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鐘】
前不久，一個通貨膨脹數據引發了國際股市的大反彈。
美國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速度放慢到同比7.7%，金融市場歡欣鼓舞，仿佛過去寬松的好日子就要回來了，而“強”美元也暫時中止了上升的勢頭。
當然，這里對于市場的短期波動不做更多的分析，加息周期對于國際實體經濟的影響才是這篇文章關注的焦點。
當今國際宏觀經濟政策有兩個主要趨勢，一個就是各國為了抑制高通脹而采取的緊縮貨幣政策，另一個則是西方的所謂“制造業回流”和“供應鏈重組”政策。
而當我們稍微深入了解，就會發現這兩個政策有著嚴重的相互沖突的地方。
在原來全球化背景下的供應鏈安排實際上是制造業在過去十幾年里面建設的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生產方式。而逆全球化的供應鏈轉移措施在轉移供應鏈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資，這無疑推高了基建原料的成本和人力成本。
比如在美國政府補貼鼓勵下，臺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投資建設的新的芯片工廠，建設成本就不斷超過原本預算，而其他美資企業為了政府補貼也在同一時間建設新的芯片工廠，這些新增建設需求有著很強的推高通脹效果。
臺積電（資料圖）
而當緊縮的貨幣政策造成需求下降的時候，這些高成本建成的新增產能將開始投入生產，加入產能過剩的大軍。還是以臺積電為例，據媒體報道，由于歐美需求下降造成砍單，臺積電目前7nm先進制程的產能利用率從年初的供不應求迅速下降到現在不足50%。與此同時，各國現在還在頂著高成本建設新增芯片產能，如果貨幣緊縮政策在未來兩年帶來經濟衰退，那么這些新產能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價格競爭和導致更加高的貿易壁壘。
高通脹和緊貨幣環境下的供應鏈轉移不僅僅影響的是歐美自身，那些被當做供應鏈轉移目的地的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
比如常常被媒體提起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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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中美貿易戰之前就已經是許多外資轉移制造生產線的熱門目的地，例如韓國三星很早將旗下許多電子產品的生產線都搬到越南。而中美貿易戰之后，外資進入越南的速度更快了。越南的出口增長也逐年高速增長，從2008年的620億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3362億美元。而越南2021年GDP也才3626億美元，出口占到了GDP的近93%。對比中國出口占GDP 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過才36%左右，供應鏈轉移造成越南經濟嚴重依賴對外貿易。
但是越南目前仍然處于供應鏈中附加值較低的來料加工和產品組裝部分，如果減去進口，2021年越南貿易順差只有33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還不足1%。2020年越南貿易順差最高，也只有198億美元。
在西方貨幣緊縮的今天，越南和中國一樣都面臨著出口放緩的問題，越南10月以美元計價的出口總值同比也出現下跌的情況。從美國零售數字和零售商的財報會議記錄看，目前實際上還沒有與經濟衰退相伴的大規模需求下降，更多的是美國零售商庫存過剩而砍掉新增訂單。如果2023年真的進入經濟衰退，那么國際貿易需求恐怕會進一步下跌。
2008年美國上一次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曾經面臨過這樣的外貿需求暴跌的局面，當時國內開啟了大規模基建的措施，成功保證了之后數年的經濟增長并讓國內具備了世界一流的硬件基礎設施。
越南目前也在走這樣的一條道路。
之前很多在越南投資的西方商人抱怨越南基礎設施差，道路港口的不足嚴重影響了投資建設和商品運輸的效率。有新聞報道越南只有20%的道路是柏油路；2021年越南港口處理了近1千4百萬個集裝箱，還不到中國2001年內地港口處理集裝箱總量的三分之一。越南政府顯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最近宣布將投資本國GDP的6%來升級基建硬件，如果加上越南吸引的外國投資，越南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主要動力將會向基建投資轉變。
但是中國在2008年后啟動基建的時候是美國已經降息到零并大規模實施量化寬松的時候，資金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都處于當時的最低點。和2008年后大規模基建的中國不同，現在越南面臨的是高通脹的宏觀經濟環境，不但基建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居高不下，資金成本由于西方的加息也處于最近十幾年內的高位。
在此時發動大規模基建投資，更是很容易推高越南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從而導致國內央行進一步加息收緊貨幣政策，然后再推高資金成本，進入一個危險的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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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貨幣緊縮的背景下，還有哪個國家最有潛力可以升級成為中國這樣的國際供應鏈中心？
另外兩個常常被國內媒體提起的供應鏈轉移目的地是印度和墨西哥，可它們作為未來供應鏈核心的潛力恐怕還不如越南。
墨西哥早在90年代就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區加入美國供應鏈體系，近在咫尺的距離和非常頻繁的人員、文化交流讓墨西哥成為許多美國制造業海外投資的首選。但是想到在近三十年的時間內，擁有近水樓臺的地理優勢和啟動自由貿易的先發優勢，以及充沛人力資源和能源儲備的墨西哥都沒有能夠升級成為“世界工廠”，那么很難想象墨西哥未來可以順利地升級為國際供應鏈中心。
工人排隊等待進入墨西哥奇瓦瓦州的一家工廠。新華社資料圖
至于為什么墨西哥發展起來這么困難，除了大家都一致同意的治安差這個因素外，一個比較關鍵的原因就是墨西哥的許多關鍵產業已經被外資控制住了。
最近有新聞報道墨西哥決定政府采購將逐漸停止購買美國的轉基因玉米。作為美國玉米的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墨西哥政府的這個決定按理說應該對玉米期貨價格有著極大的影響，但是實際上這個消息并沒有造成玉米期貨市場的劇烈波動，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墨西哥政府對于本國玉米市場影響力有限，墨西哥絕大部分的玉米市場份額都控制在美資的農業財團手里，這些財團還大量參與到美國轉基因玉米的生產過程中來，他們自然不會停止進口自家手里的玉米商品。另一個例子就是墨西哥最大的四家金融機構里面有三家是被外資控股或者完全擁有。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都被外國資本控制，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經濟安全操于他人之手。其次就是這些命脈行業所產生的大部分超額利潤會不斷回流到資本所在國用于支付利息，分紅或者回購股票，受益者絕大多數都是資本所在國的股東和債主。只有極少數利潤才會留在本國進行再投資、再分配和再發展。
缺乏經濟自主權和民族資本的積累，墨西哥在國際供應鏈體系中增長成為中心的潛力是非常有限的。作為對比，中國和越南之間就是一個正常的供應鏈上下游之間的雙贏合作模式。
印度的潛力比墨西哥更好一些。它有著即將世界第一的人口數量和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同時其精英層還有與西方交流方便的語言和文化優勢，地理上距離歐洲市場比東亞更近了許多。因此印度向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和供應鏈中心的道路發展似乎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印度已經在采取和當年中國類似的政策來鼓勵外國直接投資在國內建廠。
但是就像我們上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樣，印度到今天貿易逆差一直在增長，達到每個月260億美元，這個更類似中國在80年代的情況——接受了大量外國投資，但是同時生產能力沒有跟上，目前還在初級產品上打轉，大量外資被消耗在支持國內進口消費需求上。
在疫情前的貿易戰時代，東歐、土耳其和南美也常常被西方投資者提起是供應鏈轉移的目的地選擇。但是東歐在冷戰以后就已經成為西歐、北歐的供應鏈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這次能源危機中，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受到高通脹和能源緊缺的影響。土耳其在能源方面成為俄羅斯油氣出口的重要中轉站，獲利頗豐，但是國內通脹達到80%，很難成為一個穩定的制造業出口中心。南美的問題則和墨西哥類似，更多是原材料產地而很難成為供應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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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一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成為與中國比肩的供應鏈中心，似乎我們面對西方轉移供應鏈的政策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未來我們面臨的或許不是某個國家和地區與中國競爭供應鏈的落腳點，而是我們要和所有人競爭。從西方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分析，他們不會希望供應鏈從中國全部都轉移到某個第三國，而是更希望供應鏈可以被分散在大量國家和地區之間。
有些是供應鏈的自然轉移。即使全球化的趨勢沒有改變，由于國內薪資水平上升，那些完全通過壓低工人工資來進行價格競爭的初級產品也不再適合由國內生產，這樣的企業轉移生產線去孟加拉、越南和印度是非常自然的市場資源配置，無需引起我們的擔憂。
剩下的就是在西方國家政策指導下的供應鏈轉移。其中部分關鍵產業要轉移回歐美本國，其他產業被要求或鼓勵轉移到第三國。例如我們最近在新聞就可以看到蘋果向越南、印度和美國分別轉移產能的各種報道。
這種分散供應鏈的方法當然有管理效率低下和產品質量下滑的問題，但是我們看到這對企業來說也有一定的好處，就像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面，供應商生產線分散在不同地區，那么在面臨貿易政策變化或者運輸瓶頸的時候，總能保證企業有一個穩定的產品供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2021年中國紡織企業收到了原本東南亞國家企業手里的大量訂單，而今年部分紡織訂單又回流到東南亞地區了。
一名紡織工人在生產一線作業。新華社資料圖
由于國際環境不由我們國家的意愿決定，因此這些企業分散供應鏈地點的決策也很難被完全改變。因此。此時對于國內最大的挑戰就是有些企業轉移供應鏈的決定是無法單靠國內自己的政策措施來加以扭轉的。
那么中國該如何應對呢？
首先，中國一樣要保障自己的供應鏈安全。最近加拿大要求中國企業出售加拿大鋰礦股權的例子就說明了自身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加大對國內自然資源勘探的力度，加大對于國外資源依賴較少的新技術研發力度、建立大規模的自然資源戰略儲備機制等等都是我們可以采取的對策。
其次，還是要補齊國內產業上的短板。蘋果轉移產業鏈的新聞如此吸引眼球，部分原因就是國內電子產品品牌目前沒有在高端可以與蘋果抗衡的對手。這不限于高端電子科技產品，在航空產業、醫療產業等等高利潤行業中，國內仍然需要通過推動新的產學研合作方式來突破產業壁壘，建立自己的優秀品牌。這樣如果蘋果轉移了某個產品的生產線，我們可以保證有其他自主品牌的需求來支持供應鏈企業群的產能和就業。
此外還是要推進對外自由貿易協議和投資協議。美國目前在推動的太平洋貿易機制缺乏實質的市場準入和關稅優惠，這正是中國加強融入地區經濟的機會。如果別人的企業一定要轉移生產線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我們應該爭取控制這些供應鏈中更上游的關鍵零部件的供應地位。
最后，最根本的還是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加強社會保障投入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疫情下的醫療資源水平來保障經濟正常運行。這兩年新聞對于“內需”提的相對少了，其實現在正需要更合理的政策來保證國內消費需求正常穩定的增長。一個健康廣闊的國內市場是保證供應鏈中心地位的最有力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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