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到底葬于何處？
今日成都琴臺路。張海攝
“漢中郎將文苑令司馬相如墓道”碑。
圖據都江堰市融媒體中心官方微博
《增修灌縣志》
司馬相如像
□林趕秋
“史圣”司馬遷《史記》第一個為“賦圣”司馬相如單獨立傳，稍晚的班固《漢書》幾乎照抄《史記》全文。二者皆稱司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暮年因“消渴疾”（即糖尿病）免官，然后“家居茂陵”。接下來就提到“相如已死”，并未言明他被葬于何地。那么，司馬相如到底葬于何處？
壹
“賦圣”魂歸何處
據唐《元和郡縣志》卷三二記載，司馬相如的墓地位于彭州導江縣（縣址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鎮）“東十二里”，《大清一統志》卷二九三“司馬相如墓”條卻引作“《元和志》：在導江縣東二十里”。而宋《太平寰宇記》卷七三則稱其墓在永康軍導江縣“東十里”。清人王培荀（1783年-1859年）《聽雨樓隨筆》又說是在“灌縣（今都江堰市）東十二里”，乾隆《灌縣志》卷十亦云“在治東十二里”。上引三個數據略有出入，但大致方向卻一樣。
光緒《增修灌縣志》卷二《輿地志·陵墓》“漢中郎將文園令司馬相如墓”條下注引“舊志”云“離縣十二里劉海壩”，算是更明確了一步。而距劉海壩不遠處恰有一高出周圍地面的大土堆，當地人稱“高墩”，極有可能就是司馬相如墓的封土堆。
清嘉慶四年（1799年）仲秋之吉日，知灌縣事徐鼎在聚源鄉羊橋村羊子橋側豎立了一塊司馬相如墓道碑。《都江堰市金石錄》稱其“高1.70米，豎于高0.80米之赑屃背上，連碑帽高丈余”。1958年，橋毀，碑拆，被挪作他用，1984年發現大半截殘碑，后移入都江堰市文物局。據付三云先生測量，殘碑連榫高160厘米，寬107厘米，厚29厘米，碑面尚存“園令司馬相如墓道”等字跡，據光緒《增修灌縣志》所載，其原本的全稱殆為“漢中郞將拜文園令司馬相如墓道”。
清同治、光緒年間，居然還有俄國人來導江縣巨源羊子河（都江堰一支渠，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鎮與幸福鎮交界處）畔掃墓，自稱是司馬相如僑居異域的后裔。巨源是聚源之別名，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字巨源，相傳他當過郫縣（今成都郫都區）令。而今之聚源鎮大抵曾屬山濤宰治過的地方，故取名諧音如此。
1919年，有邑人擬建相如祠，“已卜地城南，道士有出貲者，嗣因財絀而止，王昌麟撰有記云”（民國《灌縣志》卷十八《摭余記》）。
綜上所述，司馬相如之墓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鎮境內應該是沒有疑義的。
貳
乘興往訪司馬墳
對司馬相如墓最早、最有價值的一次探訪是在1928年。是歲季秋，灌縣文人余定夫一行八人，一時興起，便同去踏訪司馬相如之墓。事后，他用詩句及詩間夾注記載了整個過程和所見所聞，曰：“玉壘山前羊子河，羊子橋邊碑峨峨。行人下馬盡低首，司馬墓道鬼神訶。昔年驅車嘗過是，但知墓道罔知址。宗邦文獻尚無征，遑論之宋更之杞。戊辰九月二十辰，風晴日美最宜人，約得竹林七君子（同游七人），乘興來訪司馬墳。周道挺挺直東下，土人指點劉海壩。旁行斜上轉向西，落日銜山方說駕。夷然道旁一丘土，枯草斷蓬誰為主？韓陵片石已無存，寧是當年不封樹。牛溲馬勃積墳前，躑躅臨風意惘然。郁蔥佳氣今何在？不堪淪落二千年。聞說遜清當末葉，野人掘土得遺碣，俗物無知空讕言，等閑毀棄滅其跡（咸同間，野人掘得遺碑，或謂之曰：是不可存，存則墓近非所有矣，自是碑遂無考）。又聞皙人自遠來，馨香布奠芟蒿萊，徐巿子孫居海上，飲水思源尚溯洄（同光間，有俄人來掃墓，云是相如后裔僑居異國者）。嗚呼！考獻征文賢者務，肯將顯晦委之數。試看郫筒揚子墳，肅肅秋霜接春露。但得衣冠展拜勤，自然草野仰風聲。歸途更作重游約，要因司馬起人文。”
巧合的是，筆者和友人數年前乘興往訪司馬墳時，也是“風晴日美最宜人”的天氣。我們先來到劉海廟，當地榜其名為“劉海寺”。一問，廟基就是劉海壩，1990年前后地下突然涌泉，鄉人紛紛挑取回家，若干日不絕，若干年后方重修今寺。寺中殿宇由鋼筋水泥澆鑄而成，內外裝飾未完。
在民主村三組十五、十六大隊交界處，村民追憶道：高墩呈斜坡梯形，尚有1米多高，占地七八分，2009年搞拆遷時被鏟平。中有“通漢井”，其下有石門，能下人。原十五大隊住戶楊澤民，年逾七旬，精神極為煥發，據他回憶：高墩離地2米多高，墩上有高墩廟，前后共三個殿，1951年拆毀（一說1956年）。全廟占地五六畝，有竹林、松樹（4圍，據說有2千多年）、臭椿（2圍）。廟下有“通漢井”，拆后才見。
2023年，筆者偶然間訪得真正的通漢井，原來在今成都市郫都區“君平墓”旁邊，而且清嘉慶《四川通志》、民國《崇寧縣志》皆有載錄。高墩廟附近村民口述之通漢井，實乃《都江堰水利述要》所謂司馬“墓旁有劉海井”之“劉海井”（乾隆《灌縣志》、光緒《增修灌縣志》皆有載錄），應該是記憶錯誤而混淆了二者。
世遠年湮，曾經的深井豐碣早已消逝不見，一度盤桓其間的牧童樵叟或老或死，而今除了荒煙蔓草、荊棘縱橫，外加一些道聽途說之外，就只剩懷古之長嘆了。
叁
不只成都有相如琴臺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在成都的居所，被后人雅致地稱為“琴臺”，六朝至唐、宋皆為名勝，常被游客踏訪觀賞。宋代以后才逐漸荒蕪不存，但其大概方位仍可依據史料加以追溯，應當位于今通惠門之東，即原有的金水河上金花橋一帶，已在秦漢少城之外。漢代成都城小人多，民居在城外近郭處，也屬于當時的常態。此地處兩江之間，既可北望城郭，又能南矚村野，加之兩人情投意合，卜居于斯，實有山林隱逸之趣，何其快哉！到了近代，人們因為已不清楚琴臺的具體位置，而王建墓前的石幢石人又早湮沒于草莽之間，不知其為永陵，遂一度望文生義誤以為這個高高的土丘就是相如撫琴之臺。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挖掘防空洞，無意中發現墓內建筑，隨即出土了相關文物，才曉得是鬧了天大的誤會。
琴臺，不僅成都有，其他地方也有。明人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二十七曰：“按《十道記》云：‘果州（今南充市）左濵西漢水，叢薄蔚然，有相如琴臺。’觀此，則嘉陵江之為西漢水益明矣。”此乃蓬州（縣治在今營山縣）琴臺。清人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卷七曰：“人皆以相如為成都人，實今之蓬州人，后遷成都，又居臨邛，三處皆有琴臺。蓬州，隋之相如縣，以相所居之地為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臺在宅右，傍嘉陵江。《周地圖記》：‘臺高六尺，周四十四步，后人建祠。’明學使盧雍詩云：‘蜀中人物稱豪杰，漢室文章擅大家。此地卜居猶故跡，當時名縣豈虛夸。琴臺積雨蒼苔潤，祠屋濱江草樹嘉。莫問少年親滌器，高風千載重詞華。’江北有相如坪，傳長卿治別業于此。墓在灌縣東十二里。”從唐到清，從官方到個人，從地志到筆記，幾乎眾口一詞，都稱司馬相如墓在灌縣；《聽雨樓隨筆》此處的方位和數據，不過是源自唐代的《元和郡縣志》罷了。
琴臺，只是司馬相如居所的一部分，上引“琴臺在宅右”可以旁證。因此，唐人梁載言《十道四蕃志》云：“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貰酒處”；《成都城坊古跡考》云：“歷代盛稱之琴臺，即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居住之地”。這兩種說法均不太對。準確地應該這樣表達：歷代盛稱之琴臺，既非相如文君之故宅，亦非他倆貰酒或賣酒之處，實即二人居住地范圍內的一個獨立建筑物。
琴臺，曾是旅游景點琴臺院取名的由頭。唐人盧求《成都記》曰：“琴臺院，以司馬相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臺；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廂號海安寺。梁蕭藻鎮蜀，増建樓臺，以俻游觀。元魏伐蜀，下營于此，掘為塹，得大甕二十余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増五臺，并舊為六。”據此可知，原來真正的琴臺即舊臺早經挖掘，而且在臺下挖出了二十多口大甕。據研究，在琴室及戲臺下埋大缸可增加混聲回響效果。如此看來，琴臺原是利用聲學效應強化音樂共鳴的巧妙建筑。
琴臺，曾是墓葬的訛傳，且不止是王建墓的訛傳。乾隆《灌縣志》記載：灌縣東十五里有“劉海井”“劉海壩”“劉海堆”，“或曰堆處，人履其上輒鏗然有聲，蓋即相如之琴臺也”。《聽雨樓隨筆》記蓬州、成都、臨邛三處皆有琴臺，而墓在灌縣，并未言灌縣亦有琴臺。據乾隆《灌縣志》所述，劉海堆恐非相如之琴臺，實乃司馬之墳堆；墓室中空，故能鏗然有聲。光緒《增修灌縣志》即引“舊志”稱“漢中郎將文園令司馬相如墓”位于劉海壩一帶。乾隆《灌縣志》疑其為琴臺，正如王建之永陵嘗被訛傳為琴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