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起，到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在中國大地上駐立兩千多年的各王朝，大都十分重視對官員的管理。《詩經·小雅·北山》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更有宋一代，更是中國歷史上官員隊伍膨脹、管理體系復雜的一個典型朝代。
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律，永葆宋朝統治經久不衰是統治者窮其一生的不懈追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主張，明確指出對官員加強管理是實現這一理想目標的直接途徑。
不過，自古就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天高皇帝遠”等俗語定義自上而下的統治甚是不易。故歷代都通過“考課”來約束官員的行為，以達到河清海晏，時和歲豐的安泰局面。
歷史上的宋朝因相繼簽訂澶淵之盟、紹興和議等停戰協議給后世留下了國力空虛、考課不振的傳統印象。但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考課制度對后代王朝乃至現代社會都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自安史之亂后，節度使遍布唐朝邊境和內地，其不僅掌握當地財政軍大權，到了后期更是不聽中央號令，自行選派官員，割據一方自成體系。正如唐文宗朝李敬方所寫：“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暗諷汴河到淮河一地的節度使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情景。
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集權，改變唐末以來武將專權，官員只對藩鎮負責的局面，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采取了眾多措施，《續資治通鑒》載，宋大臣趙普提出“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主張。
為抑制武將勢力，宋太祖利用宴會“杯酒釋兵權”，剝奪了大將統領禁軍的權力，實行崇文抑武、強干弱枝的政策。從此，文人士子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官僚地主被吸引到政治體制之中，開創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與官僚政治相結合的政治新格局。
這種出于對五代亂象的反思而推行的崇文抑武政策，帶來的直接現象便是宋王朝對士大夫的重用，再加上統治者對科舉制的重視，不斷增加科舉取士的名額，使得文化水平較高的士大夫隊伍不斷擴大，政治影響力也不斷提升，逐漸形成士大夫政治。
而在此政治的影響以及世人對士大夫的推崇和信仰下，宋王朝的統治首先在人員構成上造成了冗官現象，宋代詩人賀鑄在《贈張士元》一詩中提到“冗官猶愧蘇司業，不得時時送酒錢”便深刻地反映了這種現象，這時關于官員升遷的標準和方法問題也成為統治者迫于解決的難題。
而宋代的考課制度則很好地將地方官員考核與官員職位升降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一大創舉。
宋代考課制度的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經歷了一個由簡到繁，由粗到細的過程，并在此過程中多隨宋朝發展具體情況而變。所謂“考”，就是考察官吏在任職期間的各種表現，所謂“課”就是核實其政績的意思，這里指根據法令法規或者皇帝旨意，通過中央政府對官員的政績進行考核。
宋朝建立后，為了防止大員專權，在官員任命上實行官職差遣分離制度。即官員既有實際差遣，又有官階，前者是其擔任的具體職務和享有的實際權力，后者是其在官僚體系中所占據的品階。總的來說，就是官員的實際責任與官職的規定有所出入。
在此基礎上就形成了兩套對應的官員考核制度，即以歷紙制為主的差遣職任考核制度以及以磨勘制為主的官階晉升考核制度。
歷紙制，即宋代官員使用印紙歷子批書功過的制度。宋朝官員的印紙就是蓋有主管部門印章的白紙，用來記錄在職官員的政績作為和功過獎懲，作為官員考課的依據。這些印紙不得丟失，必須隨身保存，歷子則是印紙的合訂本。
印紙根據頒給主體的不同分為御前印紙和選人印紙，前者由皇帝御批授給或堂除（包括宣授），即由中書門下省或樞密院派人宣布授給；后者則是由吏部頒給印紙歷子，大量普通選人多是通過此種途徑獲取印紙歷子（宋代選人代表的是朝廷的下層文官，主要在地方任職）
宋王朝存在的三百多年里，歷紙制也在不斷的完善發展著，并且逐漸擴大范圍至全國各行各業。
宋太祖建隆三年就實行了書校日批書制度；宋太宗時進一步強化了對官員印紙批書的管理，并擴大了實行印紙批書的范圍，對諸路監司也實行了此制度（監司即有監察州縣之權的地方長官的簡稱，如轉運使、轉運副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及提舉常平等職統稱監司）。
宋神宗時進一步擴大了實行印紙批書的官員的范圍，對中下級武官、太醫局醫官和學生也實行了印紙批書，元豐改制后更是對中央諸司官員全部實行了印紙批書制度。宋朝詩人韓維在詩中所寫“御前賜印紙，盡部東南州”正是對這種情況的準確反映。
在封建王朝的發展過程中，在對官員進行考核后都會實行相應的獎懲升降，以此來提高官員對朝廷的忠誠度和向心力。而官員獎懲升降是以政績還是以資歷為標準則是令統治者頭疼的一個問題。
若以政績為標準，則一些行政能力平庸的官員一生都只能守著那一畝三分地過活，眼前所望是能看得見的未來。若以資歷為標準，則政績突出，行政能力強的官員卻會因官齡所限，所獲得的報酬無法與付出的勞作匹敵，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不求無功，但求無過”的政治風氣，所有人坐等資歷有余步步高升。兩種標準都無法調動官員的政治積極性，不利于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這時，以磨勘制為主的官階晉升考核制度應運而生，宋朝的磨勘考核制度是將政績考核與資歷審核相結合的一種制度創新。磨勘制是有關官員官階升降的再考核制度，即在官員的資歷達到規定標準后，根據印紙歷子所記載的官員政績作為和功過獎懲等情況加以審核，決定該官員是否能夠進行官階轉遷。無疑，在這種情況下，歷紙制是作為磨勘制的基礎而存在的。
宋王朝不同時期對磨勘制的規定也是不盡相同的。宋初規定資歷達到一定年限便可磨勘，并未對資歷和政績做出嚴格規定；宋真宗時，規定文武官均三年一磨勘；宋仁宗時，規定文官三年一磨勘，武官五年一磨勘；到范仲淹慶歷新政時為了防止無勞績者憑借年歲升遷，實行了保舉改官制度（即宋代由大臣保舉任用官吏的制度）。
宋英宗時又制定了京朝官磨勘止法，對不同官員的磨勘年限及升遷官職最高點做出限制，規定選人磨勘須“三任六考”，通過此項規定，選人若想升遷為京朝官，至少需要十年時間，且在此期間，須一直接受歷紙制的考察。
宋神宗元豐改制時進一步明確磨勘范圍，并對不同類別的官員規定了新的磨勘年限，此后雖有所變更，但總體以此為依據。而磨勘規定年齡以70為斷，70歲以后，仕途生涯就此結束。
磨勘制對官員的升降獎懲有著嚴格的規定，宋神宗時采取“四善三最”考核法。“四善”指“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及恪守匪懈”。“三最”指“獄訟無冤、催科不攏為治事之最；農桑墾殖、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奸盜、人獲安處、振恤困窮、不致流移為撫養之最”。
宋高宗時又以“八事之法”考核官員，分別為“舉官當否、勸課農桑、增墾田疇、戶口增損、興利除害、事失案察、平反冤獄、覺察盜賊”。
從磨勘制度考核內容來看，由最初的“四善三最”，到后期的“八事之法”逐漸細化，形成全方位的績效考核體系，這種考核方法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體現了當時社會發展中最為關注和重視的問題。
宋真宗時期，有一位叫張祥的官員，曾經犯貪贓罪被罷黜為江州參軍，后來復出從主簿提拔到縣尉，三任考核成績都比較好。但在磨勘時發現曾經犯過罪，宋真宗認定此人不能做主官，只能做幕僚，于是不再提拔他。
在歷紙制和磨勘制的雙重效力下，宋代的地方官員考核制度漸趨完善，并在規范官員行為、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山河但無恙，且保煙火尋常
宋代地方官員考核制度存在了三百多年，總體上講它對兩宋政局的穩定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既能保護宋王朝屹立三百年不倒，又對后世乃至現代社會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中的歷紙制對當代中國公職人員的年終考核形式即填寫年終考核登記表的產生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它同樣是中國政府機構對公務員的考核制度、各類事業機關對其員工的考核制度形成的源頭活水。
不過因為宋朝官員考核制度的標準多是根據王朝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制定的，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有所掣肘。在印紙歷子考核中，一般多以當地人口、土地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但隨著宋朝積貧積弱情況的惡化，中央多將財政經濟作為考核標準。這就導致官員過分關注賦稅征收狀況，從而導致管轄區內民生怨懟，百姓負擔過重從而與宋王朝所期待的河清海晏相背離。
如：南宋胡穎任平江府知府時明知按法律規定不應該增收義米，但迫于地方財政壓力又不得不非法征收。盡管胡穎“拳拳為民之心，如此其切至”，但“官吏決不可以數月無俸，士卒決不可以數月無糧”,平江府增收義米之舉決不可去，否則該府財政將無以為繼。
再者，宋王朝延續著古代封建制度的顯著特點，在皇權至上的普遍認知中，以皇帝為首的權力集團多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做出維護自身利益的決定，這就使得官場潛規則大行其道，金錢、權力、人情關系甚至是帝王的一時興趣也會對考核制度產生顯而易見的破壞。
雖然地方官員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不免受到官場潛規則的部分影響，但我們相信，在中國幾千年輝煌文化的影響以及宋朝三百年的長足實踐中，宋朝地方官員考核制度歷經千年的演變一定會在中國發展的漫漫征途中創造更加振奮人心的價值。力量雖小，但求山河無恙，煙火尋常。
結語
宋朝給后世留下的深刻印象往往是極具矛盾性的，既有超越大唐盛世的開放繁榮，卻偏偏只向往偏居一隅的安寧；既有超越國度異域的自由開明，卻往往被烙上軟弱無能的標簽。
西方與日本學界更有學者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和經濟發展時期，我們不禁好奇，在寒風中搖搖欲墜的宋王朝，何以走過三百年的無恙歲月。而今我們應當明了，經濟文化繁榮的背后總有優越制度做支撐。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如果可以穿越，他愿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我想，這不僅僅是對宋朝紛繁的物質生活的追求，更是對宋朝自由舒適的文化風氣和開放社會的向往。
如果可以，我希望每個華夏人都能感受一下宋朝制度所具有的張弛力，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能維持長治久安的從來不是任何一方的揭竿而起，而是歷經山崩地裂仍能將維系山河矗立的恰逢其時的正確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