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市級高校的異地辦學，甚至校址遷移，它呈現的資源流動規律，和這幾年經濟層面的強省會現象，以及中心城市擴張的現象，是相互呼應的。
撰稿丨熊志
中國的大城市，正在掀起一股瘋狂建大學的風潮，省會城市則紛紛打頭陣。
一邊是大城市爭奪引進名校，合作辦學，或者自建高校；一邊是一些地市高校紛紛出走，去省會辦學，甚至將校址遷移，升級為省會大學。
最近，就又一有所地方高校，重回省會辦學。
據公開報道，安徽財經大學合肥高等研究院建設項目近日批復，安徽財經大學的前身是安徽財貿學院，始建于1959年，兩年后學校遷址蚌埠，如今時隔62年，重返省會辦學。
圖/“安徽財經大學”公眾號
地市級高校去省會辦學，甚至遷移校址、扎根省會，安徽財經大學不是個案，它早就成了一股風潮。那么，高校資源向省會城市集中，這種“吸血”是不是在掏空小城市的未來？
01
放眼國內外，城市和大學的發展都是緊密相連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財政供養、屬地管理的關系，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大學因城市而興，城市因大學而盛。
安徽財經大學誕生于合肥，但多年辦學校址都在蚌埠，再回合肥辦學并不奇怪。
一是它本身就和合肥有歷史淵源，二是合肥近些年發展快，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平臺優勢，也能夠給高校的進一步發展帶來資源整合的利好。
所以，為了支持高校發展，提升辦學水平，在《安徽省“十四五”教育事業發展規劃》中，曾特別點名，支持包括安徽師范大學、安徽理工大學、安徽財經大學在內的高校，在合肥建立高等研究院。
從公開信息來看，該校在合肥建立的高等研究院，不同于一般大學分校，它針對的是非全日制專業碩士研究生階段性培養，如MBA、MPA教學等。加上教學點是增設的，前往省會辦學更多是做加法，對蚌埠本部的資源分流影響不會特別大。
▲安徽財經大學（圖/網絡）
類似異地辦學的案例，這幾年并不少見。
比如在去年，位于安徽淮南的安徽理工大學，將安徽省汽車工業學校整體并入，變成了安徽理工大學合肥校區，這成為該校創建“雙一流”的重要一步。
再比如，為教育洼地而苦惱的“山河四省”之一的河北，為化解唯一的“雙一流”高校河北工業大學在天津的尷尬，也在努力推動共建河北工業大學（石家莊）研究生院。
但事實上，相較于普通的地級市，省會城市的巨大吸引力，會讓一些高校遠遠不滿足于去異地辦學，建分校、分院，甚至產生變更注冊地、遷移校址的沖動。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河南大學。河南大學本來不在鄭州，而是位于開封，但河南前兩年在鄭州建設了龍子湖校區，并將注冊地變成了鄭州，搖身一變成為了一所省會大學。
02
高校異地辦學的沖動，不僅體現為從地級市向省會的遷移。
近年來，一些中西部的名校，則紛紛前往東南沿海地區的中心城市，跨省開展異地辦學。為此，教育部門2021年還特別發文，給異地辦學特別是跨省異地辦學，按下了暫停鍵。
地級市大學想往省會走，中西部高校想往沿海跑，異地辦學呈現出來的地理趨勢說明，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動遷移，本質上還是經濟發展區域落差的結果。換句話說，高校都想找一個更發達的屬地“大腿”來傍。
眾所周知，中國現在的高校布局，在1949年后不久就已經初具雛形。它不是自發形成，也不是地方主導的，而是中央統籌的結果，服務于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
所以我國的名校，主要集中在當時一些大區的中心城市。當然，為了鞏固大后方，在三線建設時期，一些沿海高校紛紛西遷，以此來支持中西部的建設。中西部地區的辦學，也得到了較大力度的支持。
▲河南大學鄭州校區（圖/網絡）
改革開放前，高校服務于國家戰略的功能明顯，加上地區之間經濟差距不大，人員流動也沒有今天頻繁，所以一些偏居一隅的高校，能夠安心扎根中小城市。
但隨著經濟差距增大，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動中，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特征更明顯，一些地級市的高校難免會產生異地辦學，甚至整體遷移去省會的沖動。畢竟，升級成省會大學，對高校的發展幫助太大了。
最典型的一點，高校在學費等收入之外，主要就是依賴財政撥款。成為省會大學，無疑可以在財政資金上，獲得更大力度的傾斜。
此外，省會城市區位條件更好，教育、醫療公共資源更豐富，對人才的吸引力更大，高校在省會辦學，對比在地級市辦學，不管是在師資建設，還是在招生方面，都會擁有更大的優勢。
至于省會城市自身，在人才競爭愈演愈烈的當下，當然樂見其成，甚至會主動提供各種政策支持，推動一些地市級高校前來辦學，豐富本地的教育資源。
最委屈受傷的，當屬那些非省會城市了，有些地方可能就一兩所拿得出手的大學，然而最終還是留不住，地方當然心有不甘。
比如河南大學搬到鄭州辦學后，不少開封當地網友就深表痛心，甚至還有一些網友，痛斥河南大學是白眼狼。
03
中國的高校分布格局，確實和國外地區存在差異。像英國、美國等，很多高校就扎根在小城鎮上，甚至說在“村”里，一待就是上百年不挪窩。
我們所熟知的劍橋大學，所在的劍橋是英國劍橋郡首府，劍橋的人口才9萬出頭，而劍橋郡總共也不到百萬人。
因為歷史原因，頂尖高校集中在大區中心，現在一些分布在地級市的大學，又紛紛往省城搬遷，客觀上確實會加劇資源的過度集中，導致高等教育資源分布呈馬太效應，對中小城市形成抽血。
畢竟對一些中小城市來說，本身就面臨人才流失的困境，高校出走，人才更難進來，師資隊伍、科教力量的流失，反過來也會影響地方經濟，降低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所以，地市級高校的異地辦學，甚至校址遷移，它呈現的資源流動規律，和這幾年經濟層面的強省會現象，以及中心城市擴張的現象，是相互呼應的。
以合肥為例，作為“最敢賭的風投城市”，合肥在近些年駛上發展的快車道，經濟實力的提升離不開高校建設的投入。同時，也正是經濟發展提速，一些周邊城市的高校才會趨之若鶩。
▲安徽省合肥市（圖/圖蟲創意）
不只是合肥，強省會戰略現在已經成了一種潮流，甚至一些沿海地區，也開始表示要做大做強省會，這種發展模式確實也面臨著“吸血”的爭議。
地市級高校去省會辦學，高等教育資源不斷集中，這種省會城市的虹吸效應，就像強省會戰略的流行一樣，其實很難簡單地用好和壞來界定。
本質上，它還是資源市場化流動的結果。正所謂人往高處走，高校當然也希望去更發達的地區，在招生、師資、辦學經費等方面，獲取更多的便利。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一些高校搬去省會辦學未必是壞事，省會的辦學優勢，能將高校資源最大化利用。而一些小城市，本身財政不寬裕，鼓勵本地高校走出去設置新校區，可以解決辦學條件緊張的問題。
所以，沒必要對一些“見異思遷”的高校，進行道德批判；高校向往省會，是很正常的資源流動行為，談不上什么白眼狼。
高等教育均衡發展，需要的不是人為阻止大學向省會遷移，向“省會大學”升格，而是在財政資金撥款等方面，給予一些底子比較薄弱的地區更多的傾斜和支持，讓那些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失的后發地區，能夠得到相應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