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書店從業人員夏淡人先生（1919-2010），曾在所撰《姑蘇書肆憶舊》一文中列舉了一些過去舊書店常見的對于古籍的作偽方法：1、挖補目錄，如一書后面已殘缺，經過挖補，可充全書。2、重刊目錄，如有叢書殘本，另題書名刻上書目錄，即是全書。3、將覆刻宋、元版之書抽去重刊牌記，敘，跋，用紅茶水染上灰黃之色以充宋、元舊本，如影宋相臺本《尚書》，蘇寫《陶淵明集》。4、改頭換面：如明刻《晉書》把它改名為《兩晉人物傳》，加上著者為無錫王達，配補上王同愈所寫書簽，還蓋上“孤本”之章，買書者當然視為珍寶。5、是仿著：山東圖書館套色影印黃丕烈校本《穆天子傳》，原底本是明程榮刻本，他們仍用程刻白皮紙印的底本，將黃的校跋摹描書上，印章亦描下仿刻……6、加刻牌記：如《尚書傳大全》，清末期覆刻元本，就在序后加上“至元X年泉州府儒學刻本”，以充作元刻本。（以上轉引自鄧乾彬先生《文學山房作偽公案》一文。）事實上，古籍的作偽手段還不止如此，比如偽鈐，就是書估最經常使用的一種方式。沈津《說藏書印的鑒定》一文中就曾指出：“解放前，蘇州專門經營古舊書的文學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經堂朱遂翔等都是專門偽造名人藏書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數十方以上，什么惠定宇、顧廣圻、莫友芝等等應有盡有，想用誰的就順手鈐上。潘師景鄭先生曾告訴我，這些都是他親眼所見。陳乃乾先生也回憶說，在上海設立古書流通處的陳立炎，亦偽刻藏書家盧文弨抱經樓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舊棉紙傳抄各書，并將假印鈐上。”與偽鈐名人藏印相呼應的是，還有造作名人偽跋的，摻雜于文獻前后，藉此增價。
事實上，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一些宋元古籍和拓本中，也存在若干書估作偽的現象。這正可以說明，書估作偽的對象不僅僅是明清古籍，宋元本中，因為種種緣故，也會存在作偽現象。故而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去除宋元本本身的光環效應，深入考核，去偽存精。
宋刻殘本《草堂詩箋》卷端
1、藏印偽鈐。上海圖書館資深研究館員陳先行先生曾撰有《宋元本上的偽印》一文，列舉了若干版本無誤，卻加蓋很多偽印的情況。文章提及包括上海博物館藏《杜工部草堂詩箋》殘本在內的一些宋元刻本，書上鈐蓋的一眾吳中名家之印均為偽印。這部《草堂詩箋》雖系殘本，但其中《詩話》《年譜》部分為僅存者，甚為珍貴。書中涉及到的相關印章有：“玉蘭堂”白文方印、“五峰樵客”白文方印、“玉峰珍藏”朱文長方印、“辛夷館印”朱文方印、“王履吉印”白文方印、“古吳王氏”白文方印等，均與陳先生所言吻合，可知確為偽鈐。對于這種在珍本上偽鈐的現象，陳先生解釋到：“或許有兩種可能：一，明末清初之時，版本學尚處于起步階段，人們雖然知道古刻舊槧具有文物價值，但真正精于版本鑒定者無多。而文徵明、王寵等屬于明代中期版本學發端時的那一撥開山人物，若經他們這樣的權威專家鑒藏，買書者或許會更加放心。二，即使版本不假，如果文、王二氏的印章亦真，其文物價值豈非更高。當年黃丕烈跋元本《東坡樂府》就說過，此書‘前明迭經文、王兩家收藏，本朝又為健庵（徐乾學）、滄葦（季振宜）鑒賞，宜此書之增益聲價矣’（但我又注意到黃丕烈在其所藏宋本《管子》《沖虛至德真經》《朱慶余詩集》《碧云集》等題跋中，于文、王藏印卻不著一詞）。時至今日，人們不也都這么認為的嗎？”不過，除了陳先生所言的這些緣故之外，上博這本所以偽鈐累累，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僅殘存二冊（很有可能的是，所以鈐蓋這些印章，就是為了將此兩冊拆出零售。因季振宜藏時，此書所存遠過于此），如果經過名人遞藏，則或許可以稍加身價。否則，類似這種殘本，在沒有充分發掘其內在價值之前，當時其實是很不受待見的。
另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周叔弢舊藏明鈔《墨莊漫錄》，其上除了陳先生所舉例的各種偽鈐中常見之“竹塢”“辛夷館印”“春草堂印”三印外，還有唐寅、陸師道的藏印和題跋。唐寅作為明四家之一，不僅在書畫方面造詣極深，其文采學問也相當可觀，藏書甚富。在流傳至今的唐氏舊藏中，凡有其印章并題記者，基本未見偽作。此書中唐寅跋有：“正德辛巳（1521）夏五月端五后一日燈下勘畢。晉昌唐寅。”又有“姑蘇唐寅借勘俞子容家鈔書。”“前南京第一中式舉人晉昌唐寅勘校畢。”“俞子容先生家臧書，晉昌唐寅借校一再過，其間魯魚甚多，百不能補其一二，然裨益見聞亦為不少，至若欲人熟連州碑所未解也”等語，并鈐“唐寅私印”“晉昌”“唐子畏圖書”“學圃堂印”“禪仙”“逃禪仙吏”等印。又陸師道跋：“嘉靖乙巳借俞守約《墨莊漫錄》看一過。此書訛舛甚多，雖更六如勘過，差謬不少，偶有所見，輒為更定一二。衡山取觀，頗以據依證余謬妄。余乃茫然自失，因知不破萬卷不可輕用丹鉛也。附書以志吾愧，且以謝守約云。陸師道志。”后有“陸子傳”“榮本京堂”印記。諦審唐、陸二人手跡及印記，均為真跡無疑，兩人跋文互相印證，陸跋且進一步提及文徵明與此書的淵源，對于了解吳門當時的學術交流，甚有幫助。以書中所鈐“辛夷館印”為例（這一名稱的歸屬雖有爭議，但并不妨礙我們探討這一問題），按常理來說，此書既經某人過眼，如果需要鈐印，首選應該為名印，而非此類館閣印；其次所鈐印章位置當在唐寅印之側，而非其右上；尤其是此“辛夷館印”與《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中所收文徵明、王寵二人所用者不同（事實上，此印當系《印鑒大全》中所收文徵明名下一方同名印的高仿品），故當系偽印偽鈐。而既然此印為偽，則相應的“竹塢”“春草堂印”當同為偽印。此書上的“竹塢”印，又見于上圖藏宋刻《東觀余論》、國圖藏宋刻《管子》、臺北史語所傅斯年館藏宋刻《李群玉詩》等書；“辛夷館印”又見于《草堂詩箋》、《管子》、國圖藏宋刻《陸士龍文集》、遼圖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書；“春草堂印”又見于《李群玉詩》、上博藏《草堂詩箋》等書。由此進一步推論，則其中涉及到的其它類似印章，大概也是偽印。正如陳先生所言，很有可能是這批圖書從季振宜靜思堂散出之后，書估為求善價，統一鈐蓋了偽印。于是便形成了如本來存在真切無疑的藏書家唐寅藏印、題跋情況下，卻畫蛇添足、毫無章法地加蓋了很多同時的文、王偽印的狀況。這一現象，一則可見書估作偽手段之低劣，再則可見當時書估絕無后世陶珠琳、錢景開、柳蓉村之風流學識。尤有甚者，在國家圖書館中，還藏有一部季振宜舊存的明鈔《大唐西域記》，卷端鈐有與前述相同的“梅溪精舍”“辛夷館印”“玉蘭堂”等偽印，卷末存落款為文徵明的題跋：“《大唐西域記》向無善本，字多亥豕。嘉靖甲寅夏，偶從金陵假得宋本攜歸玉蘭堂，命子侄輩分手抄錄，藏之篋笥。是歲重陽后一日，徵明識。”下鈐“文印徵明”白文小方印。不過此跋顯非文氏手筆，故所涉及到的這些印章為偽作，自不待言。而此書之出現，正可作為陳先行先生論點無誤之鐵證。
國家圖書館藏明鈔《大唐西域記》卷尾文徵明跋
2、以殘充全。元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上海博物館所藏十八卷本，不以甲、乙分帙，未見于歷代公私書目著錄。篇次、內容，自“學”至“鬼神”，僅相當于現存宋本之甲集卷十九至三十七部分。這部書現存十冊，顯然只是殘卷。據廈門大學教授王傳龍博士見告，此書“宋版的第28卷22頁之后殘缺了兩頁”，而上博此本雖為殘卷，但這兩頁卻仍存于世，見于其第十一卷中，可謂幸事。今考上博本，實際上從目錄頁開始，書估便做了手腳，將溢出殘存部分的目錄，皆經刪削，冒充全本。又將每卷首尾卷題之下，標注其卷第的部分挖改補紙，并鈐上偽印“圭齋”“歐陽玄印”，冒充名人舊藏。經過如此這般的作偽之后，一則可以冒充全本；再則可以冒充異本；三則可以冒充名人舊藏，一舉三得，算盤不可謂不精。
上博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書影
國家圖書館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書影
事實上，現在國家圖書館仍存這一版本的殘本若干，其中“續甲記”卷十二卷末、卷十三卷端，恰可與上博此本相應部分對勘，知上博本系將原黑底白字之“續甲記”三字挖改補紙而成。
3、偽跋增價。修內司本《淳化閣帖》刻于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每卷末有楷書款三行“淳熙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圣旨摹勒上石”。此本因系禁中刻石，故流傳甚罕，目前所見僅上海博物館所藏本。
修內司本《閣帖》中華云跋
此本南宋時曾經賈似道所藏，據馬成名《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著錄，該本現存又有明代無錫著名藏家華云（補庵）藏印及跋文，其文云：“淳熙改元為南渡小康，以淳化祖刻及晉唐諸石跡重摹刻石禁中，有《淳熙秘閣續帖》。此修內司本次序悉同《淳化》，紙墨精良，極一時之選。茲為賈秋壑之藏本，細繹其致，較之祖刻、《大觀》諸本筆畫稍豐潤，古趣盎然，玩之令人意淵神曠，洵為瑰寶。隆慶戊辰冬日，華云跋于劍光閣。”下鈐“華云私印”。不過正如馬先生在文末注釋中所指出的那樣：“此跋寫于1568年，華云已卒，待考。”關于華云的生平和收藏，蘇州大學教授王照宇博士曾有精審的研究，他不僅根據華云行狀和墓表，確認華云卒于嘉靖庚申（1560）九月二十三日，又根據華氏后人所捐若干世藏華云遺藏，總結華氏藏品用印規律為：“華云的書畫藏品上應該鈐有‘錫山華氏補庵家藏印’朱文方印或‘錫山華氏補庵收藏印’朱文方印，這才是他本人的收藏。”至于本帖內所見“華云私印”，并未見于王博士經眼的數十件華氏舊藏，也溢出其所見的華云所用印章之外。另據王博士總結華云行書作品：“全文字體略扁，結體嚴謹，筆畫粗細濃淡對比明顯，書寫自然流暢，筆畫之間頗顯功力，露鋒筆畫較多，且牽絲處多用飛白之筆，這種書風應該是較為標準的華云行書標準件。”而此處華氏跋文則顯然于此大相徑庭，盡管點畫輕靈，結體端穩，然而筆意稍欠自然，風神難及秀潤。因此，無論是從用印方面來看，還是從題跋本身與華云卒年齟齬方面來看，還有從字體來看，修內司本《閣帖》上所存的華云題跋都存在問題，當系后人偽作。
無錫博物院藏王問《護節圖》中華云手跋
4、不宜妄疑。前面講到要在不疑處有疑，不能因為原書版本較佳就盲目信存其上所存一切信息。但另一方面，有時候也要在有疑處不疑。此次展覽中，元刻明修本《晉書》殘卷卷端，鈐有“文淵閣印”朱方、“大學士章”白方和“太子賓客宮保尚書”白方，從印色來看，當鈐于同一時間。但因其中之“文淵閣印”與常見的如元陳仁子東山書院刊本《夢溪筆談》等書中之明內府文淵閣印不同；“大學士章”，與王鐸等人同名印不同，因此本次展出后曾聽聞質疑之聲，以為當是書估作偽。但事實上，此處之印信，應該是私人制作，以紀念其生平者，本無定法，故與傳世其它的“文淵閣印”“大學士章”官私印不同，其實很正常。“太子賓客”一職，為東宮屬官，自唐而明，都有設置，明為正三品，系執事官。因清代不設此官，故可以判斷，此三印所涉及者，都為明代職官。有明一代，曾任太子賓客者，不過三十余人。所謂“宮保”，是三公三孤的俗稱，基本上為虛銜，用作加官。尚書為正二品，為執事官。但值得留意的是，尚書、侍郎在入閣之后，卻也不再真正執掌相關衙門，而漸漸虛化。明代之大學士為正五品，此處同存“文淵閣”及“大學士”二印，則其人為文淵閣大學士可知。明代內閣，初僅備顧問，仁、宣以來，日漸尊崇，以師、保、尚書兼大學士，形同相職。故而，此三印聯鈐，當為指稱該印主人系明宣宗后之閣老。有明一代，兼文淵閣大學士者多為禮部尚書，偶有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兼此職者，前后任者約一百一十人。不過，同時再滿足曾任太子賓客條件者，不過崇禎時期成基命（1559-1635）、錢象坤（1569-1640）二人而已。成氏于天啟初年以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但不久落職。崇禎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復起，后以禮部尚書入閣。崇禎三年七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九月致仕。錢氏天啟中，以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崇禎元年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崇禎三年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幾進武英殿大學士。從理論上來說，二人都可能是這三方印信的主人。但錢氏后晉武英殿，則此印文當非其所有。不過，又有存疑者以為，“太子賓客宮保尚書”一印，所列遷官順序不當，不合官制，當先太子賓客而尚書而后宮保，不可顛倒錯亂。明清私印中，羅列印主歷官者多有，如翁方綱之“內閣學士內閣侍讀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吳省蘭之“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吳省蘭印”都為倒敘。而王芑孫的“縣學教諭宮學教習國學典簿”一印，據其生平，順序應該為先為咸安宮教習，再為華亭縣教諭，最后是國子監典簿。可見印文排列，與其歷官次序無關。更何況，清代鐵保就有“宮保尚書”之印留存于世。當然，鐵保是在山東巡撫任上，以治水事加太子少保銜的，因此倒與他的經歷符合。但無論如何，此三印雖較罕見，但面目確為晚明風貌，且完全符合官制，故當就是成基命所有。
（此文草作之時，多承小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社王若舟先生不厭其煩，反復攻錯，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