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冬，我終于知道了，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法國作家加繆在隨筆《夏天集》中寫道。在那張嘴角隨意叼著一顆香煙的照片中，加繆的神情和目光透露著幾分睿智、幾分戲謔，還有幾分看透這個世界的一切的清醒。

加繆（1913－1960）

阿爾貝?加繆（1913－1960），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荒誕哲學”的代表，存在主義文學大師，主要代表作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話》等。加繆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給予他的授獎詞是：“他（加繆）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漓江出版社是最早編輯出版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作品集的出版社，其中《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加繆卷》包含加繆作品五種，分別是《鼠疫》《西緒福斯神話——論荒誕》《局外人》《第一人》《卡利古拉》。在加繆誕辰109年之際，新黃河客戶端專訪了漓江出版社總編輯，《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主編張謙。

漓江出版社總編輯，《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主編張謙

有限的時空里創造無限的藝術可能

記者：張謙總編您好。您是包括“加繆卷”在內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的主編，首先請談談這套文集，特別是“加繆卷”出版的背景以及初衷。

張謙：“諾貝爾”是漓江的基因和脈動，是時光深處的牧歌，是漓江人為之集結的號角。之所以有把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作品做成文集的考慮，是我們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社品牌圖書、劉碩良主編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的繼承與發揚，變之前一人一書陣容為每位作家出版多卷本。如果說老版“諾貝爾”是啟蒙版，那么新版就是深入版，既深入作者的內心，也滿足讀者的深度需求，看上去是小眾趣味，影響的是大眾閱讀傾向。這就是引領的意義，也是漓江版圖書的一貫追求。

加繆是一切的開始。無論從作品的分量還是作家的魅力——尤其是在年輕人里的觀眾緣來考量，作為撬動一套書的支點，加繆都是上佳的不二選擇。而且，2015年我們推出《鼠疫》時，加繆作品剛剛進入公版期沒幾個年頭，所以“作家文集”從加繆卷開始入手，簡直就是非他莫屬的“天選品種”。

加繆卷我們出了五種，是“作家文集”中比較豐滿的，包括《鼠疫》《西緒福斯神話——論荒誕》《局外人》《第一人》《卡利古拉》，除了前四種既做了平裝，也做了精裝，后面品種一心一意只做精裝——因為相信在優質精品道路上的勠力追求，一定可以加持圖書的可收藏性。《鼠疫》《局外人》《第一人》是存在主義文學大師加繆的小說代表作，而2018年10月推出的《卡利古拉》，則是文集中比較少見的戲劇品種，它和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論荒誕》一起，使加繆卷作為諾獎作家的小文集，實現了文體多樣化方面的鮮明追求。

記者：您覺得加繆這名作家，有著什么樣的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精神氣質？

張謙：加繆是個一戰失怙的孤兒，而且孤得決絕精準：他一出生戰爭就爆發，一爆發他父親就應征入伍，并于開戰當月在巴黎近郊馬恩河戰役中一命嗚呼。加繆未滿周歲，還沒記事，家中的頂梁柱就這么成了一堆炮灰，實可謂荒誕伊始！上帝要造個“荒誕派”大師，還真下得了狠手。

就這么個戰爭孤兒，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姥姥是真不疼，才小學畢業就想讓他輟學去打工；有殘疾的桶匠舅舅好像也顧不上愛這個外甥。貧窮、陽光、海灘，作為北非阿爾及利亞法屬殖民地的小法國佬，非主流，很邊緣，加繆什么也沒有，只有沉默的母親和圖書館。他小學就愛上了語文和寫作，并立志長大要當一名作家。法語教師熱爾曼是他沒齒不忘的啟蒙恩師，這位老師的名字，后來被加繆恭恭敬敬地寫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答謝詞上：獻給路易·熱爾曼先生。

在有限的時空里創造無限的藝術可能，加繆絕屬此中典范，他的一生不光短暫，還跨越了兩次都拖累其祖國的世界大戰，但他“發誓在最不高尚的任務中，只完成最高尚的舉動”。我用一句話總結就是：人生再凌亂，只活精華版。他從小在窮人中間學會了平易和坦誠，人格獨立，毫無知識界常有的傲慢和虛妄。所以世間就有了《局外人》《鼠疫》等煥發著不可思議智慧和飽滿充沛才情的佳構名篇。

我試圖通過加繆獲得一種視角，這個視角能穿透我所生活的海量信息時代貌似超級強大的無限時空，定位非中心城市的個人存在意義。在走近加繆的過程中，還有一連串不能忽略的標簽，中學足球中鋒、體育控、很多女朋友、第一任妻子妖艷風騷、劇團創建人、社會活動家……加繆盡情地活。20歲左右，凌亂終于成了表象，他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從此內心生活的比重，開始超過社會生活。

“在隆冬，我終于知道了，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加繆如是說。我們和加繆一樣，需要撇去生活的浮沫，看到在世界面前渺小微茫卻獨一無二的自己，了解內心真實的訴求和渴望。

努力探求人性的溫情和堅韌的作品

記者：想必很多讀者和我一樣，對加繆的認識來自于他的小說《鼠疫》。在您看來，《鼠疫》這部小說在加繆的創作生涯中占有什么樣的地位？

張謙：《鼠疫》出版于1947年（加繆時年34歲），但它的構思始于1941年，當時整個世界還處在“二戰”的漩渦中，加繆本人也剛從法國返回奧蘭市，奧蘭是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市，也是后來《鼠疫》故事的發生地。以加繆短暫如流星的生命歷程而言，長篇小說《鼠疫》是其盛年之作，豐富、飽滿、成熟、有力，可以說是一錘定音地夯實了作家的文學地位。《鼠疫》出版十年后，加繆44歲，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法國獲諾獎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我記得也是所有諾獎作家里第二年輕的，最年輕的是英國作家吉卜林，獲獎時42歲。

加繆獲得“二戰”抵抗運動勛章時，正好在《鼠疫》寫作過程中。《鼠疫》的寫作，既是對一座城市遭遇鼠疫后種種情形的描述，也是對人類極限生活的深刻關注，無論疫情還是戰爭，給人類帶來的隔絕和窒息感，以及某種充滿“威脅和流放的氣氛”，都是相通的。所以這部小說的核心要點，就是成功創造了人抵抗惡、人的優點戰勝弱點的一個偉大的神話。

加繆想表達的，正是里厄醫生所代表的人性的溫情和堅韌，在同疫情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以人類的見識和記憶贏得勝算。光就這一點來說，《鼠疫》已然散發出不朽的光輝。

記者：《第一人》講述的是一個法籍阿爾及利亞人從童年到壯年的故事。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可否將這本書視為加繆的個人自傳來讀？

張謙：《第一人》是加繆車禍遇難以后，大家在他隨身小箱子里發現的殘稿。這部為加繆送行的稿子永遠停留在了144頁，加繆在生命終點以前不久，曾經和他的友人表示過：“我僅僅寫出了三分之一的作品，《第一人》這本書，才是我真正的起點。”

《第一人》是一部自傳體小說，既是“小說”，自然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不能簡單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自傳”；而能冠之以“自傳體”三個字，也就必然有作者自身經歷糅合其中。《第一人》的背景、人物、情節，在現實生活中都有跡可循。作者潦草疾書，盡情講述他的成長過程，毫無顧忌地展現他的天性，有些詞難以辨識，只好空著。這給作品帶來缺憾的同時，也不失為一種接近更真實的加繆的途徑。它在虛實之間來回切換，區別于一般自傳，包含有更濃烈的情感，更引人入勝的場景，是走進加繆世界的“密碼本”，但絕不是單一的、唯一的從入口到出口的過程。畢竟，想要真正了解一位偉大作家，單靠一部作品或一本自傳是難以實現的。

記者：《鼠疫》《局外人》這些經典作品都有不少中文譯本。作為一名外國文學圖書編輯，您認為什么樣的譯本才是好譯本？普通讀者應該如何選擇這些經典外文作品的優質譯本？

張謙：通常來說，譯本的好壞取決于譯家水平的高低，漓江版“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文集·加繆卷”譯本，請的是知名法國文學翻譯家李玉民先生。他除了譯加繆，還譯過雨果、巴爾扎克、大仲馬、莫泊桑等，是精力充沛、高產、優質的翻譯家，被柳鳴九先生譽為“譯文灑脫，屬于傅雷先生的那個傳統”。漓江早年合作過的加繆作品翻譯家還有郭宏安、顧方濟、徐志仁等人，都是譯文忠實、才華橫溢的一流譯本，只是由于光陰荏苒，版權輪轉，我們不得不采取更多的選擇。

質量的高低，讀者只要有心，自會明鑒。有一個簡單的“笨”辦法，也許可以為讀者挑選優質譯本助一臂之力。那就是好的譯本應有好的譯序，寫不了譯序的譯者，只能等同于“譯匠”，像郭宏安、李玉民這樣的大翻譯家，譯序除了介紹作家，分析作品，本身就寫得文采飛揚，不落俗套，可以獨立成一篇極好的文章。

新黃河客戶端記者：徐敏 編輯：孫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