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8年，鮑勃·迪倫（Bob Dylan）終于發行了他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的第一本新書——《現代歌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這也是他繼2004年的自傳《搖滾記》（Chronicles Vol. 1.）之后的第一部書。新書引發關注的同時也收獲了質疑，不少人認為新書“題文不符”，既不現代也無哲學，但也有評論指出這就是典型的“鮑勃·迪倫”，難以預測卻又令人著迷。
現代歌曲？哲學？
《現代歌曲哲學》這個名字乍一看很嚴肅，令人好奇鮑勃·迪倫是否即將進軍思想界。但正如《衛報》記者肖恩·奧哈根（Sean O’Hagan）所說，這本書的標題言過其實，具有一定的誤導性，這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讀者對這本書的質疑。在《現代歌曲哲學》這本書里，鮑勃·迪倫沒有給出任何關于寫歌或者唱歌的總體性的哲學理論，而是剖析了66首其他藝術家創作的歌曲。盡管標題上寫的是“現代歌曲”，但是在鮑勃·迪倫分析的66首歌曲中，只有3首是21世紀的。其中最新的一首是阿爾文·揚布拉德·哈特（Alvin Youngblood Hart）于2004 年錄制的《耐莉女士》（Nelly Was a Lady），而這首歌最初是由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在1849年創作并編曲的。所以，《現代歌曲哲學》沒有K-POP、情緒搖滾或獨立電子樂的曲目。在這本書中，最“現代”的流派也只是朋克。
除了誰人樂隊（The Who）、碰撞樂隊（The Clash）和埃爾維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之外，鮑勃·迪倫所選擇的都是美國音樂，這些歌曲基本上來自于他成長的年代。迪倫毫不掩飾自己對老式音樂的喜愛，分析的66首歌曲中既包含了粗獷的“根音樂”（roots music）——藍調、鄉村搖滾樂、藍草音樂、早期民謠，也包括了他在最近的三張翻唱專輯中所致敬的前流行標準。
▲碰撞樂隊。
典型的迪倫風格
《現代歌曲哲學》就和鮑勃·迪倫以前的書一樣，可以給人帶來驚喜和困惑。這本書一部分是“音樂鑒賞課”，一部分是播客式的咆哮，在文字中還散落著唱片店和唱片壓制廠的照片、LP封面、埃爾維斯的明信片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并置的歌曲之間、交叉的文字與圖片之間似乎也沒有太大的聯系，《滾石》雜志評價，這本書就像迪倫本人一樣難以預測、脾氣暴躁，卻又令人著迷。
毋庸置疑的是，鮑勃·迪倫具有十分敏銳的洞察力。畢竟，除了迪倫，誰還能認識到藍草音樂和重金屬之間在觀念上的聯系呢？迪倫在《現代歌曲哲學》中寫道：“兩者都是沉浸在傳統中的音樂形式”，“幾十年來，它們在視覺和聽覺上都沒有改變。在這兩種音樂領域的人們仍然穿得像比爾·門羅（Bill Monroe，歌手）和羅尼·詹姆斯·迪奧（Ronnie James Dio，歌手）”。
《現代歌曲哲學》向我們展現出來的不僅是鮑勃·迪倫廣博的音樂知識，還有他傾聽的深度。迪倫總是能夠準確地指出一首歌的特別之處，總是能夠精確地闡明一位歌手、一個樂隊與他們同時代人的區別。他在自己的新書中分析了碰撞樂隊（The Clash）的作品《倫敦呼喚》（London Calling）：“朋克搖滾總是憤怒和沮喪的，但是碰撞樂隊不同。他們的音樂是絕望的，他們也是一個充滿絕望情緒的團體。他們必須全力以赴，可他們的時間太少了。所以，碰撞樂隊的很多歌曲都夸夸其談、文過飾非、用心良苦。但這一首不是，這首歌可能是在碰撞樂隊狀態最好，也是最絕望的時候創作的。其實碰撞樂隊一直是他們自己想象中的樣子。”這種需要“全力以赴”的感覺，這種被驅使著通過混亂但激情洋溢的歌曲來表達自己復雜情緒和狂野欲望的感覺，正是迪倫選擇分析曲目所喜好的特點之一。
鮑勃·迪倫似乎很容易被那些特立獨行的人吸引，他們性情不羈且不融入主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迪倫在新書中贊美了鮮有人知的搖滾歌手吉米·瓦格（Jimmy Wages）。迪倫認為吉米的《（從這個惡的花園中）帶我走》【Take Me (From This Garden of Evil)】可能是“第一張也是唯一一張福音搖滾唱片”，比碰撞樂隊早了20年，并且這首歌也是對絕望的研究。“吉米看到了世界的本來面目，而這絕不是山谷中的平靜。”迪倫寫道。
對作者身份的思考
當鮑勃·迪倫在2004年發行回憶錄《搖滾記》時，留下了一個誘人的承諾——創作續集。所以當18年后《現代歌曲哲學》出版，《今日美國》（USA Today）記者馬可·德拉·卡瓦（Marco della Cava）認為這本書實際上是迪倫的自傳。但《滾石》雜志也指出，《現代歌曲哲學》絕不是《搖滾記》第二部。
81歲的迪倫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回避分析他的個人生活如何影響了歌曲創作。在《現代歌曲哲學》這本書里，鮑勃·迪倫對音樂中的作者身份進行了思考。他在書中指出了自傳性歌詞的局限，“有的時候，歌曲作者從自己的生活中取材，導致創作出來的歌曲過于具體，其他人難以產生共鳴。對自己的日記進行編曲不能保證創作出一首發自內心的歌”。所以，“了解一個歌手的人生故事無法完全幫助你去理解他的作品”，迪倫寫道，“重要的是一首歌讓你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了什么感受”。“這是一種一對零的關系。你不是在和藝術家聯系，而是在與唱片聯系。”
《大西洋月刊》指出：鮑勃·迪倫提醒我們，流行音樂是一種合作的藝術，它包含了創作者、編曲者、表演者、唱片制作人和聽眾。在唱片業興起后，流行音樂產業的運作是以表演而非創作為中心的。他在書中寫道：“佩里·科莫（Perry Como）活在他所唱的每一首歌的每一個瞬間”，“科莫不需要寫歌就能做到……當他站著唱歌時，他便擁有了這首歌，他將這首歌分享給每一位聽眾，而我們相信他唱出的每一個字”。像科莫這樣的歌手可以通過他們的表演重新詮釋歌曲，聽眾也可以在他們的腦海中根據個人理解對歌曲進行再加工。“在某種意義上，迪倫暗示我們，一首歌曲的聽眾也是它的作者。”《大西洋月刊》記者大衛·哈伊杜（David Hajdu）寫道。
新聞與圖片來源：紐約時報、衛報、泰晤士報、金融時報、滾石、Inside Hook、今日美國、Duluth News Tribune、大西洋月刊，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iWeekly周末畫報獨家稿件，未經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