抵達人心。對于身為作家的責任，沒有比他自己的這個比喻更為貼切的描述了：“我就站在這片海里，我看著這片潮汐。如果這片潮汐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關鍵點，我會趕緊點亮那一盞燈籠。其實是這個樣子，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他想在自我內心體驗和社會心理的交叉點上寫作，從而激蕩起廣泛的共鳴。小時候，文學作品撫慰了他的孤獨，讓他覺得世界上某個地方，竟然有人幫他說出了想說的話，理解了他都不理解的自己。后來他的寫作，也希望能將標槍精準地投擲到人們內心的某個共通點上。

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么他對宏大的命題有著深深的迷戀。在采訪中，他不斷地重復命運、時代、民族、責任這樣的字眼。命運與人生、生存與死亡、夢想與現實的主題，在他不多的作品中反復出現。他此前正在準備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已經想好了書名，叫做《眾生》。

他的兩本書始終圍繞在故鄉的海浪與香火之中，他覺得泉州是個特別的地方，給予了他巨大的底氣，足以應對宏大的命題。“我如果調動個人的記憶，調動一個小鎮的記憶，試圖去正面剛這個時代的問題，毫無勝算。”他說。東晉戰亂后，中原大族為避亂而衣冠南渡，落腳泉州，帶來了中原文化。千年之后，泉州還保留著中原文化的基因，歷代的禮俗還在生活中延續。泉州號稱“五百路神仙”，至今也是中國民間宗教香火最繁盛的地區之一，一個被海浪沖到沙灘上的死者，也會被人們供為神明。蔡崇達理解，這是因為死者領會過生之艱難，人們希望他可以陪伴生者。

泉州的寺廟曾遭遇過大范圍的打擊，當地百姓千方百計將神像保存下來，藏在廁所里、被窩里，偷偷供著。在《命運》里，這段歷史即使只是被隱晦地描摹，也透出一番驚心動魄。阿太的婆婆去世之前對她說，為她留了一尊神，但沒說藏在哪。后來生活遇到難關時，阿太躲進廁所哭，一抬頭，發現了廁所梁柱上的佛像。

發于2022.10.31總第106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一本以命運為題的書，會寫些什么？

記者：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