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時，教育的標簽越來越多，熱詞層出不窮。從“寶寶常青藤”、“海淀家長”、“順義媽媽”到 “雞娃”，這些令人深陷其中的詞，使得教育路上的父母從此殊途同歸。
孩子沒有出生之前，父母就要搶奪占領優質教育資源的“學區房”；孩子出生之后，幼教、私教，無論從智力發展還是興趣培養，父母就已經開始慢慢下注，賭一個孩子的未來。
“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無疑是諸多父母心態的最好注解。
娃娃們頂著無限的希望，在“超額完成任務”的日常中逐漸長大。學不會的拼命補習不能落人身后，學會的還要再學更多以便超越人前。
父母們辛苦工作，賺更多的錢，雞更牛的娃，只為有一日考入名校，拿到走向社會的入場券。
可是，當孩子們步入名校、走向社會之后，發現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無限的競爭，無限的優秀，無限的焦慮……
于是，部分曾經優秀的孩子組成了“985廢物自救小組”，既自嘲，又無奈。
前幾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在“第七屆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談到了現代教育生態中的“無限病”，話語間透露出焦慮之下的社會所帶給孩子們的影響。
無限的兒童、無限的軍備競賽，這是現代的無限病。
一種表現為‘無根病’，出人頭地，不斷往上走，不斷的離開，遠離故鄉與親人，這是現代意義上的孤兒；
另一種為無限病，無限的可能，無限的希望，風尚與民情的虛妄既蠱惑又逼迫一個普通的孩子不再甘于普通，他在無限的膨脹中又陷入無限的孤獨，他是一個現代意義的獨子。
孤兒的處境有多嚴苛，獨子的心態就有多虛妄。
那么，是不是中國的父母只能在內卷中與焦慮相依相伴下去？中國的孩子們是不是也只能在教育軍備賽中體味孤獨？外灘君專訪了劉云杉教授，試圖找出破解之法。
教育被異化為“社會階梯”后的中產焦慮
近40年，中國一直在高速發展，社會在這之中也進行著很復雜的分層。過去金字塔式的分層，慢慢轉變為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中產階層成為了龐大的群體，且持續力爭上游。
然而，自2010年以來，隨著中國逐漸由增量經濟時代逐漸進入新的存量經濟模式，整體發展步伐放緩，社會結構也慢慢趨于穩定。年輕一代的“成功之路”遠比父輩母輩辛苦得多。
“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大家發展的都很快，也都會覺得自己的孩子會比現在更好，比自己更好。不過現在這種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了。”劉云杉指出了家長心態的變化。
在她看來，隨著我國社會結構趨于穩定，教育作為傳統的上升通道，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加之當下正處于大眾高等教育時代，文憑膨脹，教育收益開始下降。
不僅如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財富階層開始形成，“資本收入不平等”、“二代崛起”等現象的出現，致使中產階層面臨塌陷的隱患。
于是，“知識改變命運”這一國人的教育哲學在今天被無限放大。”人們期待“名校”的身份神話能夠替代家庭，完成對下一代的“制度性庇護”。
“教育的功能被異化了，成為了社會分層的代理機制。在社會階梯的意象上，每一個體都是雙面作戰，一方面設法往上爬，另一方面又在不斷防御下面的人往上鉆，防御‘下滑’與力爭‘向上’已經成為所有階層代際傳遞中的深刻緊張、乃至日常的焦慮。” 劉云杉說道。
當下，人人都在談論內卷。這并不是一個新創造的詞，而是最早經由格爾茨描述農業經濟時所提出的概念。它原本是指在耕作的時候，越發注重細節，直到最后產出已經跟投入脫離關系，甚至出現負增長。
現在人們所談到的“內卷”，大多形容一種死循環：不停的重復，不停的疊加，它耗時耗力，卻極少“做功”。2020年底，這個學術詞匯成了焦慮時代的集體共鳴。
社會階梯意象上的“腹背受敵”，使得深陷其中的每個人都想在競爭中獲得勝利。而當教育被異化成一個戰場的時候，學校就會被扭曲為一個競爭的賽場。
內卷源于焦慮，焦慮引發內卷，兩者相互影響，惡性循環。其背后很大的一個原因在于我們身處競爭的社會。是不是誰在競爭中打敗對手，誰就贏得了未來，贏得了世界？我們究竟在比些什么？
劉云杉認為，適當的競爭其實是一種有效的方法，通過教育領域里的競爭使得階層流動起來，競爭是應該的。但目前的問題是過度競爭。
這里涉及到兩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一個是我們當前的競爭機制，一個是現象背后更深的制度邏輯。
“我們先要思考，在目前激烈的教育競爭環境下，我們是在競優還是競次？”這里，劉教授引用了拍賣中的一對概念。
所謂競優，是指誰能夠真正創造新知識、能夠做到真正有所突破，其能夠創造的價值就更大，因此其自身價值就會被高度重視；
所謂競次，即為一種逆向競標戰：在這種競標模式下，所有人都不能犯錯誤，不能有任何風險與瑕疵。大家的特點趨同，不具備獨特優勢，所以只能憑借誰價格低廉誰才可以取勝。
這中間有一點需要考慮：想要有所突破，有所創新，就要在一定程度承擔失敗的風險。
“學術界的競優是看誰的東西能留得下來，能經得住時間的檢驗；競次是數量多，好像秀肌肉一樣。我們是否為那些真正敢于創新，敢于突破的人提供了敢于失敗的空間？”劉云杉提出了一個問題。
目前，整個社會的教育觀點是不能失敗、害怕失敗。學生的每一個科目都不能有太多的瑕疵，每個人都害怕風險，害怕失敗。
這恰恰就卷入了“競次”的機制當中——通過不斷刷題來保障萬無一失，經過嚴格的時間管理、培養刻苦耐勞的良好品質、可以承擔單調乏味的學習任務等等，這樣培養出來的人可以在群體當中成為優秀的佼佼者，但這并非就具備了卓越。
如果這些人不能被界定為頂級人才，就要與高技能、低工資的勞動者處于一場競標戰當中。他們擁有與低端勞動力相同的習性，最多也就只能成為一名好的中層執行者。
“我們應該為創新、開拓提供土壤與空間，應有承受失敗的風險，這是制度和國家層面需要思考的問題，而不是一家一戶的問題。”劉云杉如此強調。
誠然，在比賽號角吹響之前，我們需要審視，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賽場，兔子跑得再快，到頭來也只是在跟烏龜比賽。
此外，在她看來，教育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不能只重視計劃內的數據和指標，而忽視了負面的效應。
目前，校園里的孩子們看似因為課業減少、評價多元而變得自主愉快，但其核心競爭卻已被轉移到了校外。
不唯分數論之后，評價又要怎么開展呢？旨在公平、均衡的基礎教育與旨在創新、分層嚴重的高等教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這中間的鴻溝目前只能靠家長來靠“雞娃”填補。
不止如此，多元化教育發展的今天，教育慢慢開始走向商品化，掌握資源優勢的人們其起跑線是不同的。
在多元教育選擇下，資源加偏好等于選擇。想要實現跨越，將變得更加困難。
這一切的一切，使得原先旨在促進階層流動的教育競爭變得異常復雜，且越發使人走向分離，走向對立。
“另外一點我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競爭正在走向個人主義視角的機會博弈。”劉云杉表達了對過度競爭可能引發的又一影響的擔憂。
家長們砸最多的錢，買最多的課，上最貴的學，企圖靠搶奪教育資源來一決高下。孩子們的學習壓力和負荷能力被擱置一旁，母親們卻忙于“項目經濟”。
“海淀家長”、“順義”母親，雖然走的道路各有不同，一個提倡勤學苦練出類拔萃，一個提倡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但最后卻都是殊途同歸：大家好像都存在著一種迷之自信，似乎下的賭注越多，贏得幾率就會翻倍。
誰比誰拿到的獎狀多，誰比誰鋼琴彈的好，誰拿到了多少個offer......孩子可視化的成果越多，父母們這個項目經理當的就越成功。
可父母們又當如何走出焦慮的怪圈？劉教授的看法是，不要把孩子變成是自己的一個項目。孩子不是一個虛榮的指標，要幫助孩子認識自己，慢慢涵養TA的性情和性格，而不是封閉局限在“我一定要戰勝別人”的思維當中。
“借國家教育的機會，爬上他們個人自由教育的前程。人生就只有斗爭，只有分離。社會上也只有那些聰明強壯的成功，而不管愚笨病弱的失敗。”
除了呼吁大家跳出個人機會主義的教育怪圈，劉云杉還特別提到了要警惕基礎教育中縣域中學的塌陷。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北大的招生數據中你會看到有很多省級、縣級高中考上來的孩子。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發現考上名牌大學的生源校和目標校范圍開始慢慢縮小，最后都集中到了頭部校——也就是那些資源、生源都富足優越的名校，牛校中去了。”
縣域中學的塌陷問題，不光存在于縣、鄉，就連城市中的學校，也有生源集中在頭部學校，而其他學校“無人問津”的現象。即使目前有公民統招、搖號政策的影響，家長對于頭部學校的迷戀還是只增不減。
頭部學校的背后，是多少學校的利益受損，這個問題令人深思。
“我們在談教育平等時，要認識到寬松教育可能帶來的平庸；在談機會均等時，要認識到自由競爭的殘酷；我們在談卓越人才培養時，也要清楚更有可能被競爭后的拔尖所架空；我們在談教育選擇時，要認識到多元選擇后隱含的社會分化甚至分裂。”
整個采訪過程中，劉云杉多次強調，要想緩解焦慮還需從根本問題入手。破除教育迷局，不是一家一戶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事情。
她認為，當前的教育更多被狹義地理解為“學”和“教”，其“育人”的根本特性被忽略了。父母們認為把“學”和“教”讓渡給學校和校外培訓機構，就完成了教育孩子的責任。學校的教育也逐漸空疏化，淪為了知識的購買場。
“教育最重要的一點，是育人。要讓人認識自己，塑造內在的性格。性格的背后是其內在堅定性，即有所為，有所不為。要學會取舍。”
如果不了解自己的限度在哪里，在能力與欲望之間尋找不到平衡，就會陷入無限的自我，無限的競爭，以及無限的焦慮。
劉云杉特別強調，學校和社會要能塑造共識，因為這是一個共同人格、共同文化、共同傳統和共同次序的奠定，是國民教育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教育需要重塑團結，而不是加劇分離的焦慮。
對于個人而言，劉教授給出的建議是，父母一定要問一問自己，究竟想要培養什么樣的孩子？
是要讓孩子安靜地去和知識待在一起，用知識，用習得的經驗，用教育去養育TA，還是簡單地訓練TA，使其各方面修煉到最優？要知道，后者并不意味著TA就可以自然成為那個山峰上的人。
“要謹慎地走出自己。”
畢竟，心中有恒念，才是教育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