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楚人開放包容浪漫，創造了舉世驚艷的楚文化。春秋時期，楚國大敗晉國而稱霸，在殘酷的戰國時代，楚國統治集團卻還保持著春秋時代禮樂文明熏陶而養成的質樸、文雅。近日，張宏杰《楚國興亡史：華夏文明的開拓與融合》由天喜文化推出，書中通過“中原化”對楚國興亡的影響、華夏文明開拓與融合的歷程等議題，借助考古發現和歷史典籍里的記載，以奇譎瑰麗的文物解讀楚國輝煌燦爛的文明。
以下摘編自《楚國興亡史：華夏文明的開拓與融合》一書，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縱觀春秋戰國時期的楚文化，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它的開放性、兼容性和創造性。楚國文化是一種兼收并蓄的文化。比如楚國青銅器源自中原，但是卻自有風格特點。中原青銅器的風格是雄渾粗壯大氣，而楚國青銅器在莊重之外，還以裝飾生動、富于變化聞名。它們精雕細鏤，富麗繁密，顯示了工匠的奇思巧技，顯示了楚人的趣味與喜好。
1978年，河南南陽淅川下寺楚墓中出土一套（7件）用失蠟法鑄造的列鼎，最大的一件是王子午鼎。鼎通高67厘米，口徑66厘米。王子午是楚莊王之子、楚共王之弟，曾任楚國令尹之職。
這只鼎是典型的楚鼎。它的撇耳和束腰，都體現了楚文化的典型特征。王子午鼎的設計十分注重藝術的形式感，表現出獨具的匠心。撇耳、束腰和鼓腹，形成一道優美的曲線，腹壁等距離裝飾了6只爬獸，探出口沿，消除了兩耳間數條平行線造成的呆板滯重之感，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顯得活潑而不失莊重穩實之感。它從容地矗立在那里，氣勢不凡，活脫脫一副楚人躊躇滿志的心態的寫照。
撇耳和束腰的出現不僅是為了美觀，也與實用相關。在祭祀過程中，人們要把已熟的牛、羊等分類依次裝入鼎中，然后再移入中庭。鼎耳外撇，如兩只把手，使搬運者與鼎腹間隔一定的距離，克服了垂直鼎耳搬運的不便。
王子午鼎的形制，別開生面，是對西周以來鼎制的重大突破，反映了楚人強烈的創造精神。中原的鼎，追求厚重大氣、威嚴肅穆，因此一般笨重碩大。然而，中原鼎被楚人收細了腰之后，立即有了曲線之美，平添了許多嫵媚。和這只王子午鼎一樣，大部分楚墓中出土的重器，都有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裝飾。源自中原的青銅器，吸收了蠻夷風格之后，其風格由中原的凝重、典雅、簡樸一變而為楚國之活潑、靈動、繁縟。
楚文化的瑰麗多彩，與它獨特的地理環境分不開。
首先，楚國地處南北之交，水路交通之便利天下獨步，交通網絡四通八達。水路溯江而西，可達巴蜀經濟區；通過漢淮諸水，可以北上與中原互通有無；沿江東下吳越，可以一日千里；通過湘資沅澧等江，則可以直通湖南，乃至滇黔。1957年，鄂君啟節在安徽壽縣被發掘出土。節上的文字反映出楚懷王時期商業的繁榮和制度的完善。鄂君啟節舟節中載：“屯三舟為一舿，五十舿。”每次貿易動輒150舟，可見規模之大。而且貿易頻繁，“歲能返”。鄂君啟的商貿船隊不僅能到達長江以南的湘資沅澧這樣較大的水系，而且還能深入到楚國有效統治區域邊緣地帶的桂東北的小支流（黃沙河等）。
其次，楚人源于華夏，身處蠻夷之中，性格具有極強的包容力。楚國所征服的地域少數民族林立，楚人從不以正統自居，楚文化也從來沒有中原文化那樣的優越感和排他性。楚國從立國之初，就以一種開放的心態，采取懷柔少數民族的政策，“甚得江漢間民和”。及至強盛之時，更是明確了“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左傳·襄公十三年》）的混一夷夏政策，楚人的這種開放融合的思想，比當時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開明。
因此，楚國文化中既有華夏文化的遺傳，又有荊人、巴人、越人、徐人等少數民族的貢獻。楚人以博大的胸懷吸取周邊文化之長，使中原文化和蠻夷文化在這里交流融合，楚國文化因此表現出異常強烈的豐富性和創造性。
在政治上，楚國前期中央集權比較強大，但是政治結構呈現多元性。楚國擴張過程中，王道與霸道兼用，武力與懷柔并重，雖然戰勝了許多國家，但是對許多小國是存而不滅，并非“絕其社稷，有其土地”，而是使之長期成為自己的屬國。戰國時期，楚國更是大行封君制。戰國七雄中，實行封君制最早，封君最多和封地最廣的就是楚國，現在已知的楚國封君就有六十多位，封君世襲并對封地有全面統治權。封君制、縣制、屬國制并存，楚國多元的政治結構，自然導致文化多元，顯示出非同一般的強大容忍度、開放性和凝聚力，創立了介乎夷夏之間的楚制和楚俗。
楚文化的開放性，還體現在楚國文化遺存當中發現了大量的域外文化因素。“從有關楚國的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簡帛中，可以發現來自古埃及、印度、巴比倫、西亞、西伯利亞和環太平洋地區的多種文化因子。”
人們通常認為，中西文化交流是從公元前139年（漢武帝建元二年）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廣為人知的“絲綢之路”在那時打通。其實，早于張騫大約4個世紀，楚國就已經有了中西文化交流。證據之一，就是一種被稱為“蜻蜓眼”的玻璃珠。典型的“蜻蜓眼”玻璃珠，胎色或醬黑或赭紅或石綠，上面塑著眼珠紋，眼珠紋由藍白相間的圓圈構成。這是典型的地中海文化的產物，濃縮著地中海的藍天白云和碧波白帆的影子，與中國傳統裝飾紋樣的風格迥異。然而，它卻大量出土于湖北、湖南的楚墓中。
通過科學儀器分析，人們發現這種玻璃珠是鈉鈣化合物，而早期的中國玻璃是鉛鋇化合物。先秦的中國沒有鈉鈣玻璃，正如同時的西方沒有鉛鋇玻璃。因此，這些東西無疑是西方的舶來品。最遲在公元前6世紀末期，楚國已經有進口的西方“蜻蜓眼”玻璃珠了。由此可以順理成章地說，楚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開端不會晚于公元前6世紀末期，比漢朝與西方開始文化交流早了大約4個世紀。
學者研究認為，早于北方的絲綢之路，有一條“南方絲綢之路”，它起自歐洲，經西亞、南亞，再到中國云南，終點是當時的楚國。這條路翻越橫斷山脈，其艱難可想而知。公元前5世紀，中國的絲綢已成為希臘上層人士喜愛的服裝材料。出土的先秦絲織物中，以楚地的最為精美；而在中國發現的“蜻蜓眼”玻璃珠中，又以楚地的數量最為壯觀。因此有人推測，南方絲綢之路上的主要運輸品，很可能是楚地絲綢和以希臘的玻璃珠為代表的玻璃制品。這說明楚文化雖是內陸型的，但它很有開放性，其開放性比沿海型的齊文化、吳文化和越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
左鵬認為，如果說“蜻蜓眼”玻璃珠是楚人與南方各地乃至南亞交通往來的實物例證，那么人騎駱駝銅燈則是楚人與北方各族乃至中亞諸國交流的藝術象征。在俄羅斯烏拉爾河流域的巴澤雷克，一個相當于我國戰國時期的游牧民族貴族墓葬中，曾出土了楚國的四山鏡和絲織刺繡物。這些絲織物，無論絲纖維、花紋風格，還是刺繡工藝，都與長沙烈士公園3號楚墓出土的龍鳳刺繡相同。巧合的是，同屬戰國時期的江陵望山2號楚墓中，出土了一件人騎駱駝銅燈。
銅燈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部分是燈盤和燈柱，下部分是方座。方座上駱駝四腳站立，昂首垂尾，駝峰中坐一人，兩腿夾住駱駝，兩手舉著燈柱。這件銅燈造型別致，制作精巧，人和駱駝的形象栩栩如生。同樣的銅燈在湖北荊門后港楚墓也出土過一件。駱駝被人譽為“沙漠之舟”，在楚地顯然難有用武之地。但駱駝的形象，多次出現在楚人日常生活用品的裝飾中，楚人足跡之廣，開放程度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楚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風格獨特、個性強烈。
楚文化產生的自然環境與中原文化明顯不同。春秋戰國時期，楚地地域廣闊，“山原水原雜錯分布，大江芳澤云蒸霞蔚，山野叢林鳥獸出沒，風雨晴晦朝夕不同，自然物產和勞動要比北方來得多樣化”。日本學者青木正兒說：“南方氣候溫暖，土地低濕，草木繁茂，山川明媚，富有自然資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較安樂，有耽于南國幻想與冥思的悠閑。因而，民風較為浮華，富于幻想、熱情、詩意。而其文藝思想，則趨于唯美的浪漫主義，有流于逸樂的華麗游蕩的傾向。”
潘光旦說：“中國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們自己說，南方人喜歡遠游，容易采取新的見解，求智識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勸導，風俗習慣富有流動性，做事很有火氣，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傾向激進的一方面。北方人的品格恰好相反，他們愛家，情愿困守田園，不容易采取新的見解，很有決心和毅力，主意一經打定，誰都動搖他不得，風俗習慣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手腕傾向保守一方面。”
煙波蕩漾的自然風光，賦予了楚人自由浪漫、靈巧好動的性格氣質以及求新求變、富于想象力的審美趣味。“這是一片神話、詩歌、音樂、舞蹈，充滿水墨煙云浪漫激情的肥沃土壤，人民生活于一種多樣化的和諧優美的大自然懷抱中，熔鑄了他們情感變化多樣、熱烈且富于無拘無束的浪漫想象的氣質。”楚文化的特點是浪漫主義的，楚人創造的老莊哲學，思想浩瀚恣肆，思維深廣詭怪，特別是莊子的寓言，充滿浪漫主義想象。而《楚辭》等文學作品，更是創造出一個個幻想漫游的世界，體現出楚人具有其他地域文化無可比擬的奇異、詭譎的浪漫藝術心理和強烈的探究追尋的精神以及恢宏廣博的氣勢。“《離騷》《天問》和整個《楚辭》的《九歌》《九章》以及《九辯》《招魂》《大招》……構成了一個相當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體系。”
楚文化個性強烈的另一個原因是楚民族是一個獨立意識很強的民族。“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luǒ）蠃蛤，食物常足。”（《漢書·地理志》）由于謀生較為容易，楚人就可能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組織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嚴密的宗法制度。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楚人性格強悍，不甘人下，民族自尊心異常強烈。他們不買周天子的賬，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問鼎中原”，理直氣壯地自稱“我蠻夷也”，充分顯出楚人桀驁不馴、“敢為天下先”的強烈個性。這種個性造就了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顯著區別。
因此，楚人在審美上追求瑰麗新奇，有著充沛的創新意識。楚人喜歡筑高臺、著奇服、好細腰、戴切云冠。在北方國家看來，楚人不拘禮法、不尊形制、標新立異。出土的楚文物共同的特點是色彩富麗、線條流暢、造型獨創、飛揚恣肆。變化多樣的龍鳳紋、栩栩如生的動物紋、夸張抽象的幾何紋是楚人偏好的樣式。那飄逸流暢的線條、斑斕繁富的色彩、琦瑋譎詭的造型，無不洋溢著生命的激情和清新的氣息。
因為富于想象力，楚國器物的造型，往往出奇制勝、出人意料。楚人尚鬼崇巫，巫風熾烈，他們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娛神與娛己。長沙子彈庫1號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人御神龍，孤鷺相從，構思詭異浪漫。楚地藝術造型許多是動物合體、人獸合體，奇幻怪誕，充滿神秘色彩。楚人的墓葬中鎮墓獸及辟邪之物非常普遍，且造型十分獨特，一般由方形底座、曲形獸體和鹿角所組成。獸體形狀怪異，面目猙獰，給人以恐怖和神秘感。比如江陵天星觀1號墓出土的鹿角人面的雙頭鎮墓獸，睜目吐舌、猙獰恐怖，顯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充滿了詭譎浪漫的神秘美感。
虎座鳳架鼓是楚文化中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它由臥虎、鳳鳥組成。鳳鳥足踐猛虎，包含了辟邪驅鬼、引魂升天的含義。
虎座鳳架鼓的兩只老虎匍匐于地，昂首站立在老虎背上的鳳鳥背對背架起一面彩繪大鼓。器物通體彩繪，髹（xiū）黑漆為底，以紅、黃、褐等色繪出虎斑和鳳羽。木胎則由楚國特有的優質木材楠木雕刻而成。虎仰首蹲伏，鳳昂首立于虎背。鼓懸于雙鳳之間，系于鳳冠之上。此鼓造型逼真，彩繪絢麗多姿，既是樂器，也是藝術佳作。值得注意的是，在鳳與虎的組合形象中，鳳高大軒昂，虎卻矮小瑟縮，趴伏于地，反映了楚人崇鳳貶虎的風尚。
在已發掘的多個楚墓中發現了數個虎座鳳架鼓，造型十分相似。2002年湖北棗陽九連墩2號墓出土的一件虎座鳳架鼓，通高135.9厘米，寬134厘米，以兩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踞坐的臥虎為底座，虎背上各立有一只長腿昂首、引吭高歌的鳳鳥。背向而立的鳳鳥中間，一面大鼓，懸掛在鳳冠之上。兩只小獸，后足蹬在鳳鳥背脊，前足托住鼓腔。器身通體髹黑漆，運用紅、黃色彩繪，彰顯了楚文化的浪漫與神奇。
確實，無論是平面圖案，還是立體造型，鳳都是楚國藝術品中永遠的主角。神采飛揚的鳳鳥，體現著楚人充滿生命激情、發揚踔厲的民族氣質。它或展翅飛翔，或足踩飛龍，或翅扇猛虎，大多長頸高足、身形輕靈、氣度非凡、矯健灑脫。楚人也經常將鳳形象的特征打散分布于器皿之上，“分解的極點，或僅具一目一喙，或止得一羽一爪；變形的極點，或類如花葉草莖，或類如行云流星，或類如水波火光；抽象的極點，是化為純粹的曲線。這樣，于形固有失，于神則有得，而且給觀賞者留有廣闊的想象余地”。由鳳翼、鳳尾演變而生的云紋，舒展大氣、縈回變幻，表現出楚人驚人的時空想象力和造型把握能力。
就連楚國的文字，也有這樣的特點。和其他國家的文字比起來，楚文字字體更為修長，仰首伸腳，筆畫富于變化，多波折彎曲，很像美術字。我們可以把楚文字與魯文字作一個對比。
人們把這類楚文字稱為蟲書。除蟲書外，還有鳥書，就是在篆書的基礎上，加以裝飾性的筆畫，使每個字都像鳥一樣靈活飛動。在王子午鼎的銘文中，有一些已經屬于早期的鳥書，比如其中的“用”字。而楚王孫漁戟上的銘文，則是更典型的鳥書，鳥的頭身尾爪，都已經出現。郭沫若說：“南文尚華藻，字多秀麗；北文重事實，字多渾厚。”（《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第八卷）胡小石認為，古文字體，北方以齊國為代表，南方以楚國為代表，“齊書整齊而楚書流麗，整齊者流為精嚴，而流麗者則至于奇詭而不可復識”（《胡小石論文集》）。楚人的奇詭和浪漫，在文字上也表現得淋漓盡致。
總之，在強盛期，楚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成就都是相當可觀的。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哲學與齊魯的儒學及魏秦的法家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三大流派。以屈原的作品為首的“騷體”文學，當之無愧地成為戰國時代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除此之外，楚國在青銅冶鑄、絲織刺繡、漆器工藝等方面，都取得了獨步天下的成就。
參考文獻：
邵學海：《王子午鼎的繁縟與鑄客鼎的簡約——論楚國青銅藝術風格的形成與嬗變》
宋公文、張君：《楚國風俗志》
左鵬：《“蜻蜓眼”式琉璃珠與人騎駱駝銅燈》
張正明：《“蜻蜓眼”玻璃珠傳遞的信息——楚人的開放氣度》
潘光旦：《中國人的特性》
李澤厚：《美的歷程》
王峰、黃瑩：《楚人文化心理論略》
陳振裕主編：《楚秦漢漆器藝術·湖北》
羅運環主編：《荊楚文化》
張正明：《楚史》
〔日〕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思想史》
王建輝、劉森淼：《荊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