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指出，宋代婦女的處境出現了多樣的變化，既有被要求纏足、保持貞節等更加保守的一面，同時又獲得了比前代更受保護的財產權。圖為南宋畫家劉松年所作《天女獻花圖》，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視覺中國/圖）

盡管如今大學校園里女學者的身影已經司空見慣，但在1970年代初的美國，女性學者還是稀罕的事兒。1973年，伊沛霞剛到伊利諾伊大學執教，“整個亞洲研究課程中沒有一個女教師”。男同事們經常對她感到手足無措，“在許多場合下，我感到男教授們真希望我自動提出不參與他們的活動。”伊沛霞說。

伊沛霞的身上有一種近乎自嘲的坦率，在主編《劍橋插圖中國史》的時候，她說：“我查閱了多年來我所購買的，但實際上沒有時間閱讀的書籍。”任何“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的人都不免會心一笑。而當別人問她當初為什么要在高校當教授，她也會坦誠地說：“因為教授們的日子似乎很閑適。”

像很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一樣，伊沛霞年輕時候接觸到中國文化，完全是出于偶然。1965年，她在芝加哥大學讀大一，喜歡閱讀社會學著作，而當時芝大規定如果選擇社會學專業，就必須修一學年的非西方文明課。伊沛霞在印度、俄羅斯與日本古文明之間，“不經意間”挑選了中國文明和古漢語的課程。

當時在芝大教授古漢語的是著名漢學家顧立雅。顧立雅曾于1930年代留學中國，專注于研究先秦史和孔子，芝大的古漢語教材都是他親自編寫的。學完一年的中國文明史和古漢語課程后，伊沛霞完全被這個陌生的文明吸引，“大二結束的時候，我已經決定要研究中國歷史了”，她說。

伊沛霞認同自己“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在采訪中她毫不掩飾自己的立場。她說，很大程度上，這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整體社會思潮的產物。1970年，伊沛霞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選擇博士論文研究對象的時候，她從來沒有考慮過一位女性研究者要研究什么，她希望自己成為一位歷史學家，而不是一位研究女性的歷史學家——那個時代的女性主義強調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無差別，“那些日子里，婦女力爭女消防員被社會接受，她們根本沒有要求任何幼兒保育之類的工作。”

伊沛霞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博士論文。 （受訪者供圖/圖）

但是，起初對女性研究并沒有特殊關注的伊沛霞，最終還是被女性議題所吸引。1970年代正是美國歷史學界吸收社會學理論成果的階段，伊沛霞多年來對社會學的興趣，以及她對當時史學理論發展的思考，讓她成為最早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之一。“我進入婦女史研究領域，這絕對是因為受了歐美婦女史研究的影響。”她說。作為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家庭史和婦女史研究先后在歐洲興起，她將這一視角引入中國中古史，著作《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都是這種新鮮視角的產物，它們的漢譯后來在漢語學術界也引領風氣之先，引發了討論的漣漪。

作為一位女性主義歷史學家，伊沛霞在將社會學視角引入中國史研究的同時，也天然帶著那個時代女性主義的烙印。她在《內闈》中提出了中國婦女的“能動性”的觀點——不同于“五四”話語對中國古代婦女悲苦形象的塑造，伊沛霞更愿意看到女性在狹窄的生活空間中到底能做什么。“關于女性能動性(women's agency）的想法，要歸功于伊利諾伊大學歷史系的同事們。”她說，當時的伊利諾伊大學歷史系教授有一個非常活躍的社會史小組，每個月聚一次，討論一位成員的文章。她記得她第一次聽到有關女性“能動性”的概念，是來自研究美國婦女史的學者桑尼亞·米歇爾(Sonya Michel)。“我不自覺地受到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及我們應該把婦女看成是做事的人，而不僅僅是事情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人。”伊沛霞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內闈》的寫作結構大致圍繞著宋代女性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歷程，這是伊佩霞的特意安排，“我覺得這將是一種有趣的方式，可以帶出婦女的經驗如何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化。”在伊沛霞的筆下，宋代婦女就如當代婦女一般，在人生的各個階段，經常面臨兩難的抉擇，遭遇限制和苛責，同時也收獲情感與物質的慰藉。這個矛盾的時代是婦女財產權和受教育權更受開明對待的時代——包括通過嫁妝把更多的財產轉移給女兒、更普遍地容忍入贅婚、讓女性通過紡織品生產的商品化得到更多賺錢的機會，以及更多士人認識到應該讓姑娘們受教育，學會讀寫；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反方向的現象——纏足普遍化、買賣女人的市場在擴大、士大夫對婦德和貞節原則持越來越僵硬的態度。在這樣的夾縫中，女性能做什么、做了什么，是伊佩霞最關心的問題。“最好的婦女史并不僅僅告訴我們歷史上的女人，而是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對歷史和歷史進程的理解。”伊沛霞說，“換句話說，在我們努力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國歷史和文化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對“能動性”的重視也延伸到了她的其他研究對象，在她主編的《劍橋插圖中國史》前言里，她對中國古代人民的“能動性”也有精彩的論述：“歷史學家們總是關注那些已經被證明是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事情，這無形中使人們覺得歷史好像永遠充滿著必然性。我還是不大樂意表達這樣一種感覺：中國未來的方向早在古代就已確定下來了。這種看法似乎低估了中國人民回應新情況、新形勢的創造力。對于祖先的遺產，他們在繼承利用的同時，也有否定和揚棄。”

如今伊利諾伊大學里的男學者們已經完全適應身邊的女同事了。一輩接一輩的女學者走著伊沛霞當年所走過的路，進入大學、拿起教鞭。也許這是伊沛霞自己人生的“能動性”，她用勤奮和幽默贏得了同事們的尊重。少年時候的伊沛霞曾經想當作家，后來成為學者，她還是經常在腦子里想象小說的情節，“有時候是一個以宋朝為背景的歷史小說。”她說。但她依然享受學術寫作的過程，她一直非常勤奮，“我知道有很多學者喜歡做研究，但卻一直拖延寫作，因為他們覺得這很痛苦。相比之下，對我來說，寫作就像研究一樣令人愉快。在做了足夠多的研究、有話可說之后，把它變成文字，這是一種技藝。”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美國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國宋代的社會文化史，涵蓋政治史、女性史、藝術史等領域，代表著作主要有《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1995年列文森獎）、《劍橋插圖中國史》、《積累文化:宋徽宗的收藏品》（2010年史密森學會島田獎）、《宋徽宗》等。2014年和2020年，先后獲得美國歷史學會（AHA）頒發的學術杰出獎和亞洲研究協會（AAS）頒發的亞洲研究杰出貢獻獎。 （出版方供圖/圖）

“女性更受限制的社會，往往更加使她們處于相互競爭的狀態”

南方周末：你開始研究中國女性史，是受到當時西方興起的女性主義思潮影響，在你看來，相比于前現代的歐洲女性，中國女性的命運有什么特殊之處？（當然，個體的命運總是千差萬別的）

伊沛霞：在思考1500年以前歐洲和中國婦女命運的差異時，我想特別指出天主教會在歐洲的巨大影響力，遠遠超過中國的任何宗教機構。天主教會堅持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說，它拒絕承認男人在同一時間有一個以上的配偶。因此，歐洲沒有像中國這樣的合法納妾制度。由于中國的富人和高官可以在妻子之外納妾，因此婦女長期短缺，而殺女嬰和寡婦守貞的做法使情況變得更糟。這導致幾乎所有的婦女都在年輕時就結婚了。在歐洲，更多的男性和女性從未結婚，有些人成為修女或牧師，有些人只是保持單身。

當然，人們也可以指出其相似之處。在這兩個地方，家庭和婚姻制度都塑造了婦女的經驗，就像對男女之間的差異、他們適當的社會角色以及他們在家庭之外的機會的一般理解一樣。同時，家庭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決定了婦女的機會。當然，在這兩個地方，社會結構、經濟機會、知識和宗教觀念等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

南方周末：今年《內闈》的中文版再版了，《內闈》里提到，宋代婦女的處境出現了多樣的變化，既有更加保守的一面，比如她們開始被要求纏足、保持貞節，與此同時，婦女又獲得了比前代更受保護的財產權。怎么理解宋代女性處境好壞并存的狀態？

伊沛霞：我認為這說明的是，歷史的變化并不完全基于一個因素，比如經濟結構或經學教育。我傾向于將宋朝的思想史與當時的多國體制聯系起來。例如，我可以想象，如果宋朝沒有如此強大的北方鄰國，新儒家可能不會有這樣的發展。后來限制婦女財產權的問題也很復雜，可能要歸因于蒙古人的做法，而不僅僅是來自主流士大夫的想法。因此，我對宋代的這些矛盾并不感到驚訝，起作用的力量可能在不同的方向上推動歷史發展。

南方周末：正因為此，你認為宋代是中國女性命運的轉折點，在那個時代之后，好的一面沒有保持下去，壞的一面反而被繼承了。如果歷史可以重演的話，那個時代的人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假設他們確實有這個意愿），讓女性的命運在這個十字路口改變方向呢？

伊沛霞：會存在這樣一個能帶來巨大變化的人嗎？也許吧，如果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比如朱熹，如果他認為寡婦守貞是不可取的——因為它使男人更難找到妻子，那么也許寡婦守貞的理想就不會被如此贊美，那么抵制再婚的婦女就不會那么多。纏足則是另一回事。當時確實有不少人寫文章反對纏足，但這并沒有阻止這種做法的傳播，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士大夫們所促成的東西。

財產權則是由法律規定的，所以我們更容易想象一個強大的君主或宰相可以在法律方面促進婦女的繼承權，讓為女兒提供大量嫁妝的家庭相信，這是為了女兒的利益。但父權和父系原則在中國的制度中根深蒂固，所以這種情況并沒有發生。相反，女子的嫁妝漸漸被納入為丈夫的家庭財產，最后這被視為鞏固了他們的家庭。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多次引用理學家的材料，來論證當時對女性越來越嚴苛的規訓，你如何評價理學的發展對女性的影響？

伊沛霞：很難概括整個時期的情況。我所掌握的材料在不同時期很不均衡，所以我在書中并沒有特別指出南北宋理學對婦女影響的區別。一般來說，我擁有的南宋資料比北宋多。早在宋代之前，孝順和順從的家庭美德就已經確立，漢唐婦女也會覺得她們應該把家庭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如果是寡婦的守貞問題，我傾向于認為主要是明清時期文人的高度競爭性的生活導致了這一習俗的增加，在那個時期，寡婦守貞證明這個家庭是一個具有道德的家庭。曼素恩對此（Susan Mann）寫過文章，持同樣的觀點。

南方周末：我們了解宋代婦女生活的歷史之后，會對當下有什么啟示？

伊沛霞：我認為試圖了解過去的生活就像試圖了解其他國家的生活一樣：它讓你思考，人們生活的時間和地點不同，如此多不同的生活狀況，為何對當時當地的人們來說卻顯得如此正常？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我們認為不吸引人的制度的特點。對我來說，其中之一是，女性更受限制的社會，往往更加使她們處于相互競爭的狀態。這可以幫助分析我們自己的社會結構如何給予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多的機會。

我們還可以看到，人們通常可以找到改善自己處境的方法。雖然有很多事情是人們無法控制的，比如近親的早逝，但他們幾乎總是會有一些選擇，可以嘗試改善自己和他們最關心的人的生活。

南宋畫家陳清波創作的《瑤臺步月圖》描繪了中秋仕女拜月的情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視覺中國/圖）

“站起來為自己和他人做點什么”

南方周末：你認為婦女史研究是如何改變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的？對于普通大眾來說，閱讀婦女史最大的意義是什么？

伊沛霞：在完成《內闈》并開始編寫《劍橋插圖中國史》之后，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大量思考。研究婦女史的學者們致力于這樣一個想法：對婦女的更多了解將有助于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思考一般的歷史變化。對于時代更近的現代史來說，涵蓋更多關于婦女的內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在關于1900年至1949年期間的章節中，我增加了一個關于“解放婦女”的章節，而對于1949年之后的時期，我有一個關于丁玲的專題。但我也找到了將婦女帶入幾乎所有早期章節的方法，例如在第一章有一個關于商代婦好墓的專題，在漢代章節有一個關于班昭的專題。對于宋代，我有一節關于婦女的生活。我一直認為《紅樓夢》是關于精英階層婦女的豐富資料，所以在清代的章節中給了它一個專題。

我認為將婦女帶入歷史研究更多的是作為某種普遍轉向的一部分，即歷史研究不再認為統治者是歷史故事的中心。社會歷史學家希望把那些沒有制定政策的人的生活展現出來，包括婦女、兒童、農民、城市居民等等。考慮到現存的資料，比起普通農民，我們往往更了解精英家庭中的婦女，所以我們仍然需要努力擴大研究人群的范圍，使其成為過去生活故事的一部分。但把婦女帶進來肯定是有幫助的。

南方周末：你在中國婦女史研究著作中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是，女性是構造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能動主體，而不是“五四”話語中講的女性是千百年歷史的受害者，可以展開談談這個觀點嗎？你認為女性的能動性體現在哪里？如何在制度和觀念里，重構歷史中真正的女性生活圖景？

伊沛霞：西方婦女運動的部分內容是鼓勵婦女不要干坐著把自己當成受害者，而是要站起來為自己和他人做點什么。我不自覺地受到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我們應該把婦女看成是做事的人，而不僅僅是事情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人。她們的選擇可能比男人更有限，但男人也面臨著限制，而女人也不是完全沒有權力，特別是隨著她們年齡的增長。

宋代女性寫的東西存世量很少，我不得不依靠男性寫的關于他們身邊女性的文章，以了解她們可以做出的改變。誠然，這是“逆向閱讀”，試圖得出作者不會想到的推論。但這是社會史中的一種常見技巧。農民也沒有寫下他們的生活記錄，但歷史學家試圖利用土地契約等文件來重建他們生活的關鍵特征。男子為其母親、姐妹和妻子撰寫的墓志銘在這方面特別有用，因為他們想表明這些婦女是好人，所以可能會提到諸如安排孩子的婚姻、教子女讀書、丈夫上任時陪伴他們，或者相反，留在家里照顧公婆，等等。

我們可以把這一切看作是關于什么是美德的所有證據，但美德涉及選擇，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婦女能夠有所作為的證據，至少對她們周圍的人是這樣。她們能做的事情是有限制的，我盡量不隱藏這些限制。因此，這是一個選擇突出什么的問題：你要選擇突出她們能做什么，還是突出她們不能做什么。

南方周末：你會認同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在我們這個時代，女性面臨的困境當然和宋代不一樣，但在女性的能動性方面，是否有著可以相互啟發的經驗？

伊沛霞：我認為自己是一名女性主義者，但這也許這是我所經歷的時代的產物。我母親那一代人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基本上都待在家里，撫養幾個孩子。在20世紀50年代，大多數男人，無論他們的教育水平如何，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在沒有妻子的經濟貢獻的情況下養活一個家庭。

我這一代人，1960年代讀的高中和大學，認為我們母親的生活太有限了。即使我們自己也有孩子，但我們也想追求事業。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女性主義者，希望在家庭之外積極活動。在此后的幾十年里，工作環境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在我的大學工作生涯中，教員的性別構成發生了緩慢但穩定的變化。在東亞研究或歷史領域，我們已經從幾乎沒有女性擔任終身教職變成了接近一半。當然，仍有一些領域由男性主導，特別是在技術領域，但整體趨勢已經遠離了我母親那個時代的情況。看到你的問題的第二部分，我懷疑是否有很多人從宋代尋找榜樣——不過在這方面，更晚近的歷史也許更加有用。但是對過去的女性的思考，拓寬了我們對性別議題在社會中的普遍影響的理解。

在中國大陸尚未打開大門的時候，伊沛霞在臺北為自己的研究尋找材料。 （受訪者供圖/圖）

南方周末：比起二十年前，近年來的婦女史研究有哪些進展？今天研究婦女史，有哪些值得我們重新審視的史料，以及處理史料的新視角與方法？

伊沛霞：多年來，我一直在教授家庭和婦女歷史的課程，有時是中國和日本，有時只是中國。這使我不僅閱讀歷史學家的作品，而且還閱讀文學學者和社會學家的作品。研究明清時期的學者們在解讀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聲音、關于女性身體的醫學觀念、女性在法律案件中的表現、女性生活的物質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出色的、鼓舞人心的工作。明清婦女史的深入研究對前代婦女史有著不小的啟發，熟悉他們的工作意味著我以不同的方式閱讀宋代資料，有時會被差異所震驚，有時會看到連續性的跡象。

就唐宋而言，我想提到的一個進步是更多墓志銘得到了出版。我從這些傳記中抽選出主要來自作者文集的一小部分，重點注意那些同時擁有丈夫和妻子傳記的案例，這使我能夠提出一些問題，比如他們結婚時的年齡，他們有多少幸存的孩子，哪個配偶先死，之后發生了什么，是否還有妻妾等等。我的數據庫太小了，無法系統地分析區域或時間上的差異。隨著更多資料的出現，更精細的研究現在已經成為可能。當然，現在有更多的資料可以在網上搜索，還有像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CBDB）這樣的數字資源，使各種方式的分類更加方便。所以我看到現在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我試圖把他作為一個人來表現”

南方周末：你一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在為英語讀者寫作，但是你的很多作品也獲得了漢語學術界的關注，對于這些為英語讀者而寫的作品在漢語世界中所獲得的評價，你自己怎么看待？

伊沛霞：普通讀者翻閱我的書，大概是想看看一個美國人如何對待中國歷史這樣的主題。學術界的歷史學家會以不同的方式閱讀這些書。近年來（疫情之前），我在中國參加了不少會議，因此見到了許多中國的宋史學家。他們有時同意我的論點，有時不同意。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對于幾乎沒有人提出異議的事實層面的東西，我不希望離得太近。

我不太記得《內闈》的中文評論了。英文原版書的評論相當積極，該書還獲得了一個獎項。我看到有幾篇關于《宋徽宗》的中文評論不太正面，作者認為我對徽宗過于寬容了。我想這并不讓我困擾，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跡象，表明對徽宗的傳統看法仍然占主導地位。

南方周末：比如像中國史學家一般批評徽宗奢侈，你卻認為橫向比較的話，徽宗的奢侈程度放在歐洲好像并不突出，這樣的比較是不是帶有過多你的個人感情？這是不是有為宋徽宗開脫罪責的嫌疑？

伊沛霞：我認為，如果作者試圖以主人公的眼光看待世界，想象他或她的處境，那么寫傳記和讀傳記都會更有趣。我感興趣的是徽宗作為一個被藝術吸引的人，而不僅僅是一個最終承擔巨大政治責任的人。試圖了解他是如何駕馭自己的多種角色的，這使工作更加有趣和具有挑戰性。我認為我的目標是理解他，看看他所面對的是什么，以及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行為。我試圖把他作為一個人來表現。他的一些決定有不好的后果，但很少有人總是作出最好的決定。

為宋徽宗作傳時，伊沛霞試圖把他還原成一個人，透過徽宗的眼睛觀察他的統治。這項研究同時招致了部分爭議，批評者認為她對宋徽宗過于寬容。 （視覺中國/圖）

南方周末：還有一點也讓我印象深刻，你評論了中西帝王日常移動的地理范圍的不同，宋代士大夫規勸甚至阻止帝王經常狩獵、巡游，與此相對，西方的帝王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似乎沒有什么道德負擔。在地理移動上，擁有內亞傳統的唐代王室也比宋代王室更加積極。

伊沛霞：我同意你提出的這個看法。試圖盡可能地把皇帝留在宮中，這里面有一些相當人為的、不自然的東西。我認為這是儒家士大夫們遏制和操控皇帝的努力的一部分。宋朝高官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皇帝居于頂層的政府，但他們也不希望皇帝能夠為所欲為。他們努力限制他的行動范圍。

南方周末：在研究中古貴族家庭的時候，你觀察到了中國家庭的各個兒子均分財產的繼承制度和歐洲貴族的長子繼承制有著很大區別。有學者認為這樣的區別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即長子繼承制保障了資本的集中，更加有利于投資與冒險。你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家庭繼承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伊沛霞：歐洲的做法并非處處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歐洲的相當一部分地區，一個兒子，通常是長子，既能繼承貴族頭銜，又能繼承大部分財產。而在中國，除了皇室宗族之外沒有世襲的頭銜，所有的兒子都有財產份額，但在政府中擔任職務的人具有最高的聲望。特別是自宋代起，隨著科舉考試的日益重要，兒子之間平均分配財產的做法并不利于家庭在長時間內保持其顯赫地位。然而，就工業化所需的財富而言，我懷疑商人的財富在歐洲和中國都更為重要。可以說，歐洲的商人無法輕易成為貴族，這使他們更傾向于投資工業企業，而中國富商可能更有可能投資于土地，并努力把他們的兒子培養成可以通過科舉考試的官員。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 南方周末實習生 張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