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歷史上，大的封建王朝往往擁有龐大的文官系統，尤其是明代，文官系統掌握了主要的職位，即便皇帝不理朝政，文官系統也照樣運轉，照樣治理天下。只是，文官系統指揮武將，就有些滑稽了。不過，文官集團確實勢力龐大，武將一般無可奈何，只能聽之任之。
文官們認為，要是有災難導致刁民犯上作亂，就一定是刁民本身的問題，而不會從災難方面尋找原因。他們固執地以為，刁民所屬的地區官員治理不力，一定要被罷免，至于鎮壓刁民，就是武將的事了。可是，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的施政原則在根本上不能相容。當時，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政治調劑手段往往無效。尤其是出現嚴重的天災之后，造成大面積饑荒，老百姓面臨死亡的威脅，為了吃飽飯，就要造反。文官們認為，國家需要各方面平衡，要是弄到動用武將，帶兵平叛的地步，就算是衰敗的象征。
武將沒有那么多的講究，需要訓練兵勇，帶兵打仗。他們要有一定的策略，還能指揮千軍萬馬，集中兵力，沖鋒陷陣。在戰斗中，武將需要自己決斷，無論是避實就虛，還是一鼓作氣，都需要獨立作出判斷，即便為了取得勝利犧牲一部分士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文官們思考的不是這些內容，而是中正和平的施政綱領。而武將們在沖鋒陷陣中流血犧牲，卻在文官心目中成了血氣之勇的象征。即便武將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也一定是不值一提的勝利。畢竟，文官們考慮的是更大層面的勝利，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其實，文官們考慮的事情大多大而無當，在和平時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戰爭年代，就不同了，一般都不會有什么適用性。但文官們固執地以為自己認為的才是對的，而武將們都是傻大粗的典型，只知道帶兵打仗，卻看不清全局。說白了，就是文官們喜歡朝堂之上獲取權力，而武將們累死累活，取得勝利，也不一定比文官們獲得更多的權力，也就真的成了費力不落好的典型。
武將要安排戰略資源，把倉庫、后勤給養等安排在一定的地點，方便士兵獲取。但文官就不同意了，需要動用手中的權力，指派武將建立倉庫的地點，同時控制軍餉，不會讓武將染指。于是，克扣軍餉的事情時有發生，武將也不能控制。要是出了事情，文官會把責任全都推到武將身上，也就沒什么事了。在宋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后，兵權交給皇帝直接掌管，其實最終交給了樞密院的官員掌管。有時候，帶兵打仗的時候，將領帶的不是自己平時訓練的兵，而是別的部隊。在打仗過程中，武將還要受到后方皇帝的指揮和干涉，往往打仗輸多贏少。到了南宋階段，軍隊更是成了皇帝以及文官系統的傀儡，經常出現打敗仗的情況。秦檜陷害岳飛，就是文官系統包括皇帝對武將的一種迫害。畢竟，岳飛參與了皇帝立太子事件，就有些干預朝政的意思了。高宗趙構豈能容許他隨便干涉皇族內部事務？
到了明朝，文官系統更加發達。從根本上看不起武將。而武將們考核的時候，也僅僅考察一點文字功底的東西，每天學的東西不過二百字左右的內容，主要還是練武。于是，在學養方面，武將和文官不是一個層面的，也不能參與朝堂議事。國家的大政方針制定，甚至打仗的策略都由文官系統制定，甚至文官帶著軍餉，要指揮武將沖鋒陷陣了。文官經常對高級將領提出無理的指責，如果將領當機立斷，指揮部隊投入戰斗，就是文官指責的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要是武將按兵不動，等待有利時機，就是文官指責的畏縮不前，玩敵養寇。而兵丁們劫掠百姓，要受到處分，文官就更有的說了。其實，只是文官拖欠軍餉，弄得士兵們沒有錢，只能騷擾百姓。問題的根子在文官那里，卻最終讓武將和兵士背了鍋。
即便武將或兵士退伍還鄉了，也不能很好地應付地方事務。按理說，他們可以在地方從事一些民政、稅務、財政等部門的工作，但他們回到鄉里會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方官員都具備安詳的儀表、華麗的文辭、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而將軍和士兵大多不具備這些文官的素質，即便回鄉也不能勝任文職工作，以至于成了無業游民，有時候還會滋擾事端。
文官們形成官僚集團，看不起武將，還要處處指揮武將。而武將不具備反抗的能力，只能聽之任之。于是，很多時候打仗，會出現軍隊獲取信息不靈，被敵人輕易擊潰的現象。明英宗被俘的“土木堡之變”就是這么回事。宦官王振倉促發兵50萬，挾持明英宗親征。兵至大同，未交鋒就撤退。王振又想炫耀自己，想讓英宗“臨幸”他的家鄉蔚州，致使軍隊疲于奔命，勞累不堪，在土木堡被也先率軍圍住。明軍大潰，王振及各大臣死于亂軍，英宗被俘，50萬明軍死傷過半，瓦剌軍進逼北京。“土木堡之變”暴露了軍隊體制的致命弱點，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武備繼續廢弛，軍事組織不斷衰退。而在文官眼里，這些都不算什么，只要在任期中保持平靜無事，社會穩定就行了，一切有關軍隊改造的計劃完全可以束之高閣。
要是戰斗用武將臨陣指揮，不用文官指揮，或許會有另外一番景象。文官集團權力太大，干涉武將以及整個武力系統，最終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