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絲綢，或是陶俑塑像，似乎與胡人相關的題材，駱駝和馬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中國絲綢博物院，藏有團窠聯珠對翼馬紋錦，向我們展現了唐朝時期典型的西域胡人形象。紋樣中的胡人一手持馬韁一臂揚起，兩人回首相望。馬背上的胡人頭戴冠頂帽，后面飄有藍色長巾，長有藍色絡腮胡。胡人能作為紋樣設計的題材出現在絲綢上絕非偶然，它從側面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異域文化傳入大唐的狀況。
除了這些生動形象的胡人形象紋，還有一種“狩獵騎士紋”，也是唐代絲綢服飾上常見的外來元素。狩獵騎士紋也叫狩獵紋，是薩珊王朝經典的藝術主題，在薩珊銀盤中經常能見到它的身影。
至唐代，狩獵紋飾在絲綢中已經較為常見，并趨于程式化，常以一種標準化的姿勢呈現，即“波斯射”，其表現形式以狩獵騎士回首射箭的姿態出現，除了射獵的動物會有所變化，騎士的姿態和形象始終如一。
今藏于日本法隆寺的聯珠四騎士狩獅紋錦，便是由隋唐時期的中國工匠所制，后流傳日本。該錦經歷了一千多年，仍保存完好，光彩依舊，充分體現出唐人的智慧。紋樣中，聯珠環內中心位置有一棵大樹，稱之為“生命樹”，樹的兩邊有四位騎翼馬的騎士，姿態皆為轉身后射獅子，且呈對稱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馬肚中各標有“山”“吉”字樣，此為隋唐官馬的標志，漢字的出現也體現出胡漢文化的完美融合。錦上紋樣元素雖然較多，但構圖卻設計的井井有條，絲毫不見紊亂，可見古人的審美高度。
獅子，古稱“狻猊”。如我們所熟知的古典名著《水滸傳》里，便有一條梁山好漢喚作“火眼狻猊”鄧飛。獅子原產于非洲、美洲和亞洲。由于非我國本土產物，所以在漢朝以前，中原人從未見過獅子。
《漢書·西域傳》中記載：“烏弋國有師子，似虎，正黃，尾端毛大如斗。”直到東漢，獅子才作為貢品被送入我國，和獅子一同進入中原王朝的還有佛教。
在印度文化中，獅子的地位很高，是佛陀的護法神。到了唐朝，由于大唐國力的強盛，被進貢的獅子越來越多，獅子也不再顯得那么神秘，武則天時期，為了體現武將的勇猛善戰，獅子的形象也出現在了武將的朝服之上。
如這件團窠對獅紋錦經帙，此經帙為典型的栗特錦。主體紋樣是兩只獅子相對而立于棕櫚花臺上，外面是由小聯珠和尖瓣環簇成兩層團窠環，團窠之間是菱形狀花卉，不管是獅子的造型，還是聯珠團窠環，都體現出與中國傳統紋樣截然不同的異域風格。
含綬鳥，又稱“立鳥紋”，主要特征是嘴部銜有項鏈或瓔珞，頸部系有綬帶的立鳥圖案。此圖案同樣來自薩珊王朝。1982年，在我國青海省發掘了一處唐代墓葬，其中出土了大批絲綢制品文物，其中含綬鳥紋錦數量最多。
其中有一件紅地中窠花瓣含綬鳥紋錦，從殘片來看，團窠環與常見的聯珠環不同，呈現較大的花瓣狀，團窠環內的主體紋樣是一只含綬鳥。鳥的嘴部銜有一串項鏈，下垂三珠，頭后飄有綬帶，翅尾呈卷曲狀，脖子、翅膀以及尾翼都有聯珠裝飾。
根據許新國先生的分析，含綬鳥在薩珊王朝象征著王權，如含綬鳥頸部后的綬帶和嘴中所銜項鏈都說明了這一點，雖然這種宗教寓意在唐代并不適用，但這種來自異域他鄉的紋樣風格卻頗受唐人喜愛。
由于佛教在唐朝的盛行，在織物紋樣中，常有大象、蓮花以及狻猊的組合圖案出現。如唐代獅象蓮花紋錦，織錦分為三塊，右邊兩塊是圖案一致的獅紋，左邊是一個大象圖案，象鼻下垂，象背上有房屋狀的建筑，里面坐有四人。
大象圖案以縱向排列，兩列中間夾一列蓮臺圖案，蓮臺有九片蓮花花瓣裝飾，臺上有一寶珠，后面有背光，蓮臺的兩邊各長出清新脫俗的蓮花，并在蓮臺左右各織“白”和“右”二字。
翼馬在中國西北，出土過大量帶有雙翼的馬的形象的織錦，這些織錦大都是北朝至隋唐時期的文物。關于“翼馬”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是“本土說”，二是“外來說”，在此，我們主要討論第二種。
外來說主要分為三種觀點，一種觀點，以李零先生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有翼神獸是受西方神話中的格里芬影響；第二種觀點，以趙豐先生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紡織翼馬紋樣來源于希臘的珀伽索斯；第三種觀點，李光宗先生認為翼馬紋是受古希臘的珀伽索斯和格里芬的雙重影響。
通過研究，翼馬紋織錦主要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無聯珠團窠環的單翼馬造型。如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翼馬紋錦，織錦圖案有三行翼馬，馬的頭部有花狀頭冠，頸部系有連珠
紋，后面有兩條飄帶，馬翼有連珠紋裝飾，馬的左前蹄呈抬高彎曲狀。此錦和含綬鳥一樣，同屬于薩珊藝術風格。
第二種：有聯珠團窠環的單翼馬或對翼馬造型，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聯珠對馬紋錦。
第三種是聯珠團窠環內有生命樹、對翼馬以及騎士的造型，如聯珠四騎士狩獅紋錦。不論是哪種造型，馬翼部分基本相同，都是翼尖卷曲朝前，馬身上的裝飾品都是典型的中亞風格。
在唐代的紡織品中，葡萄紋通常以兩種形式呈現，一是作為團窠環；如吉字葡萄中窠立鳳紋錦，我們可以看出，其主體紋樣是由葡萄和葡萄葉穿插纏繞構成的團窠環，直徑約28.6cm，團窠內是一只鳳凰，單腳站立，另一只腳蜷縮，尾巴上揚。
另一種是葡萄紋樣，如對波葡萄紋綺，葡萄紋作為主體紋樣置于其枝蔓構成的對波形骨架中，循環排列，每個循環圖案約3.3cm。
“夜載鴛鴦椅。朝織葡萄綾。”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宮錦醉纏頭。”從這些唐詩中，也可看出當時的唐人對葡萄紋的喜愛。
石榴原產于古波斯，即今天的伊朗。和葡萄一樣，國內學者普遍認為，石榴也是張騫出使西域后傳入我國。古波斯認為石榴是“太陽的圣樹”，他們同樣認為石榴是多子的象征。晚清吳昌碩曾為《遐齡多子圖》題詩“石榴多子芝連拳，仿佛瓜瓞歌綿綿。張騫得種安石國，四皓同采商山巔。”古代的人們經常把石榴紋用于新婚之禮中表達對新人的祝福。唐時，石榴紋常與葡萄紋、卷草紋、蓮花紋等進行組合。如藏于日本正倉院的赤地鴛鴦唐草紋錦大幡腳端飾，從造型來看，這一花型屬于復合型石榴紋樣。
結語
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得外來文化源源不斷的傳入我國，到了唐朝，人們不但能夠以包容的心態接納這些異域文化，并且對其進行融合和創新，結合自己的日常生活，融入中華文化的寓意。無論是異域人物，還是珍禽異獸，或是姿態萬千的植物，唐人都可以將自己喜歡的東西以紋樣的形式展現在自己的服飾上，這些外來文化元素對唐朝的服飾紋樣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文化不僅需要傳承，更需要接納和創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