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里，尼莫船長的“鸚鵡螺號”有一間藏書一萬兩千冊的圖書室，包含歷史、詩歌、小說及科學等領域的經典。可能是與主張放逐詩人的柏拉圖唱反調，船長嚴禁政治經濟領域的書籍上船。詩與哲學、詩與政治經濟學之爭，不會存在最終結果，讀者可以有偏愛，但如果哪一方宣布勝出，就有自說自話的嫌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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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科分工日益精細的今天，再文理兼通越來越困難。但是在人文學科內部，具有文史哲的通識仍然是必要的。再進一步，人文專業和社科專業也需互有所知，而非常見的互相不以為然。凌越的寫作，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平衡性。《為經典辯護》（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類書評，一部分是文藝類書評，內在又都有著經過法學訓練的審慎。凌越時常強調文學的道德價值，如果這種觀點出自一名不諳文藝的作者，很有可能是義正辭嚴的道德審判。凌越無意于此，他強調作家的道德緯度要經過修辭檢驗，難以認同以美學自足為由拒絕其他的緯度。鑒于“道德”一詞在中文語境的復雜性，我習慣稱為價值判斷。美學的豐富帶來的是價值判斷的豐富，更加注意不同個體的處境，但這不等于懸置價值判斷，更不等于以不關心價值判斷為榮。那些聲稱只關注美學不關注其他的作家們，通常都已經站隊了，而且往往站在當時正確卻被后來的歷史證明是錯誤的一邊，與主動放棄美學自足的作家們在一個隊列相會。

《為經典辯護》屬于“斯文叢書”，這套書還有西閃的《巴黎綜合征》、劉檸的《中日短長書》、朱航滿的《雨窗書話》等。西閃長于思想的辨析，擅長將雜亂的觀念線團理成明晰的脈絡；劉檸知日知中，知彼不易、知己更難，只有這樣才能知曉雙方短長；朱航滿的文字一直洋溢著訪書的熱忱與深情，隨著時間的積累，見解日益深厚。讀到這些書，會有斯文尚存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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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雖然重要，卻常讓讀者敬而遠之，需“為經典辯護”。黃昱寧的《小說的細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是一部讓讀者親近經典的導讀。以《了不起的蓋茨比》為例，一起車禍是這部小說的關鍵性情節，這點讀者都明白。但黃昱寧提醒，那些看起來與主線無關的角落，埋伏著許多“警示性”車禍。讀到這里，突然明白了小說里看似莫名奇妙的諸多細節。黃昱寧不僅對細節敏感，也關注背后的結構性因素，由車禍講到酒后駕車，又講到當時美國的禁酒令，再講到蓋茨比“近乎滴酒不沾”的例外。讀者哪怕讀過了原著，也要看看黃昱寧怎么看，好的經典導讀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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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鬼君的《天下無鬼》（三聯書店，2022）是從文化角度對中國志怪小說的解讀，聚焦鬼與精怪的主題，延續了《見鬼》（東方出版社，2020年）的觀察。有鬼君的這些文章初發于網絡，多化用流行用語，處處有妙趣。只是時過境遷，有些微妙處恐怕要學者們加上注釋才能理解。書中許多觀點都可以擴展成論文，有鬼君熟悉學術研究，卻志不在此。他注意到鬼怪妖魔到了明清逐漸被秩序化，以狐貍精為例，最初的狐貍精多是單獨行動，符合狐貍獨居的屬性，到了明清卻常是聚族而居。這種“大膽假設”雖然有待充分論證，卻勝讀十篇四平八穩的論文。

凌越對近年多本文集被譯為中文的批評家詹姆斯?伍德有兩點批評，一是“極少涉獵人文社科書籍”（此處說“社科書籍”更準確，伍德對文學研究或美學研究等人文書籍不太可能缺乏涉獵，在人文領域對歷史研究可能是較忽略的），一是對文學的重要門類詩歌“持一種潔癖般的拒斥”。這種看法并不限于對伍德的評論，我也認為，是否閱讀社科類研究著作（無需參與研究），是決定一名文學研究者或寫作者思想豐富性的重要因素。此外，相當一部分小說研究者或寫作者，對詩歌（尤其是現代詩）幾無所知，甚至抱有文體上的傲慢，以致于自己在語言層面有很多盲點而不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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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來，詩集出版都很困難，近年似乎有緩解，尤其譯詩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熱潮。同一位詩人同一位譯者的詩集，會在短期之內不斷再版。但相關的詩學研究和詩人傳記，仍很薄弱。

最近出版了德語詩人策蘭的三四種中文譯本，他的《死亡賦格》是關于集中營的代表作，反復出現的“黑奶”可能是粗劣的飲食，也可能是煙囪吐出的黑色白霧，是“空中的墓”。策蘭注重詞語的多義性，常自己組合新詞，即使德語讀者，理解他的詩也非易事。策蘭的詩與他經歷的歷史事件關系密切，德國學者沃夫岡?埃梅里希的《策蘭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勾勒出策蘭及其詩作的精要。

開篇講到策蘭最重要的非詩體文字，即畢希納文學獎獲獎致辭，稱每首詩都應將它的“1月20日”載入其間。如無解釋，很難理解為何是“1月20日”而非另外一天。埃梅里希提醒，畢希納的小說《倫茨》首句是“1月20日，倫茨在叢山間走過”；1942年1月20日，納粹召開了周密規劃屠殺猶太人的萬湖會議（2022年有德國導演馬蒂·格肖內克的電影《萬湖會議》）；1948年1月20日，策蘭與巴赫曼相識，萌生了愛情與友誼……

一個簡單的日期，在策蘭那里，有對文學先賢的致敬，對歷史災難的記憶，私人情感的暗號，這些都與策蘭有著血肉的關聯。甚至策蘭自殺的具體時間，也很有可能是在希特勒的生日4月20日，似乎是要用自己的死終結惡者的生。

閱讀《策蘭傳》時，經常會遇到近年漸漸熟悉的一些名字，這要感謝翻譯與出版界的努力。前面講到的巴赫曼，有《心的歲月：策蘭與巴赫曼書信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所有的橋都孤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與策蘭同在《計劃》雜志發表作品的奧地利小說家艾興格爾，有《被束縛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更大的希望》（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策蘭翻譯的俄語詩人赫列勃尼科夫，有《遲來的旅行者》（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赫列勃尼科夫詩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2）；與策蘭有書信往來的詩人柰莉?薩克斯，有《蝴蝶的重量：柰莉?薩克斯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這些難以一一列舉的書，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背景，使得讀者對策蘭的理解不再是孤立的。只是《畢希納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多年未重印，不易尋得。

2009年《策蘭傳》在海外出版中譯本，遲至2022年方有簡體中文版。譯者梁晶晶的翻譯和注釋都很用心，讀后不免期待譯者也能出版一本策蘭譯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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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文學紀念碑”叢書，最初對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多有關注，近期陸續出版布萊克、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雪萊、濟慈、惠特曼等英美浪漫派詩人傳記，組成“浪漫星云”系列。這些詩人早已被經典化，相關傳記也多為積累經年的研究著作。

《策蘭傳》僅兩百余頁，美國學者貝特的《約翰?濟慈傳》（程匯涓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近1000頁，分別是詩人傳記簡繁兩個層面的典范。《策蘭傳》用盡可能短的篇幅呈現一位詩人的主要特質，《約翰?濟慈傳》則用漫長的篇幅事無巨細地呈現一位詩人的短暫一生。如果對濟慈沒有足夠的興趣，恐怕會覺得有些細碎，但細碎不等于瑣碎，書中沒有冗余的廢話。讀時不僅感慨傳記作者的勤勉，也對已有濟慈研究的無微不至嘆服，濟慈的容貌和身高、各處居所的房東、讀書時的筆記（甚至包括同學的筆記）等等，都有很充分的考辨。傳記作者恐怕會遺憾有很多細節需要放棄，又怎么會加入廢話呢。

面對諸多的細節，有時不免懷疑是否有必要如此具體。濟慈最后歿于羅馬，傳記講到他住的房間以及附近廣場上的噴泉，水聲日夜不歇。有必要這么詳細嗎？傳記最后講到，濟慈臥床時想到一部戲劇里的話“你所有的善跡／都寫在水上”，并因此囑咐他的墓碑只要一句話：“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此句因為何兆武先生的喜愛，近年在中文讀者中傳播甚廣）。讀至此處，方知前面的噴泉細節并非無關緊要，濟慈想到與水有關的語句，很可能是因為臥床聽著不歇的噴泉水聲有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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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經典作家通過傳記可以了解，在世的作家通過訪談可以快速判斷，他的作品是否與自己的閱讀趣味接近。位于美國的文學雜志《巴黎評論》，1953年創刊時開設作家訪談至今，2012年陸續譯為中文結集出版，十余年已出版10冊，包含7冊《巴黎評論?作家訪談》及《巴黎評論?短篇小說課堂》《巴黎評論?詩人訪談》《巴黎評論?女性作家訪談》（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2022年）。

訪談這種文體可難可易：最難者需要訪談者與被訪者有著多年的交往，對被訪者的作品和經歷熟諳在心，具有情感的互相信任和觀念的互相理解；最易者是訪談者不做準備，只帶著錄音設備，向作家提一些憑借已有資料很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比如“您能否介紹一下您的創作情況”；中間程度是略作準備，事先把問題發給對方，對方準備好再回答，或者到了現場，念自己準備的問題，等對方回答完，接著念下一個問題。

《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不屬于以上三種，第一種對雜志而言太過困難，是出版訪談錄專書的做法，但臨時的或事先準備好的問答又有些簡單。《巴黎評論》的訪談者做足了功課，訪談過程卻非事先設定，充滿了意外和即興。這意味著不管作家說到哪里，訪談者都能有相關背景知識應對并追問。閱讀這些訪談，那些作家的“表演”固然有趣，訪談者的專業時常讓人佩服。很多作家氣場強大，訪談者憑借充分的準備，無意冒犯卻也不輕易順著被訪者的敘述往下進行，時時要把話題轉回訪談的主題。

每篇作家訪談之前，都有一段訪談者撰寫的花絮，仿佛三五筆的速寫，由此也可看出訪談者的筆力。作家們往往性格乖戾（未必是我們熟知的“耍大牌”），小說家契弗每當遇到討論自己作品時，就故意跑題，說來一杯酒怎么樣，或者你喜歡玩雙陸琪嗎？訪談結束，契弗來到游泳池，“他在臺上除掉衣服，躍進池子，水面發出一聲巨響。他顯然是想借裸泳清洗掉幾場訪談留下的疲憊”——訪談者這樣寫道。不管作家們的風格是什么，是否“反文化”，從他們的言談可以看出，那些經典作品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網絡關系，每位作家都處于其中一個節點。

近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經典，閱讀的新書也多和經典有關（此外，每年會讀幾十本當代小說）。有時看到世事遷流，會懷疑已有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美學趣味等等是否都已“過時”。但讀到那些歷經不同世代仍生輝的經典，總會獲得安慰。閱讀經典，并非把故紙堆當作安樂窩，關注的問題仍在當代。問題意識不存在今古之別，值得持續思考的問題，可以越出時間和地域界限。哪怕人類移民到另一個星球，那些經典仍然是可以不斷汲取的泉源。時代不斷加速，閱讀經典是讓生活緩慢的一種方式。

王曉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