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四載（745年），在同游山東蒙山等地之后，高適、杜甫與李白作別，前去濟南，參加新任北海太守李邕設下的宴會。從此次分別之后，高適與李白終身未再相見。
在天寶三載（744年）時，高適、杜甫、李白同游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帶），時年高適四十一歲，而李白四十四歲，二人年紀仿佛，行止卻不甚相似。在同游之前，高適曾去長安，也曾去往燕趙、薊北，但都未獲得出仕機會，而李白這時正被“賜金放還”，剛剛經歷人生的大起大伏。因此，這一段被載入文學史的游歷，之于兩位主人公的內心而言，應該是不同。
不過，想要昭揭這種不同，卻較為困難。直接原因，在高適的詩集中，沒有同李白唱和，乃至送贈李白的詩作，而在李白的詩集中，也沒有同高適唱和，乃至送贈高適的詩作，如非同游者杜甫多年后寫作的《遣懷》《昔游》二詩，恐怕后人完全不知道這一次同游。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應將高、李二人在分別之后，各自的際遇聯系起來看。
天寶十四載（755年），范陽等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發動叛亂，對唐代整個政治、社會都產生了極大的沖擊與影響。玄宗在叛軍攻破長安之前，西逃入蜀。玄宗三子李亨在西逃至靈武時稍作休整，即登基稱帝，而尊玄宗為太上皇。同時其十六子李璘被玄宗封為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鎮江陵。李璘在到達江陵之后，別生圖謀，深受其兄李亨忌憚。最后李亨遣人于至德元年、二年間將李璘之亂平定。這場在叛亂面前的兄弟鬩墻，最終影響了高適與李白各自的人生走向。
先說高適。在天寶四載之后，直到天寶八載舉有道科中第之前，高適仍舊是在齊魯淮楚之間游歷。天寶八載，高適中第之后，被授予了一個封丘尉的官職，這雖說是一般文士釋褐的佳選，但其實從開元年間開始，文士釋褐時認為的“美選”，往往是巡官、推官、掌書記。正因為這種情況，高適在得到封丘尉三年之后，也即天寶十一載（752年），沒有繼續擔任這一官職。（另一種情況很有可能是，在唐代考功體制下，高適三年任滿，但沒有得到足以升轉的評價，所以他選擇了放棄了這一官職。）他在這年秋天奔赴長安，不斷拜謁交游，最后離開長安，前往河西走廊。
在河西走廊，高適終于得以見到他的“貴人”——哥舒翰。哥舒翰顯然很看重這位文士，他立即上表，要任用高適為左驍衛兵曹，充為掌書記。從這一年開始，高適總算是正是踏入了青云之路。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寶十四載，高適正式升轉，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輔佐哥舒翰守潼關。
“安史之亂”發生后，潼關作為扼守二京的咽喉，遭到了叛軍的反復攻打。一開始，安祿山之子安慶緒率兵進攻，被哥舒翰擊潰，成功守住了潼關。但隨后，在楊國忠的讒言蠱惑之下，玄宗命令哥舒翰出關主動出擊，結果哥舒翰大敗，自己也被叛將火拔歸仁俘獲，最終學了李陵。高適在亂軍之中，殺出重圍，從駱谷取道，至河池郡拜見玄宗，將戰況一一匯報，并做了頗為中肯的敵我形勢分析。玄宗嘉獎他，于是遷其為侍御史。
戰爭形勢越來越不利于玄宗一方，于是玄宗想了一個法子，也即讓自己的兒子們鎮守天下要塞（這便是前文提到的李璘分鎮的背景），高適切諫不可，但未被聽取。玄宗入蜀，高適跟隨，不久即官拜諫議大夫。
李璘的別圖，引起了李亨的不滿。大概是李亨知曉高適曾以不可使諸子分鎮天下進諫玄宗，他很快便召見了高適。在聽取了高適的分析之后，李亨即以高適為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會同淮西節度使來瑱、江東節度使韋陟一起平定李璘。
上述這段經歷發生于高適四十九歲至五十四歲之時，而這段時間的李白，則興起了尋仙訪道的興致，不久之后，甚至親受道箓，正式成為一名教中人士。一直到被李璘召見之前，李白一直在廣陵、宣城之間生活。
關于李璘的召見，史傳均語焉不詳，而李白進入李璘幕府之后擔任何種官職，也都沒有記載。但無論如何，在李璘幕府之中，李白的生花妙筆為其撰寫了《永王東巡歌》等一系列宣傳李璘神武之姿的詩歌。這些詩歌成了李璘兵敗之后，李白曾襄助叛亂的證據。因此，當歷史的急流奔涌而來，高適和李白的命運出現了戲劇性的反差，一個官至節度使，為一方大員；一個身系潯陽獄，淪落成重犯。
在李白坐監之時，曾有一位名為張孟熊的士人前來看視。這位張孟熊與李白交談良久，他告訴李白他即將去廣陵拜謁高適，當時李白正在讀《留侯傳》，感慨這位張孟熊的古人之風，于是寫了一首詩送他。這首詩的末八句是這么說的：
高公鎮淮海，談笑卻妖氛。
采爾幕中畫，戡難光殊勛。
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
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云。
在詩里，李白稱呼高適為“高公”，但這并非是一個用于友人的稱呼。他又說“燕霜感”“玉石焚”“歧路淚”，先后用了先秦鄒衍蒙冤慟哭，天為之下霜；《尚書》說的玉石俱焚，比喻善惡一同毀滅；先秦楊朱歧路之哭的典故。這些典故除了能看出他在表露自己波瀾起伏不能平靜的內心之外，我們也看不出他是否對高適有所期待。
[明]唐寅《金閶送別圖》（局部）
關于張孟熊是否是想請高適對李白伸出援手，史傳無考。史傳所記載的，對于李白伸出援手的人，是唐代詩人宋之問的侄兒，官至御史中丞的宋若思以及宣慰大使崔渙。但很可惜的是，無論是誰伸出援手，終究不能改變李白后續的命運——李白被判流放夜郎。倘若沒有乾元二年的天下大赦，這次流放也許就成了李白的最后一次“壯游”。
從這些蛛絲馬跡推測，恐怕在永王李璘起兵事件之后，高適就意識到了李白可能會對自身產生的不可控的惡劣影響。他選擇將之前與李白同游的詩作隱藏起來——杜甫的《遣懷》詩中有“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之句，所謂“壯藻思”，應該就是指的當時所作詩。千年之后，我們很難去揣測高適的這種隱藏是暫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但從結果上看，這種隱藏實實在在的是一種永久性的。
高適與李白，是被唐代政治史洪流驅動的兩個個體生命，而也正因為流向不同，這兩個個體生命被打磨出不一樣的色彩。從前文敘述中，本文不厭其煩地介紹高適的遷轉經歷，是因為想告訴讀者，根據賴瑞和先生的《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唐代高層文官》的研究，高適這種拜將封侯的仕宦歷程，是時人眼里非常完美的“升官圖”。與之相對，獲取了后世無限贊美的李白，在其仕宦歷程上是非常糟糕的。
這種外部的經歷，勢必影響到高適與李白的創作之中。在高適的生命中，他與軍旅之事的關系非常緊密，這也形成他詩歌的特色。但回溯這些關系，我們會發現，高適是以一種主動的姿態去締結的。這是因為在唐代，通過藩鎮幕府獲得被時人眼里認為佳選的掌書記要容易的多，而相較于其他類型的藩鎮，處于邊疆的防御型藩鎮，機遇更大。正是這樣的“誘惑”，驅使高適去聽邊塞的風雨，去看邊塞的山水，去經歷邊塞的故事，最后醞釀成他的詩的底色。
這些對于李白來說不是這樣的。李白從一開始就放棄了高適所選取的那條路，他希望得到皇帝的無限殊遇，從這種殊遇中尋求復現一種他景仰的政治理想。比較來說，高適選取的路子，是與唐代考功體系密切結合的，這意味著即使他可能不會得到超越他人的殊遇，但完全能夠保證他不會輕易失去這一切。而李白把得失都系在了皇帝一人的好惡之上，那么皇帝親之愛之，他自然可以高蹈于青云之上，同樣的，當皇帝對他失去興趣之時，他相應的會被浮云遮蔽乃至從云中墜落。這種起與落，恰恰與他寫給李邕的詩的前四句是吻合的：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風來則起，風歇則下，視九萬里為尺寸之間。這種莊子《齊物論》般的視角，恰恰形成了李白內心的廣袤無垠的心海。這片心海倒映宇宙，洞徹乾坤，駕游龍與鳴鳳，驅飛廉與豐隆，于是各種奇瑰的想象，渾奧的浪漫噴薄而出，經過情感的淬煉，而凝結為一首首浮動于紫府清都云靄間的詩篇。
熟悉李白的人都知道，在乾元二年大赦之后，李白依靠當涂李陽冰的接濟，度過了他最后身為唐代庶民的歲月。而在乾元二年之后，高適即使偶有左遷，但依舊為一位高層文官，最終還得到了渤海縣侯的封賞。永泰元年（765年），高適病逝于長安，李白先其三年而去，而再過五年，杜甫也將離開這個世界。在杜甫晚年居于夔州之時，他回憶起他與高適、李白結伴游玩的青年時代，他說：
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
寒蕪際碣石，萬里風云來。
是的，唐代的萬里疆域上，風云曾相攜而來。
《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中華國學文庫）
[唐]高適 著 劉開揚 箋注
《高適詩集編年箋注》是較早對高適詩文集做了全面系統且高質量箋注的整理本，書首有《原始》《例言》《高適年譜》，正編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為編年詩、第二部分為未編年詩，第三部分為賦，第四部分為誤收之詩，第五部分為附錄。
本書以《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為底本，校以唐鈔本和《文苑英華》、《全唐詩》等，并吸收了近人校勘成果。每首詩下有題解，考證寫作時間和相關史事，間錄前人評論解說，以助理解全詩，作者的真知灼見往往而有。注文旨在究明出處，詮釋典故。對于重要的篇章，注文后又附有箋釋，對詩篇大義作疏解。
《李太白全集》（中華國學文庫）（全兩冊）
[清]王琦 注
李杜齊名，杜詩注本苦多，而李詩注本寥寥。清代著名學者王琦，在南宋楊齊賢、元代蕭士贇、明代胡震亨三家注本的基礎上，花了半生精力，為李白詩文作了詳盡的注解。王注至今仍是鉆研李白詩歌的必備參考。
《杜詩詳注》（中華國學文庫）（全三冊）
[唐]杜甫 撰 [清]仇兆鰲 注
杜詩的藝術有多方面的成就，無論古體、近體、五言、七言，都有他獨到的長處，為歷代所重視，注家蜂起，到宋代有“千家注杜”之說。清代的仇兆鰲花費20年時間，搜集各家注本，輯為《杜詩詳注》，資料極為詳盡，至今仍不失為閱讀杜詩的一種重要的參考書。此次整理以康熙五十二年（1713）附記的后印增補本為底本，參校其他各本，統一格式、篇目，訂正訛誤，加以標點，并編制篇目索引附后。
來源： 中華書局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