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的宋朝名臣很多，他們后來成為新黨的核心力量，加入到了圍繞新法的新舊黨爭之中。讓很多歷史愛好者難以理解的是，韓絳作為保守派的大臣，居然也加入了王安石的宰相班子中，成為了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幫手。而且從歷史記載來看，韓絳出任政事堂的宰相或副相貫穿了整個熙寧年間，是除了王安石以外距離宋神宗最近的人。宋神宗讓王安石推行新法，卻給他安排了一個保守派的大臣做副手，這是讓人非常疑惑的。如此安排人事工作，豈不是讓王安石的變法一開始就受到保守派的掣肘？
韓絳在宋朝的名氣很大，他的出身非常顯赫，其父韓億是宋仁宗時代的參知政事。北宋北方官宦世家中有兩個韓家最為著名，其一是宰相韓琦的家族相州韓氏，其二便是韓絳的家族靈壽韓氏。而且靈壽韓氏發跡比相州韓氏早得多，也顯赫得多。早在宋仁宗年間，靈壽韓氏便已經成為與東萊呂氏并稱的官宦世家，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廣泛追捧。與韓絳相比，王安石的家族勢力就薄弱很多了。他雖然也是官宦世家出身，但父親最高也就做到尚書都官員外郎，而且大部分時間在地方為官，在朝廷中樞完全沒有影響力。
從王安石變法的整個過程看，他從推出新法開始便受到了反對派保守勢力的政治攻訐，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他的兩次罷相都與保守派的施壓有極大關系，也是宋神宗向保守派妥協的結果。在此過程中，靈壽韓氏作為北方官宦世家的代表之一，也是反對王安石變法最為激烈的家族。
其中韓絳的弟弟韓維先后出任御史中丞、權知開封府等官職，用盡手段阻撓新法推行，不惜被貶官外放到地方，可謂是保守派中的領袖核心。從史書的評價來看，韓絳雖然沒有韓維那么激烈的反對變法，但也是站在保守派一邊的。他出任參知政事進入政事堂，對推行新法很明顯是沒有正面作用的。
因此在閱讀這段歷史時，很多人對宋神宗的這個安排感到疑惑，這明顯是對推新變法不利的事情。可是從韓絳在政事堂的表現來看，他并沒有積極的反對變法，當然也沒有積極的支持變法，而是處于了非常平衡的狀態。這樣的態度并沒有阻撓到新法的推行，似乎沒起到什么掣肘的作用。從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后的政治格局變化來看，韓絳接替王安石為宰相，居然還成了新法的“傳法沙門“了，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他的這種態度不但沒有得到家族和反對派的激烈攻訐，反而在朝廷中留下了美名，得到的評價與王安石截然相反。
從韓絳家族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韓絳本人在王安石的宰相班子的表現，以及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后的行為，可以發現韓絳在朝廷中的地位是非常模糊的。說他支持新法吧，卻又沒有明顯的態度和功績。說他反對新法吧，但他與王安石的關系非常好，而且不加入到反對派圍攻王安石的政治斗爭中。可他當了宰相后，明明有機會廢除新法，卻又沒有什么操作，反而讓呂惠卿掌握了政事堂的大權，將馮京等反對派的大臣貶謫到了地方。他的這種模糊的政治定位，和模棱兩可的政治態度，實在是讓人難以理解。
綜合史書上各方面的信息分析，宋神宗如此安排還是有深意的，這在王安石變法中便充分地體現出來。王安石變法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得罪的是遍布朝廷的文官士大夫集團。這種情況在變法之前兩人就有所預判，所以也做出了比較充分的準備。當時宋神宗沒有讓王安石直接拜相，而是出任參知政事，讓三朝老臣曾公亮和樞密使陳升之為宰相，就是為了防止下面反對的聲音太大。后來陳升之在變法過程中主動請辭，王安石才正式拜相，韓絳以參知政事的身份進入宰相班子。這個宰相班子也是熙寧變法中，堅持最久的執政團體。
從宋神宗安排宰相班子的思路來看，他雖然年輕，但做事還是比較穩重的。他在宰相班子中放入曾公亮這樣的老臣，便是為了方便出現政治斗爭時協調處理矛盾。從這個執政團隊的政治格局看，實際上除了王安石是外來戶，其他人都是朝廷中人脈廣博的重臣。這些宰相們對朝廷內外非常了解，與各部門的大臣關系也很好，出現矛盾時都是比較易于調整的。王安石雖然當時進京不久，但早已名聞遐邇，只是私交方面不如其他大臣那么圓滑。從這個角度看，宋神宗把韓絳放入到宰相班子中，有一點補充王安石人脈網的意思了。
王安石個人與韓絳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他倆是同年的進士。韓絳是探花，王安石是第四名。在宋仁宗年間兩人同朝為官，私人關系非常的好。雖然后來王安石因為變法建議不被朝廷采納，借著母喪的機會離開了朝廷，但兩人的聯系卻一直沒有斷過。實際上韓家和王家的幾個兄弟都是非常密切的，治平四年時，時任三司使的韓絳還推薦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參加考試。由此可見，雖然重新入朝的王安石人脈網并不廣大，但與韓家的關系依舊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宋神宗將韓絳放入王安石的宰相班子，是讓他作為王安石和保守派之間的緩沖。
宋神宗這么考慮，是充分考慮了當時的朝廷形勢，以及王安石和各大官宦家族之間的關系。王安石雖然名氣很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官場上卻也是出了名的脾氣臭。他性格執拗，不通人情世故，被人稱為“拗相公”。很多官員崇拜王安石的才氣，卻也對他的臭脾氣毫無辦法。因此王安石為官過程中得罪了不少人，能與他和平共事的官員很少，與他走得近的官宦世家就更少了。王安石剛入京科舉的時候，與靈壽韓家和東萊呂氏都走得很近，所以保持著較好的私交。盡管如此，隨著新法的推行，王安石得罪的人越來越多，私交也越來越差。
如果讓王安石把朝廷內網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使政事堂中全部是支持他推行新法的變法派，這對宋朝來說其實不是好事。從政治格局來看，這就會形成政事堂的變法派，對抗朝野保守派的格局，并且逐漸形成黨爭的形勢。實際上后來呂惠卿執掌政事堂，把韓絳的權力架空，便組成了以變法派為主題的新黨政治團隊，開始了新舊黨爭的進程。宋神宗將韓絳放到政事堂，其中最大的目的便是避免王安石一意孤行搞出黨爭。如果王安石有黨爭的意圖，宋神宗可以讓韓絳從中勸解和緩沖，避免新舊兩黨的政治斗爭白熱化。
從歷史發展來看，宋神宗的這一安排是起到效果的。王安石執政期間，因為有著韓絳從中說和，他與保守派的斗爭一直控制在新法的范圍內。他雖然為了推行新法貶謫了很多官員，但并沒有將變法派發展成朋黨的趨勢。這讓新法推行的政治斗爭可控，也有效避免了黨爭的出現。
可由于王安石的手下留情，卻讓保守派們肆無忌憚起來。馮京、韓維等保守派的大臣，仗著有韓絳的說情，主動將保守派搞成了舊黨，拉開了黨爭的序幕。他們靠著這一手段逼王安石罷相，最終引入了呂惠卿這個激進的變法派。呂惠卿上臺后一改王安石拒絕黨爭的態度，在變法派中組建新黨，開始了新舊黨爭。
綜合各方面的要素來分析，宋神宗將韓絳放到政事堂，是個非常正確的決定。但他沒有有效地壓制馮京、韓維等保守派實力對王安石的攻訐，使其形成黨爭的勢頭，又是非常錯誤的。在保守派出現朋黨的趨勢下，讓韓絳去阻止新黨的出現，也是不現實的。韓絳在政事堂中，只能利用自己的私交，防范王安石動用黨爭的手段。一旦王安石被逼罷相，那政治斗爭必然走向白熱化，變法派也會突破朋黨的底線，以黨爭的方式來應對外來的政治攻訐。所以說韓絳進入政事堂的意義在于王安石的存在，如果王安石不存在，他也就沒有啥意義了。
因此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和第二次罷相后，韓絳在政事堂的地位都很尷尬。第一次罷相后，上臺的呂惠卿組建新黨搞黨爭，韓絳孤立無援。第二次罷相后，韓絳已經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存在的價值也已經不大了。所以最終宋神宗選擇將韓絳移出政事堂，重新組建宰相班子，開始了新的改革。
總的來說韓絳作為保守派的大臣，在王安石變法中只是緩沖劑的作用，而且只針對王安石本人。他能在王安石執政時有效地控制政治斗爭的規模，避免黨爭出現，是基于他本人和王安石的私人交情。對于政治斗爭更堅決的呂惠卿等激進的變法派來說，他是沒有什么用的。所以韓絳的拜相和罷相就是個搭便車的，成也王安石，敗也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