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毅夫

編者按：2020年年初，北大課程臨時改為網上授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林毅夫改變教學方式，將原定的授課時間改為網上答疑。一個學期下來，北大學子積極參加了討論，提出了大量很有深度、很有針對性的問題，林毅夫逐一文字作答。一個學期下來，積累了超過 30萬字的提問和解答，形成了一本《解惑集》。

如何看待中國的財政赤字問題？

您在課上提到“中國人均 GDP達到美國的一半、經濟總規模達到美國的兩倍時，美國才會心悅誠服”。那么現階段，我國應怎樣引導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呢？當前，我國面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走低，以及產業、環境、建設等諸多問題。您在課上談到優勢在于“產業升級、基礎設施、環境工程、城市化”等投資回報率高的項目。這些項目大多是由政府掌舵，也需要較強的資金鏈支持。我認為這些項目可以為財政赤字的增長做出解釋，所以我國的財政赤字警戒線可以不和發達國家的赤字警戒線完全對應。那么，我國的財政赤字增長到什么程度才需要警醒、需要控制呢？

林毅夫：赤字率到底多高是警戒線要看許多條件。如果是儲備貨幣國家，在貨幣政策上有自主權，赤字率就可以高一些。例如，日本政府積累的債務已經達到GDP的250%，也沒有出現債務危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日本出臺的救助計劃金額就達 GDP的20%，日本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可能進一步增加到270%。我國的貨幣還不是儲備貨幣，但是我國對資本賬戶有管制，所以在貨幣政策上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同時，財政赤字的可持續性還取決于經濟增長率和赤字是用來支持消費還是投資。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比發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高，并且我國的財政赤字主要是用來支持投資。所謂“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不能高于GDP的60%”，一般是針對資本賬戶開放、經濟增長率低、赤字用來支持消費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的。所以，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應該可以高于這個警戒線。對于我國來說，重要的是財政赤字應該用來支持消除增長瓶頸、提高增長質量的投資。如果能遵守這個原則，那么赤字率高些無妨。

關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比重問題

關于“國進民退”現象，首先，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是為了穩定市場，以便在此基礎上進行體制性改革，帶動社會投資，為何會在調整之后出現這種民營經濟所占市場份額變小的結果？

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這種“國進民退”現象，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調整呢？

林毅夫：“國進民退”現象主要出現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后。第一，“去產能”影響的主要是鋼鐵、水泥、煤炭等技術不達標的中小型民營企業。第二，由于“去產能”，鋼材、水泥、煤炭的價格成倍上漲，影響了下游產業，下游產業又以民營企業為主。第三，“去杠桿”導致信貸緊縮，同樣使得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經濟受到的影響更大。所以，“國進民退”現象是一個無意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并且是一個與經濟周期波動有關的暫時現象。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提高。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會進一步提高。

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相比國有企業，被淘汰掉的更多的是民營企業（由于自身技術水平的缺陷），那么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企業家的世紀”會成為國有企業的主場嗎？

林毅夫：改革開放以來，總體而言，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民營企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并且，新升級的產業中最有活力的華為、大疆、小米、比亞迪、福耀、寧德時代等都是民營企業，新經濟產業中的阿里、騰訊、京東、滴滴，造車新勢力中的蔚來、小鵬等，以及很多獨角獸企業也都是民營企業。所以，國有企業固然重要，但是，“中國企業家的世紀”會越來越多地由民營企業“唱主角”。在2005年時中國內地有16家企業進入《財富》世界500強，全部是國有企業。而 2020年中國內地有121家企業進入《財富》世界500強，其中28家是民營企業。將來民營企業會加速進入這一榜單。

關于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

產業升級是一類好的投資機會，如您在課上所舉的鋼鐵行業的產業升級的例子。但也正如鋼鐵行業的產業升級所展現的，從中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如特種鋼鐵）的升級往往需要尖端技術的支撐；結合您在前面所講到的有關技術研發和引進的問題，在目前我國一些領域尖端技術還比較匱乏而且引進難度大的整體情況下，產業升級應該如何進行呢？

從投資資源的角度來看，您提到我國政府目前的財政狀況較好，有加大投資的潛力。但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我國的政府支出存在著地方支出過大、經濟建設投資所占比例較高的問題。以2018年的數據為例，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5%和85%。而且據了解，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規定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的警戒線是60%，參考這樣的國際經驗，我國的政府債務規模并不小。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認為我國如果想通過政府投資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應該具體解決哪些問題，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進呢？

林毅夫：當我國在技術上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縮小時，就需要從引進、消化、再創新的模式轉向自主研發的創新。

我國政府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中，最關鍵的問題不在于中央和地方支出的比重，而是地方政府以地方投資平臺向銀行借短期債務來投資基礎設施的長期項目，應該改為由地方政府發行長期的建設公債，以避免債務期限不配套。至于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我國不能完全參照發達國家的經驗，原因是：首先，發達國家的債務主要用來支持消費，我國的債務主要用來支持投資，這些投資形成了資產，所以我國的凈債務比名義債務低；其次，發達國家的增長率低，我國的增長率高；最后，出現債務危機的國家通常是由于外債到期、無法償還，如果是內債，由于有中央銀行增發貨幣來還債的政策選擇，債權人的信心會較高，這也是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超過GDP的250%還沒有出現債務危機的原因，而我國的政府債務都是內債。綜合考慮以上因素，我國政府還有相當大的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必要時，可以加大政府實施反周期積極財政政策措施的力度。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本文摘自《解惑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