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視覺中國
“你們有遇到過這種事嗎？性騷擾。”
在看到“著名編劇史航被指控性騷擾”之后，哆哆猶豫了很久，把這個問題連同新聞鏈接一起拋進了微信群里。
剛剛還聊得熱火朝天的群，突然沉默了。
“遇到過啊，就在我剛離職的那家公司。”半小時后，第一個人回應了哆哆的問題。
“我好像也有過，但不知道算不算性騷擾。”
……
哆哆發現，群里10位30歲以下的年輕人，4男6女，有7個人都曾在不同時期遭遇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發生概率之高，令她感到意外。
小群體間的感知并非特例。早在十幾年前，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數據就證實了性騷擾的“高發”。
2000年、2006年、2010年，該研究所曾三次在全國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性騷擾概況，結果顯示：每次調查的過去一年內，都有三成左右的男性、女性受訪者認為自己“可能被性騷擾”。
距史航事件當事人小默再次公開發聲已過去6天，此前據媒體報道，通過各種途徑“控訴”史航的疑似受害者已增至26人，以往與史航合作的平臺也紛紛與他“割席”。這位靠“有才華”的正面形象吸金的文化人，恐怕飯碗要被砸掉了。
據了解，史航曾于2日再次回應有關“指控”，稱“不存在性騷擾”，并稱自己從未違背女性意愿亦從未利用過所謂的強權地位侵犯任何人。
“史航是公眾人物，曝光能讓他付出代價，我們普通人又該怎么辦呢？”哆哆說，她也曾遇到過類似的性騷擾事件，那些隱匿在公眾視野之外的“史航們”，更加有恃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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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性騷擾了嗎？
哆哆的朋友小阮，就是那個在群里回復：“我好像也有過”的女孩。
小阮今年26歲，個子挺高，留著利落的短發，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只穿男裝，是個“假小子”。按她的話來說，“上公共廁所經常會被阿姨們轟出來。”
和看起來比較柔弱的女孩子相比，小阮覺得自己有一副“不會被欺負”的外表，“男的不會對我有任何非分之想。”
那件事發生在2020年。小阮剛到上海一家公司工作，性格開朗的她很快和同事們熟絡起來，一起吃飯，一起買咖啡，有時還會和男同事一起去天臺上抽煙。
有天，小阮加班到晚上十點多，辦公室只剩她和另外一位男同事。工作到收尾階段，這位平時和她關系還不錯的男同事問：“好悶，要不要出去吃夜宵？我請你。”
小阮說：“不了，我最近健身。”
男同事笑了笑，緊跟著說了一個黃色笑話，帶器官的那種。
小阮愣了一下，隨后表情非常嚴肅地說：“你要死是吧？”
這樣“沒好臉”的回應，只換來了對方的一聲傻笑。之后，黃色笑話還是存在，有時出現在兩人的微信聊天當中，有時出現在其他同事面前，甚至出現在全部門一起開會的時候。
后來，小阮試著開玩笑般地和其他同事聊起這件事，他們說：“他是把你當兄弟吧？”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畢竟我太不像女的了。”小阮交叉的雙手開始用力，指關節咔咔作響。
小阮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被性騷擾，但每當看到網絡上類似的話題，她總會想起那個人。
他覺得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哆哆的另外一個朋友，晶晶，她說起自己的遭遇時，加上了一排“嘔吐”的emoji。
2016年，在北京擁擠的公交車上，晶晶好不容易搶到了一個座位，坐在了一位中年男子旁邊。
“我一直在玩手機，沒注意旁邊這個人。”晶晶說，過了一會兒，她感覺旁邊這人動作好像有點怪怪的。
晶晶用余光瞟了一眼，那個男人正在擺弄自己的私密處，“他很謹慎，用自己的背包擋著，但我能確定他就是在那個。”
晶晶懵了，腦袋一片空白，甚至開始耳鳴。片刻，她馬上站起身，擠到了公交車前面，離那個男人遠遠的，“我也不知道是我坐下前他就開始了，還是我來了之后他才開始的，反正我覺得車上人那么多，看到的肯定不止我一個人，但沒人阻止他。”
這件事對她造成的影響，遠不止當下那一刻的“惡心”。
三年后，晶晶在公交車上又遇到了一個情況：空曠的車上，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不一會兒，上來一個男人，那么多空座位，他偏偏在晶晶身邊坐下了。
“我背后一陣冷汗，就怕他會對我做什么。下一站到了我就提前下車了，是真的害怕，都有心里陰影了。”晶晶說，三年前那個男人并沒有針對她做什么，三年后這個男人也沒對她做什么，但后勁就是這么大。
當天，晶晶和自己男朋友說了這件事。“他覺得好像不是什么大事，還覺得我反應過激了。”晶晶說，男朋友或許是為了緩解自己害怕的情緒，但她還是有些失望：“他沒有過那樣的處境，當然不會明白為什么我像一只驚弓之鳥。”
此后，晶晶再也沒和身邊人提起過這些事，直到今天。
是不是我的問題？
在發出那個鏈接之前，哆哆之所以猶豫了很久，是因為她害怕給朋友們留下不好的印象，也害怕會多生事端。
哆哆已婚，外型時尚美麗，是一名網絡主播，她就職于北方某省會城市一家規模不大的MCN公司，每天的工作就是要直播帶貨或者開會選品。
她入職之后不久，就發現公司老板對她“照顧有加”。
老板比她大幾歲，每天只要哆哆來公司上班，老板都會招呼她坐在他旁邊，和哆哆聊天。聊天內容從來都不是工作，而是一些很奇怪的話，諸如：“你直播的時候聲音真好聽”“裙子真好看，顯你身材”“你皮膚好白啊”……
一開始，哆哆不敢說什么，只能尷尬地笑一笑，或者轉移話題。
“他怎么不開別人的玩笑，單開我的？是不是我的原因讓他盯了有縫的蛋？”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幾次后，哆哆開始自我懷疑，從那以后，除非有直播任務，她上班都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和同事多聊天，她寧愿被扣錢也要故意遲到，因為打卡機在老板辦公室。
在情人節、520這樣的日子，哆哆還會收到老板發來的紅包、轉賬，金額不小，她從來沒收過，也不做回復。
可是，那些奇怪的話并沒有停止，甚至進一步升級。
直到有一天，老板當著同事們的面說：“你別要你老公了，來跟我過吧。”
哆哆實在受不了了，懟了回去：“少說這種話，我結婚了，咱倆只是工作關系。”
“我開玩笑的呀。”
“別開了，這不好笑。”
哆哆說，她只能忍著，因為她所在的城市這樣的公司并不多，做其他的工作又要從頭開始，辭職的成本太高。
“他不尊重我，可能在他的認知里，主播就應該開的起玩笑，憑什么呢！我只是來上班的！”哆哆語速急起來，漲紅了臉。
報警？好像他也沒做什么。向同事求助？同事們都能看出來，但從沒有一個人為她說話。上法庭告他？那還不如辭職。面對這種沒有盡頭的騷擾，難道只能委屈自己嗎？
圖源：視覺中國
無論是史航事件，還是“哆哆和她朋友們”的遭遇中，有三個問題需要我們審慎思考和討論：
到底什么才是性騷擾？被性騷擾該怎么辦？如何面對性騷擾當事人？
在大眾看來，“咸豬手”是性騷擾，這一點往往可以達成共識，但對于另外一些情況，諸如講黃色笑話等是否屬于性騷擾，看法卻不盡相同。
那么問題就在于，以誰的感受來界定呢？
北京大成（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楠告訴潮新聞，2021年1月1號開始實施的《民法典》已經明確指出“違背他人意愿”這一關鍵元素，也就是說，性騷擾，要以受害人感受來界定。“在法律層面，性騷擾的界定主要看當事人自己是否能接受，以及是否明確表達過拒絕。”王楠說，這是界定“違背他人意愿”的兩個重要衡量標準，“當然，沉默與不配合，也是一種拒絕。”
至于“言語調情”算不算性騷擾，《民法典》也做出了規定：“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都在性騷擾的范圍當中。
“在實際維權過程中，只有極少數人會采取訴訟的方式，通常向用人單位舉報或者調解的方式比較多。”王楠律師說，這其中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在民事訴訟過程中，誰主張誰舉證。因為性騷擾事件的隱蔽性，當事人很難獲取確鑿的證據。其次，是當事人對“污名化”的擔憂，使得他們通常會選擇忍氣吞聲。
王楠強調，《民法典》特別點出“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在性騷擾事件中應負的責任，因此在遇到職場性騷擾時，一定要保留證據，勇敢地向相關單位或機構舉報求助。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它能對責任進行規定，卻無法約束社會觀念帶給當事人的“二次暴力”。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潘綏銘曾在署名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們反對性騷擾，不僅僅是“反對惡”，同時也必須是“建設善”。大家也應該討論清楚：“不性騷擾”的理想境界究竟是什么樣的？是親如家人，還是陌如路人，還是看人下菜碟？只有搞清楚這個之后，才能談得到支持或者反對。
（文中哆哆和她的朋友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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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