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在歷史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后世對其的評價褒貶不一。他主持的“熙寧變法”也被稱為”王安石變法“，被認為是積極有效的強宋政策。他在歷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因其文采斐然，也被列入了”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實在熙寧變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經名聞遐邇了，是宋朝文壇的風流人物之一。可是他卻多次懇辭朝廷的委任，表現出了無意于仕途的意愿。甚至于在宋英宗治平年間，朝廷多次征召他入京為官，他都找各種理由拒絕，直到宋神宗即位才答應。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王安石會推辭入京做官呢？
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是士大夫文人們的主要理想，儒家學者們更是總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系列人生歷程。作為宋朝文人中最優秀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安石在眾望所歸下入京為官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他從宋仁宗后期便開始以各種理由推辭，到了宋英宗時期干脆躲在老家以母喪為由避而不見，實在是有違士大夫們的人生理念。有人說王安石清高，不愿意沾染官場的污穢，無意于仕途。但從熙寧變法的情況看，事實顯然并不是這樣的。如果王安石真的清高到如此境界，他根本不會接納宋神宗遞出的橄欖枝。
從熙寧變法來倒推，可以看出王安石對于仕途還是很在意的，否則不會提出一整套變法強宋的措施，以至于攪得宋朝朝野天翻地覆。由此可見他在隱退老家期間，并沒有放棄對仕途的探索，也一直在嘗試著尋找強宋的辦法，最終才拿出了一套變法措施。因此很多人感到疑問，王安石為什么不提前把措施拿出來？為什么從宋仁宗后期，到宋英宗的整個時期，都對朝廷委任的官職視而不見呢？要知道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做官都是絕大多數文人的終極理想。王安石既然沒有放棄仕途，卻又做出這副清高的模樣，其目的何在？
要解釋上述問題，這要從王安石做官的歷程開始分析。王安石是宋仁宗慶歷二年的進士，先任淮南節度判官，后調任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期間政績斐然，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勤政愛民，得到了很高的贊譽。王安石先后得到文彥博、歐陽修等朝廷宰執大臣的推崇，成為新進官員之中最為杰出之一。宋仁宗嘉佑三年的時候，他入京任度支判官，向宋仁宗提出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是他第一次提出變法強宋的主張。這里面王安石總結了他為官多年的經驗，指出了宋朝弱勢的積弊，提出了強宋的一系列措施。
然而宋仁宗雖然口頭上對王安石進行嘉獎，但并沒有采納他的建議。此后王安石就開始鬧脾氣了，對朝廷委任的官職各種推辭。很多官職都是在他多次推辭后才勉強接受，其中不乏修《起居注》、任直集賢院、知制誥等朝廷重要職務。這些職務從宋朝的官場潛規則看，都是作為未來宰相的備選官職，可是王安石卻堅決推辭，擺出一副無意于仕途的模樣。嘉佑八年，他更是以母喪為由，直接辭官回江寧守喪。整個宋英宗時期，朝廷多次征召王安石，王安石都無動于衷，用各種亂七八糟的理由拒絕入朝。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安石越是拒絕入朝，他的聲望就越高，到宋神宗初年達到了頂峰。因此很多后世學者分析的時候，都認為王安石是故意在養望，為后來入朝當宰相作準備。實際上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證據的主觀臆測，難道他把天下人當傻子不成。當時可是宋朝最為興盛的時候，名臣名將遍地，沒有一點真本事，靠著作秀能夠當上宰相？這種說法完全是癡人說夢，把天下人當做三歲小孩了。實際上從歷史背景的分析，王安石拒絕入朝是有著深層次的考慮的。當時宋朝朝廷的政治環境，的確與他的政治理念不合，不入朝反而是最好的選擇。
王安石是慶歷二年的進士，這個年份對他的政治理念有著重要的影響。慶歷二年正是范仲淹的慶歷新政之前，第二年新政便如火如荼地展開，雖然慶歷新政不到兩年就夭折了，但是對王安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此王安石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便是“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這個理念貫穿了王安石的人生，也是他的所有熙寧變法的根本出發點所在。可是在慶歷新政失敗后的歲月里，這個理念在朝廷中是得不到認同的，甚至有著極多的反對派。可以說王安石選擇辭官歸隱，就是為了回避這些反對派，等待最好的崛起時機。
史書上有句話說得非常好，趙宋皇室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階層作為國家的統治階級，占據了國家大部分的資源，也壟斷了朝廷政治的走向。尤其是在慶歷新政失敗后，士大夫的保守派上臺，徹底壟斷了朝廷政策，形成了鐵板一塊的文官集團。這個文官集團非常強大，不僅有原來保守派的宰相，而且就連慶歷新政的參與者韓琦、歐陽修、富弼等人都背叛范仲淹而加入其中。這個文官集團是代表整個士大夫階層的，是為他們說話和謀求利益的。任何與士大夫階層利益發生沖突的政策或者官員，都會被他們群起而攻之。
王安石的政治理念是“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這種改革是要觸動統治階級利益的。作為統治階級代表的文官集團，自然會對這種理念的改革政策強烈反對。文官集團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其主要的構成便是士大夫階層中的富人。讓這些富人把自己的利益拿出來，救濟受到苦難的貧民。讓富人家族放棄部分政治利益，使貧民家族的子弟能夠做官，發揮他們的能力，使宋朝強盛起來。遏制富人家族通過腐敗攫取國家權力和資源的路子，讓社會回歸公平正義，激活宋朝中下階層百姓的主觀能動性。這樣的改革措施，從一開始就遭到文官集團反對。
實際上在慶歷新政失敗后，包括包拯在內的名臣都重提過類似的改革，但都石沉大海了，由此可見文官集團勢力的強大。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勢力下，就連宋仁宗都放棄了新政改革，王安石選擇退避三舍也是很正常的。他上書宋仁宗再提改革，也只是投石問路，看看朝廷和皇帝的反應。當文官集團反對呼聲極大的時候，王安石發現時機不對，于是選擇了明哲保身。從慶歷新政失敗后，到宋英宗濮議之爭之前，宋朝朝廷的文官集團就是鐵板一塊，誰都啃不動。就連包拯那么強的攻擊力，也只能在其中泛起一點水花而已。
面對這種政治格局，就連宋仁宗、曹太后這樣的人物都得妥協，王安石能有什么辦法呢？王安石選擇退避并不是懦弱，而是待機而動。他一方面可以利用這個時間觀察朝廷的動向，為未來的改革作準備。另一方面也通過深入到中下層的百姓中，了解了國家積貧積弱的根源，豐富了改革強宋的手段。等到宋英宗濮議之爭后，朝廷格局大變，鐵板一塊的文官集團分裂了。原本在把持朝政，在對抗曹太后的垂簾聽政時團結一心的文官集團，因為對濮議的爭議，在曹太后的兩封手詔下徹底瓦解了。
表面上的勝利者如韓琦、歐陽修等人卻是文官中的少數派，雖然位高權重，卻不得人心，成為了士大夫階層的叛徒和奸臣。被貶黜離開東京汴梁城，到了各地坐冷板凳的文臣們反而是多數派，影響著整個國家的輿論動向。這種情況的出現給了王安石機會，他可以從文臣中選擇自己的合作者，有了機會重新把改革之路推到朝廷的議題中。實際上在濮議之爭后一年多的時間里，王安石都是在做這個事情。他沒有選擇朝廷中當權的韓琦、歐陽修等人，就是因為這些人依舊是士大夫階層極端保守勢力的代言人，是為了私人利益不擇手段的。
王安石沒選擇宋英宗趙宗實，是因為濮議之爭徹底暴露了他的薄情和自私。趙宗實本是濮王趙允讓的第十三子，別說繼承皇位，就連當濮王世子的資格都沒有。正是因為宋仁宗和曹太后的扶持，他才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他一上位就拉攏文官集團與曹太后對抗，又通過濮議否定宋仁宗的皇考地位，就是個過河拆橋的白眼狼。這種極度自私自利，毫無人情味的皇帝，怎么可能為了國家和百姓的利益而進行改革？王安石不信任趙宗實，而韓琦和歐陽修又有背叛范仲淹的前車之鑒，他自然會對其發出的征召視而不見，果斷地找理由拒絕。
直到趙宗實去世后，韓琦和歐陽修被天下文官群起而攻之，不得已選擇辭官自保。朝廷中的政治格局大變，此時才給王安石帶來了機會。可以說王安石在熙寧變法之前的任何決策和選擇都是深思熟慮的，是對朝廷政治格局進行過深入分析后的選擇。但是他忽略了一點，這便是宋朝天下不是老百姓的，而是士大夫階層的。無論怎么變，只要老百姓不能當家作主，變法永遠不會成功。指望著士大夫階層發善心，那是過于天真爛漫的想法。實際上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其根源便是在于宋朝士大夫階層從根子上爛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