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燕芳安慰悲痛的家屬。本文圖片 受訪者供圖

2022年12月9日，《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報告（2021）》正式發布。報告顯示，去年中國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達到5272例。

而在12年前的2010年，全國器官捐獻者僅為34人，捐獻器官數88個。

這一變化背后，離不開全國2200余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默默付出。

2010年3月，原衛生部正式委托中國紅十字會，在10個省市啟動了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中國的器官捐獻工作正式展開。

那年，曹燕芳從重癥監護室護士崗位，轉崗成為浙江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如今，她從事協調員工作已經12年了，一路見證了國內器官捐獻事業的發展。

1%，是曹燕芳當初給自己定的目標，她希望在動員的100個腦死亡患者家庭中能有1個家庭同意捐獻。但當時，絕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器官捐獻，更何況要突破傳統觀念束縛。被拒絕，是協調員工作的常態。

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曹燕芳表示，她曾一次次面對拒絕、不信任、不理解，甚至是語言上的威脅，她發現最難的不是身體的疲勞，而是心理上如何在一次次被拒絕后鼓起勇氣堅定前行。作為一名協調員，需要面對的是家屬失去親人后的痛苦和絕望，以及他們在選擇器官捐獻時內心的掙扎。

曹艷芳說，12年來，在浙江，從一開始的“談捐色變”，到現在形成了崇尚捐獻、禮贊捐獻的社會新風尚，無聲地詮釋著一種新型的生命文化觀。12年里，浙江每年的捐獻志愿登記人數從200余人增加到近8萬人，年捐獻從2例增長到超過300例。

曹燕芳陪同捐獻者家屬。

被拒絕，曾經是工作的常態

12年前，作為一名重癥監護室的護士，曹燕芳所接觸到的病人大都在生死邊緣徘徊，其中既有適合捐獻的患者，也有等待移植的患者。

她曾在移植病房工作,在她的印象中，病房里的氣壓總是低沉沉的。只有當有器官來源的消息傳來時，沉悶的病房才會一下子沸騰起來。

2010年初，曹燕芳聽到國家要開展人體器官捐獻工作，有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崗位這個消息，她第一反應就是，“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挑戰。”于是，她就報名從事這份工作。“當時，我對協調員工作的概念僅僅停留在動員潛在捐獻者家屬同意在親人過世后捐獻器官。”曹燕芳說。但是，潛在捐獻者的信息從哪里獲得，該怎么跟患者家屬開討論捐獻，一切都沒有經驗可以借鑒。

曹燕芳所協調的第一位潛在捐獻者是金華浦江縣一名40多歲的高處墜落導致的腦死亡患者。聽聞家屬曾問過醫生有關角膜捐獻的事后，曹燕芳連夜趕到醫院，想著家屬能考慮角膜捐獻，是否也能考慮其他器官捐獻。

從杭州到浦江2個多小時的路上，她一直在想著該怎么向患者家屬開口。她回憶道：“從病房通往家屬休息室的那條走廊很長很長，我很忐忑地推開了那扇門。”

那間休息室里坐了許多患者家屬。曹燕芳走進休息室，來到患者妻子身旁，說自己是紅十字會的志愿者，想跟她談談。但還沒等她說清來意，患者的妻子就開口拒絕了她：“不用了，我知道你想說什么，我們不會同意的。我們把他的角膜捐獻了，他就看不到回家的路了。”

曹燕芳說，這樣的情況在器官捐獻工作的早期，比比皆是，有的家屬會直接就說“不考慮”，有的家屬礙于她是所在科室的護士，采取委婉的方式，比如，“再考慮一下”，但往往都是沒有下文的。也有同事遇到情緒激烈些的家屬，會被罵出來。

屢屢挫敗讓曹燕芳有些心灰意冷。當時的重癥監護室主任鼓勵她說：“沒事，現在一切都才剛剛起步。如果動員的100個家庭里，有1個家庭同意就可以了！”

曹燕芳和協調員俞歡登上《中國夢想秀》的舞臺，為捐獻者家庭圓夢。

死亡的悲傷和生的希望

協調員的工作，更多的是心與心的交流。他們面對的始終是失去親人的家屬，除了動員潛在捐獻者家屬同意捐獻、見證捐獻，更多的是給予悲痛中的家屬安慰和陪伴，他們經常陪同家屬辦理捐獻者后事——和家屬一起進太平間、到殯儀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所以悲傷的負面情緒也常壓得曹燕芳喘不上氣。

“看著家屬傷心，自己眼淚也會止不住地往下流。”曹燕芳說，“心里十分沉重。”長期沉溺在悲傷中，她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適合這份工作？

但是，隨后捐獻帶給患者的一次次生的希望，讓曹燕芳堅持了下去，讓她體會到了這份工作的意義。

協調員的工作，要避免利益沖突，所以器官捐獻協調員一般只和捐獻者家屬進行溝通，很少會接觸到恢復健康的接受者。第一次讓曹燕芳深刻感受到捐獻和移植的意義是2014年底。那次捐獻，當醫生還在為捐獻者縫合傷口的時候，另一間手術室傳來了捐獻移植后的心臟重新跳動的消息。

捐獻者的女兒得到這個消息，眼眶一下子紅了，回過頭就對她的弟弟說：“爸爸還活著！爸爸還活著！”

如果沒有這次捐獻，捐獻者和移植受者都將離開人世。那張心臟重新跳動的監護儀圖片讓曹燕芳第一次真切而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頑強。

就這樣，曹燕芳長期積壓的負面情緒又慢慢被一次次的生命接力給治愈了。

同時，捐獻者親屬的艱難抉擇和無私大愛，也讓她深受感動和感概萬千。

2014年，浙江省第200例器官捐獻者是一個18歲的男孩，名叫毛杭，因為交通事故腦死亡。他的父母對于器官捐獻考慮了很久，咨詢了很多人，毛杭的父親說，“如果今天是我的兒子需要移植，我也希望得到別人的幫助”。但同村人對器官捐獻的不理解給了他們的很大壓力。

第二天，曹燕芳和同事再次到醫院的路上，接到了毛杭的父母決定放棄捐獻的消息。但是沒過多久，毛杭父母再次打了電話過來：“我們夫妻還是更愿意遵從自己的心意。”于是，毛杭捐獻出肝臟和兩個腎臟，挽救了三位患者的生命。

當地村莊流言四起。毛杭媽媽因為兒子的過世加上流言蜚語，心情抑郁，甚至去了醫院。

毛杭的姑父給紅十字會打電話求助，說村民稱他們賣了很多錢。浙江省紅十字會聯動江西省紅十字會，會同央視、浙江省、江西省多家媒體去到村里，為毛杭一家人澄清他們是無償捐獻后，流言才漸漸平息。

事后，曹燕芳問家屬：“你們后悔嗎？”

家屬說：“不后悔。我相信好人有好報，兒子出殯的那天天氣很好的，刻墓碑的人很幫忙。”

就這樣，在一次次協調工作中，曹燕芳被捐獻者家庭的大愛情懷深深感動了。這個過程中，有悲、有喜、有感動、有辛酸。更多的時候，她看到了人性，看到了溫暖的可貴。

“我們還能為他們做些什么？”

大多數的捐獻者都是家庭的頂梁柱，當捐獻者離世，留下家中的老人和孩子，他們的家庭陷入困境。浙江省的第3例捐獻者離世后，家中留下了3個未成年的孩子；2013年，臺州有一位名叫石遠志的捐獻者，是一個剛大學畢業不久的男孩。在送手術室之前，他的父親并沒有到床邊和兒子告別，他和曹燕芳說：“器官捐獻，于你們是一件好事，但對我來說永遠是一件痛苦的事。”

在一次次捐獻中，讓曹燕芳更深入地走入了這些大愛的家庭，也讓她對捐獻者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器官捐獻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她想：“我們能為捐獻者家庭多做些什么？如何讓捐獻者家屬得到更多的溫暖和力量？”

2015年起，浙江省紅十字會設立了“小桔燈”人體器官捐獻者困難家庭孩子助學項目，聯動全省各級紅十字會，號召社會愛心人士資助捐獻者的孩子就學，覆蓋了近480個家庭的640余個孩子。項目實施以來，省本級已累計助學1167人次，累計發放助學款300.9萬元。

同時，各級紅十字會還結合自己的實際，發動志愿者開展成長陪伴志愿服務，比如湖州市的“讓失親者不失親”、紹興市的“陽光彩虹行動”、金華市的“向陽花開”等項目，通過結對愛心爸爸媽媽、每年滿足每個孩子一個微心愿、一人一項體育技能、生日祝福、夏令營等活動，全方位關愛孩子。

其中，一些受到幫助的孩子在清明節的時候，寫下了一封封永遠無法寄出的信。一位孩子給在天堂的爸爸寫信，“一開始，我覺得是你拋棄了我和媽媽還有弟弟。但是紅十字會叔叔阿姨來了，她們說爸爸捐獻器官救助了3個人，我們為你感到自豪和驕傲。”另一個孩子在信中寫道，“這個世界很溫暖。”

2018年，浙江省紅十字會又啟動“你留下愛，我幫你行孝”器官捐獻者困難家庭老人關愛項目，關愛捐獻者家庭中的失獨或失養老人。

這些“用心”“用情”的陪伴，捐獻者家屬們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有同事曾接到捐獻者父母的電話，請協調員給自己新生的孩子起個名字。也有捐獻者父母要進行遺體捐獻登記，要求讓協調員一起到現場見證，他們覺得，“我們是家屬和他們已逝親人之間的紐帶。”

除此之外，還經常有捐獻者家屬幫助動員和宣傳器官捐獻。曹燕芳覺得，“那是因為捐獻者的家屬真切地感受到器官捐獻的意義，以及他們在捐獻過程中收到的溫暖和來自社會的敬意。”

2020年12月，緬懷和褒揚器官（遺體、組織）捐獻者無私奉獻大愛精神的浙江省紅十字“生命禮敬園”和紅十字“生命禮贊”文化主題公園先后開園，“生命禮敬園”的紀念碑上鐫刻著每一位捐獻者的名字。

浙江省紅十字會還組織捐獻者骨灰集體生態安葬儀式，一位捐獻者的兒子說：“沒有想到，紀念園這么溫馨，儀式這么隆重”。那一刻，他更堅定相信父親志愿捐獻的決定是正確的。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經建成“生命禮贊”場所26處，其中9處有捐獻者生態安葬。

“協調員是器官捐獻的形象大使”

為了一個器官捐獻者家庭，曹燕芳曾走上舞臺。

2013年8月11日凌晨，19歲女孩張文倩在回家途中被一醉酒駕駛的司機撞成重傷。在她生命無法挽留之際，哥哥張文龍主動提出，希望捐獻出妹妹的有用器官，在幫助他人的同時，讓妹妹的生命得以延續。文倩最終捐獻出一肝、兩腎，挽救了三個人，相當于拯救了三個家庭。

2014年3月，不幸再一次降臨這個家庭，張文倩的父親被查出患有尿毒癥，需要做腎移植手術才能痊愈，他們正在焦急等待腎移植。

為了幫助這個不幸的家庭，曹燕芳跟協調員俞歡一起登上浙江衛視《中國夢想秀》的舞臺，為這個家庭圓夢。

在舞臺上，一位腎移植專家分享了這樣一組數據，浙江省平均每年有3000人正等待腎臟移植，而最終能夠成功進行移植的卻只有不到200人。等待腎臟移植通常需要3-5年，有的人甚至需要等待10年，也有的人在等待的過程中就去世了。

節目播出之后，欄目組收到了來自社會各界100多個關切的電話，他們都表示愿意獻出一份力來幫助文龍父親。

器官捐獻上電視綜藝，這是全國第一次。器官來源短缺的現實，讓更多人走上了宣傳呼吁的道路。

曾經有多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在媒體上發出過呼吁。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在2021年全國兩會時表示，目前器官的捐獻遠遠達不到病人的需求，“很多時候我們基本上都是三十個病人在等一個器官，所以在這個角度上來講，我們要大力推動我國的愛心器官捐獻。”

曹燕芳感受到，2017年之后，每年登記人數的增長是非常快的。“一方面是網絡登記的推廣，另一方面是捐獻者家庭以及志愿登記者榜樣的力量。器官捐獻讓更多的人對于生命和死亡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曹燕芳說，“到現在，器官捐獻理念已經漸漸被大家所接納，以前希望動員100個家庭中有1個愿意器官捐獻，現在可能達到20個左右了。”

現在，曹燕芳的工作不僅是見證捐獻，還包括培訓新的協調員，統一協調員的工作理念，推廣器官捐獻。

在她看來，協調員所做的工作遠遠不止協調和見證。他們更多的是橋梁、紐帶，是信息的傳遞者，是“形象大使”。曹燕芳說：“通過協調員，捐獻者家庭更真實、深入地了解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身上，也承載著捐獻者家庭對器官捐獻所有的美好期待。”

2014年，浙江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群體榮登由浙江省委宣傳部、省文明辦和《浙江日報》聯合開展的“發現最美浙江人——浙江好人榜”。

現在，浙江省協調員團隊已經由原來的幾個人，成長到了99人。截至目前，他們已經見證2100余例器官捐獻，共幫助6000余名危重癥患者重獲新生，4000余名失明患者重見光明。

值得欣喜的是，全國各地越來越多人和曹燕芳一樣加入到協調員的隊伍當中。目前全國有27個省份成立了人體器官捐獻工作機構，已有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隊伍2200余人，志愿服務隊伍400多支5000余人。

“我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生命接力的事業中來。”曹燕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