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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是中國歷史上的名臣，提到他，所有人都會想到著名的“貞觀之治”，想到他與李世民之間君臣知遇的佳話。然而，我們若進一步審視魏徵其人，就會發現原來在進諫之外，他還是一個難得的“多面手”。
一、做“良臣”不做“忠臣”
“忠誠”是封建時代評價官員的一個重要道德標準，所謂忠臣不事二主，“貳臣”往往是要受人鄙夷的。然而魏徵事二主卻仍為名臣，甚至死后得到了“文貞”的謚號，“忠”與“貳”是怎樣在魏徵身上實現統一的？
魏徵出身于山東（指崤山以東，下同）一戶普通貧寒的家庭，早年參加瓦崗起義，跟隨李密卻未得重用，降唐之后他又以太子洗馬之職輔佐太子李建成，甚得禮遇。魏徵意識到李世民對李建成的儲位構成嚴重威脅，便勸李建成“早為之所”，但這個建議并沒有被李建成采納。后來，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誅殺李建成、李元吉，他質問魏徵：“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魏徵卻不卑不亢地回答：“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李世民有意招徠東宮舊臣中的有識之士，但這些人在貞觀朝廷未免尷尬，魏徵卻直白又巧妙地化解了尷尬。他并不否認自己曾對李建成盡忠盡職，他鮮明地展露自己的態度：為人臣、在其位、謀其事。其中暗含的一層意思是，玄武門之事乃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而非簡單的兄弟不睦，既然李建成在斗爭中失敗身死，那么我一樣可以以我的才智為你所用。
玄武門之變
關于忠臣，魏徵頗有自己的一番議論。他說：“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這樣“不做忠臣”的論調是極標新立異的。他解釋說：“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在他的這套理論里，臣子之所以成為良臣，是因為受到君主的善待和重用，這說明君主英明睿智，君臣相得益彰，所以國祚可以傳至萬世。而忠臣，就像龍逢、比干，身死名滅，是因為君主昏庸，這樣君臣不睦，國家必受災殃。
李世民不計前嫌重用自己，所謂魏征要努力做一個“良臣”，讓李世民成為“明君”。這樣的一種傾向與魏徵耿直的性格結合，主要就在進諫上表現出來。雖然魏徵自言不做忠臣，但李世民依然多次以“忠”來褒獎他，如稱贊他“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自從李世民為魏徵定下忠臣的調子，此后對魏徵的評價也多沿著這條主線，把魏徵的進諫與忠誠聯系在一起，比如獨孤及贊美他“愛君忘身近貞”，《舊唐書》稱他“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就這樣，曾經事二主的諫臣魏徵不僅成為了良臣，也成為了千古忠臣。
二、山東人也能做宰相
隋唐時期，中國北方存在著嚴重的東西隔閡，根源在于北周與北齊的對立，隋唐王室俱出自北周，因此往往對山東的北齊故地人士存在偏見。陳寅恪曾經提出著名的“關隴本位政策”與“關隴集團”說，認為北周、隋、唐三代的政權都控制在一個來自關隴地區、通過婚姻緊密聯系的軍事貴族集團手中。
然而，政權由某一個小團體所壟斷，必然會導致決策的正確性受到影響，因此，除了集團內的長孫無忌等人之外，李世民還積極招攬山東、江南等地的各類人才，吸取他們的意見建議以裨補缺漏。而魏徵就是山東集團的重要代表。
李世民
魏徵出自山東，始終密切關注著山東局勢，他在李建成麾下時，就主張李建成討伐山東地區的劉黑闥，一來增加自己的功績以捍衛太子地位，二來結交山東豪杰，為自己未來的政治生涯做準備。李建成聽取了魏徵的建議，最終得以平定山東。
正因如此，玄武門事變之后，山東地區依然有李建成的勢力，于是李世民封魏徵為鉅鹿縣男，派遣他去安撫河北，并授以便宜行事之權。魏徵在磁州遇到了押解原李建成麾下李志安、李思行往長安去的囚車，他表示“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赦免、釋放了二人，李世民聽說之后非常高興。在魏徵的努力之下，山東地區的形勢很快安定下來，從而筑牢了“貞觀之治”的基礎。
魏徵
貞觀七年，魏徵為侍中（侍中為正三品，是三省之一門下省的長官，門下省有議政決策之權，并負責審查詔令，簽署章奏），以山東寒士的身份正式成為宰相。除了總領門下事務，李世民還派魏徵處理尚書省積壓未決的訴訟案，魏徵雖然不熟悉法律事務，但“存大體，以情處斷”，最后眾人“無不悅服”，展現出了出色的行政能力。
李世民晚年為立儲問題而苦惱，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針對儲位的明爭暗斗成了他的心病。當時李承乾“不修德業”，而李泰聲望日高，為了維護太子，李世民以魏徵為太子太師，稱“當今朝臣忠謇，無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魏徵當時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于是推辭，李世民則援引漢朝“商山四皓”的典故，并說“知公疾病，可臥護之”。魏徵并非關隴集團出身，也不是太宗舊部，卻得如此信任倚重。可惜的是，魏徵去世后不久，李承乾就因謀反被廢，死于黔州。
李承乾
三、被“遺忘”的文史才能
魏徵以勸諫而名垂青史，他政治上的功績掩蓋了文史上的才華。貞觀三年，魏徵任秘書監，這是掌管國家藏書與編校的官員，古時帝王好標榜“文治”，對書籍的整理和編撰往往都寄托著政治深意。魏徵與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共同編訂《群書治要》，博采典籍，這乃是一部講政治戒鑒的煌煌巨著。魏徵因“喪亂之后，典章紛雜”，遂奏請校定四部圖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
此外，魏徵還總領《周書》《梁書》《陳書》《齊書》與《隋書》五部官修正史的編撰，“多所損益，薦在簡正”，并親自撰寫了《隋書》的序論與《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在中國古代官修正史即“二十四史”中，經魏徵總管修撰的就占了五部，可見魏徵不愧于時人對他“良史之材”的稱贊。
自南朝齊梁以來，宮體詩大盛，文學出現了追求綺靡華麗的風潮。陳叔寶、隋煬帝都是寫作宮體詩的好手，因此在唐王朝統一之后，很多人就自然地把他們的文學愛好和政治失敗聯系起來，認為文學音樂都是導致亡國的禍端。
而李世民堅決反對文風決定政治興衰的論調，魏徵也認為“樂在人和，不在音調”，政之興廢在人心而不在藝術。魏徵主張革除齊梁以來浮靡淫麗的文風，融合江左的清麗之美與河朔的貞剛之氣，使文學做到“文質彬彬，盡善盡美”，這顯然是一種先進的文學觀：既堅持了文學本身的審美屬性，不使之淪為純粹的政教工具；又要求文學的思想、格調健康，符合所謂雅正的標準。唐代的文學革新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沒有在太宗朝完成，但必須承認的是，這樣一種“盡善盡美”標準的確立，為之后唐詩藝術的極度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魏徵有作品傳世，除了一些用于國家祭祀的樂章，也有抒情言志的詩歌和大量文采斐然的奏章，他的文學創作踐行了自己的文學理論，可見其革除齊梁之弊的主觀努力。
魏徵的謚號“文貞”是當時是頂級的美謚。古代臣子凡得謚“文”者，往往都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如韓愈、歐陽修、司馬光等，魏徵出色的文史才能由此可見一斑，只不過，人們往往過于關注他的諫諍，反而把這一方面遺忘了。
四、破滅的明君良臣神話？
貞觀十七年，魏徵去世。李世民非常悲痛，他追贈魏徵司空，親臨慟哭，親自為他撰寫并書寫碑文，命令長安百官都要參加魏徵的葬禮，并讓太子李承乾舉哀，晉王李治致祭，可謂極盡哀榮。李世民讓魏徵陪葬昭陵，親自登上城樓目送魏徵的靈柩出城，還為此寫了一首《望送魏徵葬》，詩的結尾說“無復昔時人，芳春誰共遣”。
唐太宗昭陵
在魏徵去世之后，李世民讓閻立本繪制功臣圖像，是為著名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魏徵名列第四。畫成之后，李世民常去懷舊賦詩。
然而，不久之后，李承乾謀反，曾被魏徵舉薦有宰相之材的侯君集附逆，李世民開始懷疑魏徵在世時結黨營私。另外，魏徵曾經寫下自己的諫辭拿給史官褚遂良看，希望他可以記錄下自己的言行，這種行為被時人視為顯己之賢而揚君之過，李世民得知后更加不滿。于是他下令推倒魏徵的墓碑，又取消了自己的愛女衡山公主與魏徵長子的婚約。至此，昔日“明君良臣”的神話似乎已經破滅。
晚年的李世民好大喜功，日益懈怠，貞觀十九年，李世民親征高麗，雖然取得勝利卻損失慘重。班師之后，李世民想起往日魏徵對自己的諫諍，悵然感慨魏徵若在，必不使自己有此行。到這時，李世民終于與魏徵和解，他召來魏徵的家人加以賞賜慰勞，派人以少牢祭奠魏徵，并且重新立起墓碑。
昔日的模范君臣終于還是有了一個體面的結局。今天，昭陵仍有魏徵之墓，乃是所有陪葬墓中離帝陵最近的一座，墓碑上是罕見的蟠桃紋，似有特殊恩寵之意。然而石碑上已無字跡，據推測，李世民下詔推倒魏徵墓碑時，因為碑上有御筆碑文，很可能要先磨去字跡，后來墓碑被重新樹立，而這份碑文卻無法恢復了。
文史君說
魏徵是貞觀名臣，唐太宗本人也高度認可他對于貞觀之治的重要貢獻，他的諫官形象早已超越時代，持續影響著后世。在諫諍的光環之下。魏徵還表現出卓越的文史才能。至于李世民與魏徵之間的君臣關系，尤其是魏徵死后李世民的反復總是令人感慨：專制君主的喜惡極有力地影響著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另一方面，成敗功過又往往需要經歷時間的考驗，留與后人評說。今天我們予以重新審視時必須承認，這對君臣身上展現出的開放包容、英雄不問出身的精神氣質，無疑有著積極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唐】吳兢：《貞觀政要》，中華書局，2011年。
【后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汪篯：《汪篯漢唐史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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