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清澍與北大歷史系同學合影。后排左起：徐壽坤、蕭良瓊、周怡天、那向芹、周清澍。前排左起：孔慶臻、梁從誡、張磊。

梁從誡（1932-2010），同學們都叫他小梁，叫慣了，至老仍想不起改口。小梁絕頂聰明，沒想到患了老年癡呆癥。大學同班同學里，小梁比我年齡小，沒想到竟先我而去。茍存于世的我，常懷念起這位七十年前的親密同窗和好友，對他多彩的人生經歷，以及與他多年的交往，仍歷歷在目，不能忘懷。今年是他九十歲冥誕，決心用文字記錄下來，以表達我對他的紀念。

俄文翻譯班

大學四年，我們同學實際只有兩年，那是1952年院系調整、三校合并后，他來自清華，我來自老北大。我們同住在新建的十齋簡陋宿舍里，一大間能住24人，中用兩堵上空的隔壁分成三間，每小間四張床住八人。我倆同住靠外近門的小間，我睡窗戶邊靠外雙人床的上鋪，他睡對面窗邊靠里的下鋪，躺在床上可以隨時聊天，從此逐漸建立了友誼。

1953年春，在開學數周后，我倆接到學校的通知，要調我們到新成立的俄文翻譯班學習。各系被調人員集中到臨湖軒，聽教務長周培源先生的報告。他通知我們，為了適應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政府計劃向蘇聯聘請大批專家到高等學校授課，北大計劃聘請18名，其中歷史系有世界近現代史和亞洲史各一名，每位應配備專業翻譯一人，所以歷史系調出我倆去突擊學習俄文，要求速成培養俄文四會的專家翻譯。

計劃中凡配備專家的各系，都從三年級學生中抽調人員參加培訓。學校按專業創辦了若干個俄文翻譯班，除本校學員外，還有為外地準備聘請蘇聯專家的大學代培翻譯的任務。學校為此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歷史專業僅有五人就單開一班，從俄文系三年級同學中抽調張志斌、蔡愷民擔任我們的教師。張、蔡本是我倆同屆同學，教學之余，相處得很融洽。張志斌全面負責到結業為止，他身材又高又胖，西服革履，外號“張胖”；蔡愷民梳兩個上翹似刷子的小辮，外號“Щётка”（俄語：刷子）；我們沒有師生輩分的顧慮，小梁和我徑呼他們的外號。另一位俄四的女老師代Щётка教我們最久，可惜己忘記她的姓名。

俄語翻譯班同學合影。左起：諸光明、徐連達、某某、張志斌、周清澍、李祚焮、梁從誡。 （資料圖/圖）

進入練習聽、說階段，增加一位俄羅斯女老師教會話。又請原清華歷史系的葛邦福教授（Иван Д. Гапанович）用俄文講歷史課，訓練我們的聽力。葛教授選蘇聯的中學歷史課本為教材，記得他講的第一課是“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

歷史專業除我倆外，另有兩人來自復旦大學，一人來自武漢大學。復旦派來的諸光明原是俄語系將畢業的學生，基礎最好。我已學大學俄文三年，小梁學了兩年，也算基礎較好。復旦的徐連達和武大來的李祚焮干脆從未學過俄語。起初20天，結合聽課、讀原文《聯共黨史》，要求熟記兩千單詞，平均每天記一百以上，有的生詞對我已不生，所以記起來并不費力。

到了練習聽、說階段，小梁很快就顯示出他的優勢。他曾對我說：“我的英語是從小在家中聽多了，日常的話很自然地會聽、會說。現在聽人說俄語，只要是我學過的，立刻會明白是什么意思，甚至夾雜著個別沒學過的生詞，我也能猜出來。”而我卻苦了，即使是學過的課文，通過別人念出來，根本聽不出是什么意思。會話課也是如此，會話內容本來熟悉，但聽不出老師問的是什么，我也就不知該回答什么。開始練習口語，小梁即能應對自如。哲學系和中文系各調出一人，有時也同我們一起上課，他們都是廣東人，不會發俄語ц、ч、ш、щ等齒音。小梁是從未到過廣東的廣東人，熟悉粵語的特點，將一句北京口語“自己炒雞子”寫在黑板上讓他們二人念，結果令人笑得捧腹。倆廣東同學學俄語因此比我更慘，發音不準，連記生字都有困難。

翻譯班同學在北海游玩。左起：諸光明、徐連達、李祚焮、梁從誡、周清澍。 （資料圖/圖）

翻譯班本來計劃暑假期間繼續學習，由于學校接到通知，原計劃聘請專家的規模已經縮減，歷史系的專家等一年后再說，因此我們同全校的同學一起放了暑假。假期中我參加了在天壇舉辦的國防俱樂部射擊訓練班，回到學校時，小梁急忙找到我，說有事同我商量。原來是哲學系下學期有蘇聯專家要來，而原來參加翻譯班的同學又無力勝任，系主任金岳霖先生想讓小梁到哲學系擔任翻譯。小梁當即表示，如果要調他，希望同我一起調，因此急等我回來征求我的意見。我心想如同意調到哲學系當翻譯，專業也就得改學哲學，我自知平日不善于抽象思維，不是學哲學的料，因此不同意調走，他也就決定隨我留在歷史系。

在馬列學院

四年級我倆又回到原班學習，開學不久，馬列學院聘來了一位蘇聯專家，任務是為本院歷史教研室的教員授課，由于只有五人聽講，因此室主任胡繩同志歡迎北大派人去聽課。北大歷史系領導考慮到今后仍將聘請蘇聯專家，不如讓我倆到馬列學院學習，一面充實業務，一面聽聽專家的俄語，為將來當翻譯做準備。除我們兩個學生外，系里又讓教世界近代史的張芝聯副教授、亞洲史教研室的李克珍先生一同去專門學習。此外又讓陳慶華先生以及九位較年輕的教師參加旁聽。系里再次免除我倆隨班學習的課程，全力投入馬列學院的學習直到畢業。我們同學只有兩年，但一同被調出學習達一年半之久，從同班發展為朝夕相處、同出入共學習的真正二人“同窗”。

蘇聯專家尼基甫洛夫同其他蘇聯專家不同，心知自己用俄語講課，由翻譯機械地轉譯一次，會成倍地耽誤時間，不如干脆不講，而是每周事先將講義印發給大家學習，然后由大家提問題，每周五下午由專家集中解答，在問難釋疑的過程中更有利于師生溝通。約三四周又安排課堂討論一次，討論的內容是所學這段歷史結合一部相關馬列原著（如《路易·波拿巴政變記》《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由他出題，三校（馬列學院、中央團校、北大）參加學習者各領一份，每校都要準備所有問題，而每人又至少準備一題。所以到討論時，每題有三人做了充分準備，誰先發言就是主講，其余二人可補充和質疑，其他人再加入討論，專家從中插話啟發，討論就深入了。這個討論班不同于以往我們同學中的課堂討論，北大去的人，只有我倆是學生，李克珍和參加旁聽的劉克華、張廣達、夏應元等是專攻世界近現代史的教師，張芝聯先生還是世界近代史的授課教授；馬列學院方面，五位教員雖不能與主任胡繩同志相比，但都是有教學經驗的老干部。小梁口才好，反應快，課堂討論正發揮他的所長，很快就適應了。而我向來拙于言辭，在大庭廣眾中發言結結巴巴，往往令人不知所云。我采取一種笨辦法，從周一收到討論題時，就將有關參考資料借來，一面閱讀，一面按題作文，一篇十來分鐘的發言稿，直到禮拜五下午參加討論前才殺青。臨到發言時，我就目不旁視地照稿念，總算應付過去。輪到下次準備，已能提前半天或一天，長此以往，我終于能遲至周五上午擬幾條提綱，到下午討論時脫稿面對眾人發言了。

我們1953年下半年學的是世界近代史，1954年上半年學的是世界現代史，專家的講義先由馬列學院內部印行，然后由高教出版社出版。尼基甫洛夫這種靈活的教學方式對我們是有益的。課程結束時的口試非常隆重，選在一間空蕩蕩的大教室中，上首鋪白桌布的桌子后面，除專家外，還端坐著副院長楊獻珍。當時的觀念，認為北大的老教授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生最崇拜的是陳伯達、楊獻珍一類的黨內理論家。一次楊獻珍到北大演講，不僅在講演過程中，甚至上下講臺時，大家全體起立以整齊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向他致敬。沒想到今天監考的人是他，我一時慌了神，本來熟悉的內容竟答不出來。

在校內學習時，憑死記硬背，筆試成績我勝于小梁，但馬列學院這種以討論為主的學習方式立即顯示出他的優勢。他曾自豪地對我說，某個長輩曾肯定他具備了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說話能表達清楚；二是寫字雖不能說書法多么好，看起來是端正的；三是寫出的文章能表達清楚。據我同他交往的體會，實際情況遠超過他對自己的評價，這也是我深感自愧弗如的。

1954年全國第一次投票選舉基層人民代表，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合影。前排左起：俞旦初、周承恩、梁從誡、鄭振香、周清澍、姚義山。后排左起：龍盛運、王文定、楊人楩、宿白、徐如、田祖銘、翦伯贊、齊文穎、周一良、徐連城、殷敘彝、陳慧、李仰松。 （資料圖/圖）

到馬列學院上課，小梁有自行車，我搭公共汽車不能準時到達，他將自用的車借給我，回家將他父親一輛進口車取來自用，從此我倆都能騎自行車在校內外同出同進。我由于鞋不合腳雙足磨出雞眼，進城到協和醫院動了手術，返校途中走了一段路，縫合的傷口迸裂，感染了破傷風，雙足腫疼不能起床，連上廁所都靠他背來背去，迄今我仍難忘他對我的情誼。

奉子成婚

凡知梁從誡其名的人，無不知他是建筑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他從出生起，父母并沒寄希望他學文科，給他起名“從誡”，就是寄希望他同父親一樣，追隨北宋《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長大后成為建筑家。而將繼承祖父飲冰室主人以文章名世的任務寄托給他姐姐，起名為“再冰”。小梁不負父母所望，從小已培養起對建筑學的興趣，報考大學時，第一志愿是建筑系，由于考分不夠，被歷史系錄取。我印象中他對歷史專業并沒全身心地投入，在規定學習以外的時間和周末，他正忙于談戀愛。

他的女朋友周如枚是周培源先生的長女，西語系英語專業的學生，與小梁可謂青梅竹馬，由于常來找他，因此同我們熟悉也成為朋友。臨畢業前的某天，有人通知我，今晚小梁結婚，我們全班都參加。我當時納悶，我倆成天在一起應付馬列學院的學習，怎么一無所知，而且婚禮在野外舉行？這是一個月光明媚的夜晚，鏡春園一處舊亭榭的廢墟成為婚禮禮堂，新郎、新娘并坐在廢墟中僅有的石長凳上，同學們則圍繞著席地而坐，外號“孔老二”的孔慶臻充任司儀，宣布婚禮如儀，大聲喊道：“奏樂。”我正感奇怪，外號“老八”的王文定不知從哪里弄來一架破手風琴，咿咿呀呀地拉起來，雖然不雅，總算能聽出是什么曲子。更奇怪的是，參加婚禮的人只有同班同學，沒有雙方家長和家人，沒有女方朋友，也無所謂洞房。禮畢我們一起在月光下繞著未名湖游行，走了一圈，他倆讓我們先回，自己留下來再享受湖光月色，深夜小梁仍回到宿舍，如枚則回到周家。

我頭腦反應遲鈍，過了好久才醒悟過來，原來他們是奉子之命成婚，后來孩子出生，周家在燕南園住所正房后面一排放雜物的配房中騰出一間供他們二人和孩子居住。從此，我因同小梁往來也成為周家的常客，我們臨畢業時，小梁向周家提出請同班要好的同學到家中聚餐，周培源先生說：“我家保姆做的菜不夠請客水平，你得去請金爸（岳霖）的廚師來幫忙。”由于得到周先生的支持，我們不僅在周家飽餐一頓，而且還見識了金家廚師的手藝。

梁從誡之子梁建（后改作鑒）。 （資料圖/圖）

不久，他們的兒子梁建（后改作鑒）降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孩子，他曾將孩子一張四寸照片送給我，至今仍保存在我的相冊中。他還開玩笑式地對我吹噓：“我祖父是廣東人，祖母是貴州人，母親是福建人，孩子的外祖父是江蘇人，外婆是東北人，沒有一個同省的，所以我和我的孩子都是優良品種。”

小梁的家庭

小梁的祖父梁啟超是近代著名人物，學歷史的更是無人不曉，小梁當時思想上非常革命，連孫中山也不抱敬意，更何況所謂改良主義者，因此很少對我談梁啟超的事。我曾聽說梁啟超十七歲中舉，深得廣東鄉試主考官、內閣學士、貴州人李端棻賞識，將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的艷事，這就是小梁所說的貴州祖母。1955年初，中華書局重印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和《戊戌政變記》，書局送給家屬不少書，他就將兩書轉送給我。至今仍保存在我的書架上。《清代學術概論》當時我還認真讀過，后來我從世界史轉而學中國史時，這本書中的知識對我頗有裨益。

梁啟超不僅在政治和學術上影響巨大，而且還創造出一種“新文體”，“筆鋒常帶感情”，在五四白話文運動前曾風靡一時，影響一代人，其中就有在師范學校上學的毛澤東。因此據小梁說：梁思成先生初次面見毛主席時，主席首先就提到他的父親，按舊習慣諱稱其名，而是稱呼其號“梁任公”。

小梁同我談得最多的是他父母。大約在我們大學畢業前后，梁思成先生因病住頤和園療養，有時在戶外繪畫寫生，我們去游泳時碰到就上前打招呼。林徽因先生我只隨他去清華園家中見過一次，她目光炯炯有神，但因身體不好，面容清癯，頗顯病容。她性格開朗，說話很隨便，沒有難以接近的感覺。一次小梁從家里回校，說他媽今天特別高興，對他嚷：“梁從誡，我最近收到好多稿費，我要請你的客！”我從來沒聽說母親有請兒子吃飯一說，他們的家庭關系可能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影響，已完全沒有中國人傳統的長幼有序的老套，直呼其名。

梁思成給我們作報告

小梁從小已懂得父母對他的期望，對建筑有深厚興趣，尤其是梁思成先生宣傳城市建設應保存民族歷史遺產、現代建筑民族化等主張，他都嫻熟于胸，并隨時向我們宣傳、解釋。

有一次他自己將父親請來為我班同學作了一次報告，內容是當前北京城市建筑中存在爭論的三個問題。梁先生對面臨的矛盾都提出了解決的辦法，而且將自繪的設計方案張貼出來進行講解。

其一是保護北京城墻，主張拆除的理由是城墻妨礙交通，他說可通過在城門兩邊開豁口左右通行的辦法解決，并建議城墻應由政府統一管理和開發利用，將城墻上面聯貫起來，建成一個環繞全城的城墻公園，不僅為市民開辟了休閑去處，而且是世界上獨有的城市勝景。

其二是保護東西四牌樓，所謂“東四”“西四”，就是在十字路當中原有面向四方的形如口字的四個牌樓，這是一種罕見的古建形式，也是市內一道亮麗的風景。然而因現代交通發展，四個牌樓豎在十字路中央，勢必妨礙車輛通行，故市政府準備拆除。他也設計了一個解決方案，四個牌樓原樣不動，而是將十字路四角鋪面拆除，在四角各建一條與牌樓風格相配的路邊走廊，走廊后再建同樣民族風格的鋪面，車走四牌樓和走廊當中新開辟的環形馬路，四個牌樓變成街心公園中的一景，并不影響交通。

其三是當時備受指責的中國傳統建筑“大屋頂”。有人說：高層建筑搞個大屋頂，在下面根本看不見，完全是浪費。他展示一幅他設計的高二三十層的樓房，他將全樓分成三截，每一截從樓內伸出一個裙邊似的屋檐，屋頂也不是全部覆蓋，只是伸出形似屋頂的屋檐。所以他宣稱現代建筑高樓大廈同樣能采取民族形式，也能節約。

小梁更崇拜媽媽林徽因

小梁在言談中，似乎更崇拜媽媽林徽因。他以母親是國內罕有的女建筑學家而自豪，并向我介紹她的事跡。抗戰前夕他父母同去五臺山考察，由于他媽是天生的遠視眼，在佛光寺遠遠看到梁上有字跡，因此才設法爬上去查看，認出是唐代的題記，從而發現了我國最古老的一座唐朝木結構建筑。天壇的祈年殿，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古人崇拜自然，天是至高無上的，他媽曾到上面考察過。這對女人來說，在舊社會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她很得意，自刻一私章“曾登祈年殿頂”。新中國成立之初，他母親參加國徽設計，也是小梁引為自豪的事。當年才17歲的梁從誡背著父母也設計了一幅國旗圖案應征。他的設計從全國應征的2992份方案中被挑出，作為最終候選的38個方案之一。當時這38個方案曾編印成集，他還一直保存著。

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天壇祈年殿屋頂。 （資料圖/圖）

可能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把新月派說得很臭，小梁很少提及作為文學家的林徽因，甚至對同學們說她是“腐朽的新月派詩人”。可是在我倆專攻世界史時，小梁大夸其母的世界史知識如何豐富，認為我們的世界史知識比她還差得遠。他多次向我介紹上世紀30年代梁家的沙龍，力推他母親是主角，大批男士圍繞著恭聽。來的客人有兩類，一類是錢端升、陶孟和、張奚若等政治學學者，談話內容多與政局有關，有誰榮升、有誰下臺之類；一類是金岳霖等不問政治的人，談話的內容屬另一類。他還用嘲笑的口吻說他父親，一會兒在這一堆人中聽聽，一會兒又跑到另一堆人中聽聽，尤其是那些人談政局內幕，他又不懂，仍傻呼呼地在旁恭聽。

林徽因的愛情故事

電影《人間四月天》的上映，所謂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愛情喧囂一時，的確如梁從誡駁斥的那樣純屬編造，本來是媽媽寫給愛子的詩竟變成了愛情詩。早年林徽因在英國認識徐志摩時，還是十五六歲的小孩，而徐則是有婦之夫。林回國后，很快就同青梅竹馬的梁思成要好了。小梁并不避諱談他父母的愛情故事，他在清華上大學時，看校門的老工友曾對他說：當年梁思成在清華念書時，林徽因住城內，“你爸每到假日就騎著輛汽驢子（摩托車）進城找你媽去了。”小梁還笑話他父親，頭次到林家等候會見時，竟然在客廳頭下腳上地拿大頂。

至于徐志摩，他說徐曾經確有給他母親不斷寫信的事，而且那些信就由他收藏著，母親去世后才被他燒掉。他認為，徐志摩把他母親詩化了，他愛的是詩化了的林徽因；而林徽因只是欣賞徐志摩的詩，并沒有愛徐志摩這個人。他們兩人并無什么戀愛故事。1931年11月，徐志摩搭乘郵政飛機由南京北上，準備參加當晚林徽因在北平舉辦的中國建筑藝術演講會，因空難喪生，社會上更因此渲染他們有所謂愛情故事。

老清華人都熟知該校元老“三孫”（金岳霖—龍蓀、陳岱孫、葉企孫）終身不娶的故事，我就是聽小梁告給我的，前二人的愛情故事還涉及他的母親和岳母，他并不否認和避諱。由于媒體和文藝界不熟悉這些學界重要人物，只知道一些作家、詩人，所以就熱衷于炒作徐志摩那些子虛烏有的事。其實在林徽因婚后，徐志摩只是她的朋友，也是梁思成的朋友。我聽人說，在徐逝世數十年后，梁思成一次夜間途經滬杭鐵路的硤石站，想起已來到徐志摩的家鄉，還特意下車在站臺上遙致禱念之情。

金岳霖勸阻梁思成續娶

金岳霖先生與他家的關系卻是小梁主動向我介紹的。金老曾與林徽因有過情感糾葛，小梁也不否認。報刊上有人提到小梁稱金老為金爸似乎另有寓意，實際上，老清華教授們的孩子，對長輩不稱伯伯叔叔，而是稱某爸，如稱金岳霖為金爸，周培源為周爸，陳岱孫為陳爸等等。金岳霖與他父母的關系并沒因此發生隔閡，而是終生光明正大交往的好友。在他母親和父親去世后，金岳老與梁家的友誼一直維持到去世為止。

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不久，小梁告訴我：他父親又要續娶了。原來梁思成在頤和園養病時，城里有一群初中少先隊員到頤和園過隊日，在園中看到他在繪畫，得知他是著名的建筑學家梁思成后，出于青少年對科學家的崇拜，他們也不再游園，而是圍著他訪談。此后，一位較大的女孩常來探望他，不僅逐漸熟悉，而且產生感情并愿意嫁給他。金老得知，將小梁找來告知此事，并提出他的看法。首先應理解父親，老年人也需要一個老伴；但他不能與這位女孩結婚。因此金老建議小梁和姐姐帶著孩子回家去勸阻父親，如果不行，再由他親自出馬。此事經小梁姐弟勸阻作罷了。

梁家的親戚們

北大校園中還有不少梁家人或親屬，他們的關系也大不同于傳統社會的親戚。他最親密的長輩是小姑母梁思莊，時任北大圖書館副館長，我們去馬列學院上課必出西校門，路上常遇見她。先是他高喊：“梁思莊同志，你好！”接著姑姑回應：“梁從誡同志，你好！”他們家人之間已徹底革命，互稱同志，不分長幼，直呼其名，我在旁忍俊不禁。他的叔父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梁思永去世后，他的嬸母在北大歷史系資料室負責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哲學系的教授和生物系的教師中有名字與他祖父和父親同輩的人，得知是他的叔祖父梁啟雄和堂姑。

一次同學們聚在一起閑聊，他對我們大學同班又同是世界史研究生的齊文穎開玩笑，稱呼她“大表嫂”，我只聽說齊文穎正同農科院一位姓周的談戀愛，卻沒想到是他大姑母梁思順之子。梁思順是中國最早留學日本的知識女性，中央文史館成立時，她與康同璧以康梁后人和才女的身份同時被聘為館員。1957年9月初，齊文穎結婚，婚禮在俄文樓小禮堂隆重舉行，我才初見這位儀表端莊的老太太。正是在這晚，我見到新調來的黨委書記陸平。周一良先生也出席了婚禮，就在此婚禮上向我宣布調往內蒙古大學工作。

對梁家思想影響甚大的一件事

小梁從小就顯示出能言善辯的才能，他曾對我說起在燕京大學附中時的故事，由于他那一屆高中停辦，準備將他們轉入城內中學，學校舉行歡送會，代表留校同學致歡送辭的是下一班的張研彬，也就是我們后來的大學同班張磊。他們對校長不滿，想趁離校之機發泄，在張磊致辭結束，宣布一項原來沒有的議程——被歡送的同學代表梁從誡講話，并事先和同學們約好，當他講到譏刺和攻擊學校領導時就做某種手勢，同學們立即熱烈鼓掌。小梁這次惡作劇使燕大附中的領導猝不及防，弄得非常狼狽，但他在同學中卻成為受崇拜的偶象，據說粉絲中就有后來的夫人方晶。

當解放軍包圍北京城時已進入西郊，曾派人到清華園梁家，要求梁思成先生在地圖上標示應該保護的古跡，以免必須攻城時遭到破壞。這事對梁家思想影響甚大，從此他們堅定地擁護共產黨。小梁在中學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中國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因此他是新中國成立前的老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就轉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他曾自豪地對我說：1949年開國大典，是由他擔任指揮，引領著中學生的洋鼓洋號樂隊通過天安門。

畢業留校

初入清華歷史系，他是唯一的團員，出任文、史、哲三系的團支部書記，院系調整后我班的團支部和文科研究生總支書記都是他介紹入團的。可是他轉入北大后，由于他往往鋒芒畢露而不喜循規蹈矩，再也沒擔任過干部。

當年我們大學畢業全由國家分配，根本無所謂自由選擇或自謀職業。全校畢業生聚集行政樓禮堂，由高教部綜合教育司司長逐一點名宣布工作地點和單位，然后就各奔前程。

根據國家計劃，仍準備從蘇聯聘請有關世界近現代史和亞洲史的兩個專家，派往北大歷史系培養研究生。系里仍按原計劃讓我倆一面學習一面準備擔任翻譯，因此他定為世界史研究生，我定為亞洲史研究生。入學數周后，高教部取消了歷史系聘請蘇聯專家的計劃，研究生改由本校教授指導。

歷史系研究生有留校的十二人，從外校分配來四人，加上外校派來進修的七八人，單獨成立研究生班和團支部，二十多人生活學習在一起，其樂融融地度過了青年時代最美妙的時光。

研究生階段我們已分在不同專業，學習業務上很少聯系，只有一門文史兩系研究生的共同政治理論課——哲學，由哲學系汪子嵩先生講授。汪先生認為我們在本科已學過這門課程，因此他決定以講課為輔，采取以讀原著為主的方式。頭一年學唯物論，讀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每周集體討論一次，要求聯系實際，小梁當然成為課堂討論發言的主力。

批判胡適和顧頡剛

1955年開展批判胡適、胡風運動，研究生同學集體討論時，小梁活學活用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將它用在批判胡適上。大家認為他的發言不錯，推舉他到中科院召開的“胡適歷史觀點批判第一次討論會”上宣講，得到主持會議的劉大年同志的欣賞，當即將他的發言稿要來放在他負責編輯的《歷史研究》發表。(《胡適不是研究歷史而是在歪曲歷史》，《歷史研究》1955年第三期）小梁將抽印本送給我，還賣弄風雅，記時為“歲次乙未孟秋月”，采用仿古形式；地點則用我倆偶然從北大西校門發現的門牌“簍斗橋一號”，就用上這個誰也沒聽說過的地名“簍斗橋”代替北大。

梁從誡批判胡適的論文抽印本。 （資料圖/圖）

這次會上發言的年輕人除小梁外，還有我們同班留校當助教的王承祒，他們的言辭激烈，除了批判對象胡適外，也捎帶到與會的顧頡剛先生。近年出版的顧頡剛先生3月5日的日記，提到他作了題為《考據學的反封建性》的發言后，結果導致“與會者聞之大嘩”，“群起而攻之”。這些“大嘩”者就是我們這批北大研究生和助教，當場鬧得顧先生非常難堪和緊張，劉大年同志連忙去進行安慰。回想起來當時實在是“左”得愚蠢和可笑。

梁從誡等人的論文發表后，7月16日顧頡剛日記又記：“讀《歷史研究》中范文瀾、蔡美彪、梁從誡三文，渠等批判胡適，均聯及余，為之不快。”

研究生時代的集體生活

每逢夏季，歷史系的研究生、青年教師和進修教師常到頤和園游泳，開始是在十七孔橋側的指定游泳區，接著會游的來回在排云殿和龍王廟之間橫渡，后來從東堤的知春亭縱渡到西堤的玉帶橋。久之形成我們共同愛好的集體活動。

大學時代大家都很窮，有時玩得高興也買點零食，往往是小梁吵著讓有錢的華僑阿兌（吳乾兌）請客。因此有同學嘲笑他一毛不拔，其實我知道小梁父母雖然工資高，但對孩子并不嬌生慣養，家里每月只給他5元零用錢，他自己生活上還是很節儉的。小梁曾對我說起，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東總布胡同所謂“林徽因的沙龍”時代他家過著近似貴族的生活，然而七七事變前他還不足五歲，能記起的只有內遷昆明和四川李莊的艱苦生活。他父母在昆明還偶因生活窘迫擺過地攤賣舊衣物。

梁從誡與研究生同學游泳。前排左起：戴學稷、梁從誡、吳乾兌、周怡天、胡永樹、張磊。后排左起：曾醒時、王文定、劉克華、何玉疇、趙清。 （資料圖/圖）

他也提到，在當時的教授中，只有單身的金岳霖先生沒受過苦。回北京后，家中不僅聘請手藝高的廚師，周末還進城品嘗著名餐館各種美食。有一次，他得意地給我說起當日在城里品嘗了高級飯菜，說穿了僅是一頓三人便飯。主人是金岳霖和鄧以蟄先生（哲學教授，鄧稼先之父），小梁是被金爸偶遇臨時拉上的，地點是西四同和居，那時還是私營。他們落座，店員擺上碗筷后，店老板從遠處看到來了熟客，急忙趕過來叫店員撤換成高級餐具，并代替店員親自接待。他對二位貴賓躬身問好，既不稱教授、博士，也不用官稱院長、主任之類，而是稱金五爺、鄧七爺。他也不遞上菜單，熟知這二位要吃的不是廚房常備菜，就直接問要點什么，以便派人臨時外出采買有關食材。三人就餐菜并不多，小梁聲稱見所未見，只記得一菜名翡翠羹，表面是一幅太極圖，兩條魚兩種顏色，各有魚眼，雖是羹，卻能做到涇渭分明，互不越界滲透。

研究生階段我們住在一起，學習時間以外，或聚在宿舍中高談闊論，按四川話叫做擺龍門陣，大家各顯神通，內容非常精彩，其中小梁當然是主角。龍門陣還擺出了名氣，也吸引年輕的單身助教和下幾屆研究生參加。

我們周末常一同集體出外野游，或去蘇聯展覽館（今北京展覽館）看電影。這時我們每月有津貼，生活不像大學時代那么窘迫了，集體出游時花錢不分彼此。

我與小梁的通信

由于北大歷史系原來聘請蘇聯專家的計劃取消，而教育部（當時只管師范院校和中小學，其余高等學校另設高教部管理）卻為東北師大請來一位蘇聯的亞洲史專家，1955年秋，我們四個亞洲史研究生被派往長春東北師大隨蘇聯專家進修。

世界近現代史六個研究生又分為近代和現代兩個專業，小梁等二人專攻現代。在長春的兩年中，我倆仍經常通信，他不斷地向我通報學校的消息和他的思想、學習情況。我翻出僅存一封某月二十三日晚給我的信，長達四大張，非常有趣，摘引其中幾句：

“哪里有青年團員，哪里就會有蓬勃的朝氣，愉快的歌聲！對嗎?”

這是因為，我在給他的信中提及，到東北師大后感到不適應，這是他對我的鼓勵。接著他又向我匯報思想，檢討自己。

“想起從前批評別人和肅反運動時那次大家對我的批評，十分慚愧。”“我從未有一日曾忘記我應該提高覺悟，應該為我的最高理想而努力這件事。”

同學間的普通通信，出現這類詞句，那么迫切要求進步，那么革命，可能讓今天的人無法理解，這確實是當時青年的思想面貌，完全出自真情，如今恍如隔世。

另一部分是告訴我學習上的情況，他自定的課題是：①前帝國主義時期美國的一般歷史；②帝國主義論(列寧)；③一次戰后至希特勒上臺時期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④美帝國主義論；等等。世界現代史是一門新學科，不似世界近代史有楊人楩等老教授指導，現代史只有新調來的王立先生，他向我抱怨“沒有人嫻熟地指導”，雖然他自稱“我總是和他（王立）商量的，王立似乎對我的學習問題不感興趣，也提不出意見”。我猜想王立先生新來，不敢以導師自居，故小梁向他匯報自己學習的方法和重點時，只推托說讓他自己試試。因此他信中訴說“真感苦惱”。

我們分別不久，聽說外交學院請來一位世界現代史蘇聯專家杜賓斯基，經學校聯系，小梁等二人被派往外交學院跟蘇聯專家學習。

再次相聚

1956年暑假，我回到北大，將我們的研究生集體視為老家，仍住在原來的宿舍里。我們見面后互相匯報一年來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小梁告我說，他將美國作為學習重點，已讀了不少原始資料，準備研究羅斯福新政。

這時小梁的太太周如枚已畢業分配到中國對外友協，一位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來中國訪問，由對外友協接待，派周如枚擔任翻譯。小梁為了寫好論文，自告奮勇代替如枚充當翻譯和導游，每天陪同這個美國人去北京的大街小巷游逛，一面借機向他討教有關羅斯福新政的問題，一面也實踐一次沒有運用過的英語口語，他還得意地向我談到從這個美國人處得到的收獲。可惜當時運動不斷，他的研究沒繼續下去，畢業論文沒寫就分配工作了。

這年暑假，由小梁發起，有杜經國、胡永樹和我，一起前往潭柘寺旅游。解放后佛寺已經過改造，年輕的和尚自謀職業，或派往門頭溝當煤礦工人，只有一位老僧尚留寺中。他向我們展示一張朱德同志接見全國佛教會議人士的合照，還應我們的請求，贈寫四句七言的偈語。

周清澍 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