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收藏家、學者、孔子基金會原常務副會長辛冠潔（1922-2022）先生。 （《環球人物》雜志攝影記者 侯欣穎/圖）
要不是同事發來鏈接，我還不知道辛冠潔先生于2022年11月6日去世，101歲！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壽。
也許有人會說，他沒有學歷，沒有師承，算不上什么學者。但我要說，他的傳統文化修養好過很多學者。隨便舉個例子，某地有關部門到北京請一位著名歷史學家為家鄉題辭，結果發現這位名家連毛筆都不會拿，只好用鋼筆寫了幾個字。就是這幾個鋼筆字，也像蟲子在爬。也許有人會辯解：新中國成立后還有多少人用毛筆？不幸的是，這個學者出生于1930年代，那時毛筆仍然是主要書寫工具。辛公擅長書法，那是一筆一畫苦練出來的。
作為戰火中歷練出來的記者，辛先生1938年就入黨了，新中國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文革”后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所是社科院的老所，每個研究所又細分為多個研究組，現在叫研究室。辛先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主編的《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中國古代佚名哲學名著評述》堪稱經典。原因有二，一是當時的學者不像現在有那么多掙外快的機會，當時各項事業剛剛起步，出書非常難，能夠得到寫作的任務，作者都感到光榮，全力以赴。二是山東是辛先生的老根據地，這兩套書由齊魯書社出版，經過了認真的編輯，錯訛很少。楊向奎先生花了十年時間主持的《清儒學案》八卷也是由齊魯書社出版的，但有上萬處錯誤，不堪卒讀，甚至出現“一九84年”這樣的格式，好像根本沒經過編輯加工。
1984年，財政部撥款100萬元成立孔子基金會。100萬元在當時是個什么概念呢？在我讀高中的縣城，一根油條五分錢，也有五毛錢一晚的招待所。辛先生是孔子基金會的實際負責人。他資歷深，還握有《中國哲學史研究》《孔子研究》兩大刊物，正逢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國學熱”，辛先生相當于國學市場的祭酒，大家都尊稱他為辛公。1994年我剛參加工作，單位安排我給楊向奎先生當助手，抄抄寫寫，同時也在楊先生指導下讀古書。劉文淇家族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是楊先生領導整理的大書，1959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黑乎乎的紙張，能清楚地觸摸到稻草梗，可見當時的經濟是多么困難。有一次碰到我的老鄉張琢先生，他問了我的近況就說，你這么喜歡點校古書，剛好辛冠潔先生編《中國儒學百科全書》需要人校對詞條，我推薦你去。就這樣我經常到孔子基金會去，他們當時在北京交道口菊兒胡同辦公。那時我住在西壩河集體宿舍，沒有電話；工資是374元，五毛錢的地鐵感覺太貴，所以無論去哪里都盡量蹬破舊的自行車。為什么要騎舊的呢？因為新的已經被盜兩輛，只有特別舊的車，賊才不惦記。去了之后才知道除了校對所有作者引用的古書的出處，還有一些沒有完成的詞條。當時中國的學術界還沒有規范引文的習慣，規范引文的習慣是大陸學者到港臺開會之后，自慚形穢，才慢慢學會的。因此我的工作量很大。我寫的詞條不多，交給辛公，他弄丟了。當時買不起電腦，都是手寫；單位太窮，不能復印，我自己沒有留底。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個詞條是王艮，我們單位有一個萬歷善本，使我把這個詞條寫得非常飽滿。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編輯也非常負責，但由于是工科出身，我們的稿子本來正確，反而被他們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改錯了不少。這樣反復開會討論，拖了很久，直到1997年才出版，質量還是不錯的。
和辛公交往，當然少不了討論所謂的“國學熱”，我認為就是學術界有些人太窮了，想盡辦法要把國學變成自己的存款。有人說，你看有些人不排隊、愛盜版、大聲喧嘩、隨地吐痰，有的大學校長一講話就出丑，都是因為缺失國學教育啊；我說那是家教或者個人修養問題，不是國學問題。韓國、日本不提倡國學，可是人家連中國文化也保存得好好的。辛公安排過日本客人表演茶道，長達兩個多小時，華麗的服飾價格高昂，聽說相當于一輛汽車。舉個例子做對比，孔子基金會有一次在曲阜開會，有位成員是國家某部委的退休秘書，因為對座次不滿意，大怒之下，拂袖而去。我不相信靠這樣的人能夠弘揚國學。孔子的核心是仁學，沒錯吧？仁就像花生仁、核桃仁，是能夠生長的種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一種人類共同價值。否定這些價值，就等于自經于溝瀆。
和辛公交往最大的樂趣當然是到他家欣賞他收藏的寶貝，他是大收藏家，收藏的門類眾多，最多的是書畫，可以說成捆成堆。可惜當時沒有能拍照的手機，我只給他收藏的《爨寶子碑》帖照了相，是應張永山先生的要求照的，因為這張赫赫有名的碑帖上，有羅振玉的題詞，張先生的夫人羅琨是羅振玉孫女。辛公告訴我，1950年代，齊白石的畫就掛在書店，25元一幅，只要你有錢，誰都可以買。現在郭沫若的字也很值錢，作家朱士奇收藏的最多，辛公是第二多。辛公告訴我，有一段時間他和郭沫若都駐日內瓦，天天見面，因此得到郭沫若很多字。嘉德是中國最大的拍賣公司之一，辛先生是嘉德的顧問，嘉德甚至專門為他出版了一本書。他好玩蛐蛐，還出了書，真是玩到了極致。
1996年，孔子基金會人事調整。辛先生退下來了，他說：“將來我成立一個自己的基金會。”這絕非吹牛。我估計他要拿出一億出來也不難。但是，那些善于鉆營的精致利己主義者，拿到了基金會的資助就會干正事嗎？肯定不會。
辛冠潔編《陳介祺藏鏡》。 （資料圖/圖）
辛公顯然看透了學術界的方士和儒生，恥與為伍，干脆單干，邊玩古董邊寫自己的書。有一年他讓我幫他借了一些青銅器方面的古書，說要寫《陳介祺藏鏡研究》，因為他在拍賣會買到陳介祺二百鏡齋藏鏡拓本兩冊，墨拓銅鏡一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鏡，孤品，而且是陳介祺親手墨拓。后來真的出了書，印得非常考究。辛公章丘人，陳介祺（1813-1884）濰坊人。這使我想起劉起釪先生的話：“一個學者做學問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解決學術上的問題，共同推動祖國學術前進呢，還是為了學者自己只顧成名成家？應當毫不含糊地嚴肅地昭示：一個學者治學，單純地全心全意地奔赴的只有一個目標：為了祖國解決學術問題，與其他有成就的學者一道，共同推動祖國學術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永無止境地向前進。當學術取得成就后，自己內心享受成就的愉快，享受為祖國完成了一項學術事業的自豪感。如果這時國家和人民給以榮譽，那是對他完成一項學術事業的獎勵，自然會感到榮幸，但決不是自己原來追求的東西。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心態，是傳來久遠的。試看古代不少有成就的大學者，費數十年的心力完成一部巨著，總是靠門人或親友或襄義舉者出資把書刻出，自己享受的就是這部巨著的成就感。有的學者及身無力刻出，懷著對巨著的成就感離開人世，靠門人、靠親友或義士幫助刻書于身后，留其業績于學術界。這種例子太多了，也就成了中國真正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陳介祺出身于官宦人家，當然沒有這么可憐，但同樣需要后輩弘揚。
“小吳，要是你會喝酒就好了，我家里好酒多得很，你們研究所的索介然先生在我這喝了一大杯人頭馬，醉了一天。”有一次辛公對我說。真的嗎？我曾經和索先生比鄰而居，忘記核實這個掌故。索先生出身八旗貴族索綽羅氏，北京火車站對面的五星級國際飯店，曾是他們家刻書的地方。聽說他海量，不惜賣血買酒。我給楊向奎先生當助手，就是接替他。
自從辛公搬到朝陽公園附近的新家，我就很少去了。有一年過年，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他說：“陳來剛才來過，突然想到你，就跟你打個電話。”最巧的是2018年5月，我從國外教書回來，還接到他的電話，也是最后一次。今年7月31日，同事發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為辛公在協和醫院祝賀百歲壽辰的新聞，我立即聯系了哲學所的熟人，問能不能探視，得到的答復是不能。唉，可惜了，未能見老頑童最后一面。
一項學術事業，需要組織者、贊助者和實干家，辛公三者皆備，雖然手握巨款，無奈找不到托孤的人。他轉而成為一個登峰造極的玩家，一直玩到101歲，真是瀟灑至極。安息吧，辛公！
吳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