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王慧、房佶宜】俄烏沖突持續至今，和平談判似乎仍遙遙無期。
在這場戰爭中，俄烏雙方及西方國家都展現出了一定的“韌性”，這一“韌性”的上限在哪里？又將如何影響沖突的最終解決？
雙方對進行實質性談判都設置了前提，并且目前來看，彼此均無法接受對方開出的條件。上月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講話中明確反對任何“凍結沖突”的和平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解決沖突是否還有希望，如何打破僵局？
今年11月，美國將進入四年一度的大選周期，俄羅斯和烏克蘭在2024年3月也將迎來大選。在明年3月之前，俄烏沖突能夠得以解決嗎？大選將會對烏克蘭危機產生哪些影響？
2023年第11屆世界和平論壇期間，觀察者網特邀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主任安德烈·科爾圖諾夫就上述議題分享觀點。
觀察者網：您多次提到過“韌性”一詞，認為俄烏沖突雙方及西方都展現出了一定的韌性。“韌性”對俄烏沖突將會產生哪些影響？您覺得各方“韌性”的上限在哪里？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這種“韌性”非常重要，但也不是沒有上限的，最困難的是評估這種“韌性”的程度。當所有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卷入沖突時，可能韌性就開始消失了，那時候恢復力不足的一方就會更快表現出來，誰更有韌性一目了然。
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的期望或立場會變得更堅定。比如說，烏克蘭認為，俄羅斯會受到來自西方更多的壓力和制裁，而烏方會從西方獲得更多的武器，讓形勢變得對烏克蘭有利。俄羅斯則希望看到西方的“烏克蘭疲勞癥”，即西方民眾支持烏克蘭的熱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對戰爭的疲憊。同時，烏克蘭民眾也會疲勞，特別是如果烏克蘭此次反攻不成，將成為沖突的轉折點。
顯然，有一方是錯的。或者，我們可以想象，雙方的韌性會或多或少地同時消失，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雙方可能就會準備進行某種實質性的談判，就算不是政治解決，至少是停火，然后就會出現不同的動力。那時候的主要問題就是解決怎樣讓停火持續下去，如何防止出現任何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或讓（局勢）意外升級的情況。
但這都是后話，我認為現在的主要挑戰是停止戰爭。目前，雙方還沒有就停火進行談判，雙方正在進行的直接或間接的談判都是針對更小、更專業的問題，都不是很重要。
比如說，雙方有關于交換囚犯的談判，俄烏之間換囚的過程基本是順利的。再比如說，有關延長黑海糧食協議的談判也在進行，這項協議將于7月17日到期。俄方指出，俄羅斯的糧食以及俄羅斯和白俄的化肥仍無法不受限制地進入全球市場，俄羅斯沒有從協議中得到任何好處。但是毫無疑問，這項可能繼續進行的糧食協議背后牽扯著很多機構的利益，所以相關談判仍在繼續。另外，關于核電站和核安全的談判或磋商也在進行。
當地時間2023年6月13日，頓涅茨克地區，俄烏沖突持續 圖源：澎湃影像
觀察者網：要進行實質性的談判，雙方都設置了前提。比如說，7月1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稱，只有烏克蘭武裝部隊控制了1991年邊界，該國才會進行談判準備。而此前，俄方曾表示，如果不考慮公投入俄的頓涅茨克等四地，烏克蘭的“和平計劃”就不可能實現。您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和平談判如何實現？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這是障礙之一，領土問題仍然是最敏感、復雜的問題之一。一方面，烏克蘭已經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非常激進，要求重新控制頓涅茨克等四地以及克里米亞。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生活在那里的人命運會如何，我們并不清楚，他們被烏克蘭領導人視為叛徒，因為他們公投入俄，而不是留在烏克蘭。
但站在俄羅斯的立場上，這些地區已經并入俄羅斯聯邦，扭轉這些決定并不容易，因為已經寫入了俄羅斯憲法。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現在應該考慮停火的方法，而不是進行全面的軍事和政治布置。
最重要的是停火，否則無法進行任何談判，因為一直有人被殺。只有當沖突停止后，才能開始考慮在法律、領土方面可能的妥協。
我想提醒的是，當整個事件剛開始時，俄烏之間進行過談判，雙方接近于達成某種妥協，包括對烏克蘭的安全保障，以及一些領土爭端問題。但是之后烏克蘭放棄了談判，就在去年三月的時候。此后雙方再未對這些問題進行過新的討論。
所以我認為，應該現實一點，從某種形式的停火開始，再轉向政治解決。但這種立場有自身的缺陷，批評者認為停火可能不會成為永久解決方案。比如說，朝鮮和韓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達成了停火協議，此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停火就意味著“烏克蘭的分裂”，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我仍然認為需要停止戰爭，至少從停止戰爭開始，只有這樣才能逐漸實現一些更艱巨的目標。
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主任安德烈·科爾圖諾夫
觀察者網：您認為，在俄烏和平談判的問題上，美國是一個什么角色或者可以發揮什么作用？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首先，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不能充當調解人的角色，因為美國支持烏克蘭，與烏克蘭站在一起。因此，它不可能客觀對待俄烏沖突。
烏克蘭依賴美國，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下，烏克蘭無法抵抗俄羅斯。美國稱由烏克蘭自己決定希望與俄羅斯達成何種協議，這很虛偽，因為美國是有發言權的，烏克蘭的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未來的立場。
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美國國內政治的視角來看美國的立場。2024年的美國大選臨近，拜登必須拿出一些東西。如果從現在開始，在未來的一年里，拜登發表繼續為烏克蘭花錢、提供武器的觀點，但（戰場上）沒有任何進展的話，共和黨人就會說，這不是美國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因此在我看來，拜登會有興趣在大選前宣布一些東西，以確保烏克蘭危機成為他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勝利。
如果這樣的話，可能就意味著，美國在某個時候將準備采取更加靈活的立場。具體是什么時候我們不清楚，有人說會在今年秋天，有人說會在2024年初，但是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戰場上的情況。
如果烏克蘭反攻成功了，拜登就可以說，我們支持烏克蘭并且烏克蘭奪回了很多領土，所以我們應該繼續支持烏克蘭，這樣他們會拿到更多領土，之后我們就能進行談判了。但如果烏克蘭反攻不成功，拜登就不能用這個邏輯了，因為那時共和黨可能會開始說，我們正在浪費錢、裝備和政治資本，就算不改變戰略，也至少應該改變戰術。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6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視察烏軍前線陣地。圖源：澎湃影像
觀察者網：俄羅斯下一屆總統大選將于2024年進行，您覺得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有希望在大選之前結束嗎？俄烏沖突對俄大選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事情總是在發生變化。我想很多人都希望沖突即將結束。我們考慮了這場沖突被凍結或以某種方式結束的多個時間點。
2024年3月不僅俄羅斯會舉行大選，烏克蘭也將大選，屆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必須向他的民眾有所交代，尤其是因為他最初被選為和平總統。
因此，2024年3月對于兩國來說都至關重要，但沒有任何事實上的證據表明，在大選之前有以某種方式結束這場沖突的計劃。普京現在獲得了大多數俄羅斯民眾的支持，我不認為在接下來的9個月內，這個情況可能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大選前結束俄烏沖突是令人向往的，但對于普京的連任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剛剛我們討論了“韌性”，我認為，俄羅斯政治體系的安全系數仍很高。
觀察者網：您剛剛提到，您認為這場沖突在某個時間點可能會被“凍結”，“凍結”沖突是一種什么狀態，有何利弊？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世界上有很多沖突沒有被解決，但被凍結了，比如說，除了我剛剛提到的朝鮮和韓國，塞浦路斯局勢和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情況也都是如此。但是沖突凍結的情況有時好，有時也不太好。
這樣的例子很多。批評者認為，這很糟糕，因為凍結可以隨時發生，但是問題沒有最終解決。而我認為，這取決于你將凍結沖突與哪種情況進行比較，如果與和平相比，它自然是較差的情況，因為凍結之后也存在著各種風險。但如果與更復雜的沖突進行比較，我認為沖突被凍結比成為負擔更好。
我認為，要最終解決沖突需要一定的時間，因為這不僅關系到俄羅斯和烏克蘭，關系到俄羅斯和西方，也關系到歐洲安全架構的未來。這個未來并不清晰，需要花時間為歐洲提供一些新設計。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俄南部達吉斯坦共和國，并與當地民眾親切交談。 圖源：澎湃新聞
觀察者網：您曾經在演講中提到，新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您覺得俄羅斯、中國、美國、歐洲、全球南方國家將分別扮演什么角色？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這要從兩個維度來分析：
首先，新的世界秩序是權力的重新分配。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我們正在從單極世界轉向多極世界。這并不是說美國一定會變弱，而是其他國家的實力在增強，比如中國和印度，都變得更強大了。世界已經無法回到到25年前的體系，所以新世界秩序反映了新的權力平衡。我們知道，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和優先權，投票權的結構使得西方國家比非西方國家更具優勢，這一點必須改變。
第二個很重要的維度是，權力中心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因為即使走上了多極世界，也并不意味著穩定和安全，如果這些“極”一直在相互爭斗，那也沒有什么好的，到時候可能會有人說，也許雙極更好，他們會比在多級世界中更容易達成一致。
我們從多極化走向多邊主義，這關系到如何通過全球性、區域性和其他的多邊結構加強全球治理。這不僅僅是從單極世界向多極世界轉變，還需要重塑多邊主義。這并不容易，因為歷史上有很多我愿意稱之為“準多邊主義”的結構，他們看起來是多邊的，但實際上并不是。
以北約為例，它似乎是一個完美的多邊主義，所有國家都有平等的權利，但歸根到底，制定游戲規則的還是美國。北約正在選新秘書長，該組織有正式的程序，但最終還是會由美國做出決定。這就是為什么我稱其為“準多邊主義”，它具有多邊形式，但實際并非如此。
我們必須重塑多邊主義，但這很困難，因為很多國家只愿意與和自己有相同的價值觀、原則和結構的國家建立多邊關系。但是，這個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多樣化，這就意味著世界上有很多在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傳統、文化等方面截然不同的國家。因此，關鍵是要提出一種讓所有不同的參與者都能接受的多邊主義，同時也能高效地處理具體問題。
觀察者網：此前，俄羅斯瓦格納事件引發關注，您覺得這件事對普京、俄政府和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4日，瓦格納集團負責人普里戈任從俄羅斯南部軍區司令部撤離。圖源：澎湃影像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我不確定這場叛亂會是否對軍事安全產生重大影響。但因為事件發生時，瓦格納部隊已經被從前線撤走，所以我不認為俄烏戰場會立即發生變化。
但這次事件向俄羅斯領導層發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其無法承受平行結構的后果，一切都應該置于單一管轄之下。應該非常小心，不要給各種自治機構留下主張自己規則的空間。
此外，在國家優先和私人優先之間必須確立清晰的界限。瓦格納說到底是一家私營企業，它有自己的商業利益，必須獲得利潤。瓦格納試圖獲得一個獨立于俄國防部的單獨預算項，成為了這段關系的主要障礙，這是非常危險的。
觀察者網：您認為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我認為統一的指揮是必不可少的，每個軍人都該向俄羅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匯報，而不應該有任何涉及私人利益的自治機構。但可以發現，瓦格納很受歡迎，因為瓦格納能夠揭露軍事等級制度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例如官僚機構太多、指揮鏈太長、優柔寡斷，以及在特殊情況下涉嫌腐敗的問題。如果僅僅因為這些問題是瓦格納揭露的，就選擇忽視，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必須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