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在韓國尹錫悅政府主動讓步下，日企在二戰期間強征韓國勞工的賠償問題，達成初步解決方案。針對日本二戰時期強征勞工受害者賠償問題，韓國政府決定由韓國行政安全部下屬財團籌措資金，替被告日本企業代付賠償金。日韓兩國在持續三年貿易爭端和外交關系緊張之下，開始出現緩和跡象。
當地時間2023年3月7日，韓國首爾，韓國反對派議員和民間團體在國會舉行集會，反對韓國政府關于強制勞動賠償問題的計劃。視覺中國 圖
二戰時期強征勞工問題被視為韓國和日本之間最大懸案之一，歷經兩國多屆政府的交涉與談判。韓國政府于6日宣布，將由韓方基金會代為賠償二戰時期日本強征韓籍勞工的損失，不要求此前被韓國最高法院判處賠償的日方被告企業參與籌資。
“在面臨諸多困難的情況下，政府發布了二戰被日強征勞工索賠案的解決方案，這是為推動韓日關系面向未來發展而做出的決斷。”韓國總統尹錫悅3月6日說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日回應稱，日方將繼承歷屆政府的歷史觀，評價韓方公布索賠方案“是恢復日韓健全關系的一種方式。”“我愿繼續同韓國總統尹錫悅保持密切溝通，發展日韓關系，也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日美韓之間的戰略合作。”
隨著韓國政府做出讓步，日韓外交關系和貿易往來也將出現緩和。在韓國主動做出決斷后，日本政府6日隨即表示，關于從2019年持續至今的對韓出口管制強化措施，將啟動雙邊磋商。日韓媒體援引外交人士報道稱，尹錫悅計劃3月訪日，并有望重啟日韓首腦每年一次互訪的“穿梭外交”，不過兩國官方均未證實消息。
自2011年10月日本時任首相野田佳彥訪韓，2個月后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訪日以來，兩國首腦互訪已經停止了近12年。不論首腦外交是否成行，日韓關系已經在快速“融冰”，然而尹錫悅不得不面對國內巨大壓力。二戰受害勞工及韓國一些公民團體高呼反對索賠解決方案，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譴責這一決定是“外交史上最大的恥辱和污點”。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教授西野純也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在二戰勞工索賠案中，日本的主張得到實現，尹政府因此在國內背負了巨大的政治風險，能否獲得涉案原告和韓國國民的理解和支持，將成為日韓關系進一步改善的關鍵。眼下橫亙在日韓之間的問題有很多，能否從過去10年的惡性循環中擺脫出來，取決于兩國首腦構筑合作關系的意愿。
“韓國在二戰勞工問題上的讓步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副教授王簫軻認為，韓日關系可能會在美日韓協作機制下協調得更加順暢，但雙邊關系的持續改善前景并不明朗。
歷史遺留問題
據韓國歷史學家估計，在35年的日本占領期間，數以百萬計的朝鮮半島居民被強制征往日本的工廠或礦坑勞動，其中有工人在事故中死去，這還不包括二戰期間被日本軍隊強迫進行性奴役的婦女。
長期以來，這些被日企強征的韓國勞工及遺屬多次發起訴訟向日方索賠，最早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但日本政府和涉案企業一直以兩國在1965年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已解決索賠問題為由拒絕賠償。根據1965年簽署的這一協定，關于兩締約國及國民（含法人）的財產、權利和利益以及兩締約國及國民之間的請求權的問題，得到徹底且最終解決。
1965年，日韓實現邦交正常化，并簽訂了《關于日本國與大韓民國之間基本關系的條約》，同時作為其附屬文件，簽署了《有關財產及請求權問題的解決及經濟合作的日本國和大韓民國的協定》等，簡稱《日韓請求權協定》。根據這些協定，日本向韓國支付3億美元的無償援助；2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有償援助，由此兩國及國民間的賠償要求權最終得到了解決。
但部分韓國勞工認為，當年強征韓國勞工的日企從未在法律上承擔責任，且分配到個人身上的款項不但金額有限，并且也不是以“賠償”名義做出的，缺乏道義上的悔過態度。《韓民族日報》稱賠償方案“滿是錯誤答案”，因為日本被告企業未被要求參與賠償，日本政府也未就該事件直接道歉。鑒于對日方態度的不滿，韓國部分勞工及遺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以個人身份控告日本企業。
韓國大法院于2018年10月作出終審裁定，判令新日鐵住金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賠償韓籍二戰勞工賠償原告，日企拒絕賠償。這開啟了日韓關系的新一輪惡性循環。
因擔憂韓國凍結日方在韓資產，2019年7月，日本方面以“雙方的互信關系受損”為由對一些出口韓國的半導體制造原材料施行管制，韓國政府認為這是日方不滿裁決而進行“政治報復”。韓國則以不續簽《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作為回應。
此后，韓國民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雙方關系降至冰點。
迫切與日交好之動因
自上任之初，尹錫悅就將改善韓日關系作為重要的外交課題之一，在多個公開場合表達“盡快改善對日關系”的強烈意愿，二戰強征勞工問題成為他用來“破冰”的利刃。
在公布索賠方案的幾天前，尹錫悅已經對外釋放了強烈信號。今年3月1日的“三一節”紀念活動上，他說：“‘三一運動’過去一個世紀，如今日本從過去軍國主義侵略者轉變為與我們共享普世價值、在經濟安保及全球議題上攜手合作的伙伴。”“應回顧未能順應世界歷史之變而喪失國家主權、飽受痛苦的過去歷史。”
“三一節”是韓國紀念1919年3月1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抗爭的獨立運動，在具有歷史意義的節點，尹錫悅將日本從“侵略者”的角色轉為“伙伴”，有韓國公民團體和歷史學家譴責尹錫悅助長“親日歷史觀”。韓國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發言人批評尹錫悅言論是在合法化“殖民現代化論”，即日本當年對韓的壓迫性統治最終對韓國有利。
韓國總統室官員隨即辯駁，聲稱韓日有兩大勢力，一個爭取克服過去問題面向未來，另一個則圖謀激起反日和嫌韓情緒謀取政治利益。“誰更為國家利益和下一代著想，國民應該看得很清楚。”
“從全新視角來看，在政治和經濟上，韓國能從日本那里獲取更多利益。”首爾國民大學的韓國與日本關系專家李元徳對韓媒表示，在應對朝鮮和中國方面，以及應對在供應鏈領域的挑戰，日本也需要韓國與其站在同一陣營。
實際上，外界看得很清楚的是，尹錫悅急切想要改善韓日關系。據韓媒MBC報道，尹錫悅親自說服執政黨內反對索賠解決方案的人士，稱“即使國內輿論惡化，也要改善韓日關系。”西野純也說，由于韓國“保守”與“進步”的意識形態對立，韓日關系某種程度上也是國內政治問題，尹錫悅希望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出發，實現對日外交正常化，在其面對國內政治困難時，岸田政府應該積極主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推動韓日關系改善。
“目前來看，改善對日關系的節奏太快，步子太大。”王簫軻說，韓國民意反彈是必然的，在野黨會掀起新一波的反尹高潮，尹錫悅的支持率恐進一步下滑。
就在尹錫悅在3月1日發表爭議性演講的當天，數十名韓國民眾在位于首爾的日本駐韓大使館附近進行集會，他們撕毀了一面帶有日本“太陽旗”圖樣的橫幅，并要求尹錫悅政府停止就強征勞工問題與日本進行的談判。3月6日，在新的賠償方案公布之后，數百名韓國受害勞工及家屬和市民團體的代表來到首爾市政府前的廣場上舉行集會，抗議韓日兩國政府草草就強征勞工賠償問題達成協議，敦促政府撤回該方案。
面對韓國國內的反日情緒，韓國外長樸振表示，讓日本對歷史問題重新謝罪并不是真本事，更重要的是讓日本一以貫之認真履行以往表明反省道歉的官方談話。他用水杯打比方說，“現在杯里的水已經過半，今后如果日本拿出誠意，有望越來越滿。”
首爾大學（SNU）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教授安格（Benjamin A. Engel）對法新社說，韓方索賠方案所能帶來的改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方面接下來采取的行動，日方至少要進行某種形式的道歉，并且涉案日企要為賠償金捐款，以說服韓國民眾。如果無法達成，“韓國政府的解決方案沒有多大意義”。
岸田文雄６日表示，“繼承歷屆內閣關于歷史認知的立場，包括1998年10月發表的日韓共同宣言。”1998年日韓共同宣言由時任日本首相小渕恵三和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發表，內容包括日本對過去的殖民地統治的“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韓國總統室對日方回應給予了積極評價。
王簫軻分析稱，尋求與日本交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尹錫悅的國內政策沒有任何起色，其需要在對外政策上推進其既定方針，即改善韓日關系、推進韓美日三邊同盟，這被認為是應對“朝鮮威脅”、抗衡中國影響的有力措施，能夠讓其繼續獲得保守陣營基本盤的支持和美國的贊賞。
在內政方面，韓國執政黨與在野黨愈演愈烈的黨爭占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同時經濟頹勢持續。尹錫悅政府則將輿論注意力轉移到外交，將對日關系作為重要課題之一，這與其外交智囊不無關系。
外交決策“小圈子化”
在尹錫悅上任之前，文在寅政府5年任期內以“南北融合”為核心開展外交。韓媒稱，文政府的外交團隊中并無知名的“日本通”，進步派內也有將日本看作“南北接近的障礙”的觀點。
保守派的尹錫悅在對外政策上采取與進步派對立的立場，尋求加強與西方盟友的關系，這一側重點鮮明地體現在外交團隊任命上。韓國總統室的國家安保室室長金圣翰和外長樸振都是“美國通”，曾在東京大學留學的樸振還精通日語。主要負責對日政策的則是國家安保室第一副室長金泰孝。
值得注意的是，金圣翰和金泰孝都曾是李明博政府負責外交、安全政策的國際政治學教授。樸振曾是樸槿惠政府時期大國家黨的首任國際委員會主席，也曾在李明博競選團隊中出任過外交顧問。尹錫悅外交班底的核心基本都來自于前保守派政府。
“在處理韓日關系方面，尹政府一意孤行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外交決策的小圈子化。”王簫軻指出，現在的對日政策是由國家安保室次長金泰孝主導，基本上是按照其在李明博政府任職時的思路來推進的，其他意見根本無法進入決策的流程，一旦政權更替馬上就會出現新的政策調整。
金泰孝曾是韓國成均館大學政治科學教授，2007年李明博贏得選舉后，金隨同李一起入主青瓦臺。據《紐約時報》報道，金泰孝幫助李明博政府設計了加強韓美聯盟，而對朝鮮采取強硬態度的外交政策。2012年，李明博政府因試圖與日本加強軍事合作而陷入政治困境，時任國家安全問題高級助理的金泰孝在對日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迫于壓力辭職。
反觀尹錫悅的外交政策，主張“價值外交”，其基礎是加強韓美同盟和韓美日合作，同時對朝強硬，提出以無核化為前提對朝鮮援助，這與李明博時期的對外政策脈絡類似。
西野純也表示，尹政府在對朝問題上重視防衛和遏制，加強美韓同盟及日美韓安保合作是重要的政策課題。去年，美日韓三國舉行了彈道導彈防御演習和反潛演習，預計今年還將繼續。由于朝鮮軍事力量強化，韓美日在協商對朝政策方面將更加活躍。
不可否認的是，韓日關系回暖少不了美國的聲聲敦促和牽線搭橋，尤其是在安保領域。拜登政府重啟了文在寅執政時期暫停的大規模美韓聯合軍演，還拉日本自衛隊“入伙”。去年9月底10月初，三國先后兩次在韓國東部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不斷拉近美日韓“鐵三角”關系。此次韓國公布二戰勞工索賠解決方案后，拜登立即發布聲明，稱“這將成為美國最緊密盟友相互合作的劃時代的新篇章”。
不過，就韓日關系而言，美國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西野純也和王簫軻都認為，韓國目前積極尋求改善與日本的關系，更多出于自身因素，日本方面也在著手拉近距離。美國的支持和協助固然重要，但韓日關系更多取決于雙方的態度，竹島（韓國稱之為“獨島”）領土爭端、佐渡金山申遺問題等，都會成為這當中的阻礙因素，尹錫悅恐怕無法在涉及主權的問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