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印度特約記者 丁卓 環球時報記者 苑基榮】印度東北部曼尼普爾邦多地5月初爆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竟然與這個人口眾多、政治生態復雜、宗教種姓紛雜的國家獨立以來推出的福利救濟制度有直接的關系。觸發騷亂的導火索是該邦主體民族梅泰族多次向政府要求“表列部落”地位未果。近些年來，不僅是印度中央政府，許多邦一級的地方執政黨也實行更優厚的福利政策和直接補貼。客觀說，這些福利救濟政策和帶有經濟平民主義性質的幫扶措施既是印度決策者基于國情的選擇，也是政黨政治的需要。但這樣的做法，不僅增加了財政支出，還導致了持續不斷的族群沖突和社會矛盾。
從為了公平到“新的不公平”
1947年印度獨立后，在“賤民”出身的民權領袖安貝德卡爾的不懈努力和抗爭下，印度政府開始對“賤民”和邊遠部落實行“預留政策”，即在政府、國企、高校為相對弱勢族群預留一定名額。因這些族群在憲法中附表列名，因而被稱為“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
在印度高校，《環球時報》記者確實遇到過不少因預留政策而改變自身命運的來自“弱勢階層”的大學生。某種程度上，這為促進印度的社會公平和均衡發展起到積極作用。舉例來說，長期以來，印度醫學界基本被高種姓壟斷，因此，多招錄落后地區低種姓學生有利于醫療資源的平衡和公平，受到低種姓和中下層民眾的支持。但記得10多年前，也有高種姓印度人向記者抱怨說，按照規定，印度理工學院、印度管理學院等高校低種姓學生入學的預留名額要從原來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大學提高到27%，而這樣的政策擠占了他們的名額，更重要的是造成社會上新的不公平。記者近日在印度媒體報道中看到一篇報道說，一個報考古吉拉特邦政府職位的女孩分數很高，但因預留制度落選，比她成績差很多的低種姓都被錄取，這讓她非常傷心。相關分析說，圍繞類似的福利救濟制度，印度社會各階層論戰和斗爭已持續數十年，不僅引發各種沖突，造成社會的分化和撕裂，還耗費了大量的公共資源。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所長胡仕勝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的社會結構分層并非沿著收入層級來劃分，而是具有種姓、族群、宗教教派等多個劃分標準。印度政府針對特定人群提供的一些優惠待遇，如對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階層”以及“經濟落后群體”提供預留制。據介紹，印度平民主義經濟發展主要有兩個階段：上世紀90年代之前，印度政府大力扶持小生產者經濟業態（家庭工業、村辦工業和小工業），間接補貼為主，以許可證制度為最主要工具，體現為生產預留制（2015年全面消除）；1991年以來，印度政府不斷強化福利制度和特別預留制，以直接金錢、就業和機會補貼為主，主要體現為機會預留制。
印度原定每10年舉行一次人口普查，2021年因新冠疫情等原因推遲。2011年印度人口統計數據顯示，表列種姓人口當時約為2億人（1951年為5100萬，占14.4%），占總人口的16.6%；表列部落人口則集中在一些地處偏遠或經濟落后的部落，2011年時有1.043億，占總人口的8.6%（1951年統計時有1900 萬，占人口的5.3%）。兩者相加，占當時印度總人口的25.2%。其他落后階層人口更多。印度最高法院1992年曾設定了50%的最高限，即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階層的特留比例不能超過整體的50%。為迎合選民，在邦一級，有些地方試圖突破這一比例，但最高法院守住了50%的比例。
1989年4月，拉吉夫·甘地宣布推出賈瓦哈拉爾就業計劃，該計劃由中央負責80%的用以解決小農就業問題的經費，各邦負擔20%。為確保預算，印度財政部還曾建議向高收入人群征收額外稅收，以扶助貧苦群眾，擴大農村地區的就業機會。該計劃的設想是，讓一個有著三四千人的大村落，每個家庭至少有一個成員能在附近工廠每年工作50天到100天，并且還要將30%新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預留給婦女。但在實際執行中，有大量資金流入承包人或中間人手中，還有缺少專業技術人員和培訓等問題，農村貧困人口的就業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因為賈瓦哈拉爾就業計劃是大選年提出的，因此，一些印度媒體猜測不排除中央執政黨有拉窮人選票的動機。
“平民福祉”背后是票選政治
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拉奧政府為平息一些高種姓人群內心的不滿，曾提出增加10%的預留名額給高種姓中的貧困人群的構想，結果在許多地方引發種姓沖突和騷亂。此外，一些邦為壯大自己的群眾基礎，還開始擴大預留比例。此舉也引來一片“預留比例過高會扼殺競爭力，使民主制度喪失活力”的指責聲。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高種姓群體認為扶助非弱勢群體福利政策是“反向歧視政策”，經常舉行全國性罷工、罷課、罷市，甚至有過激者以自焚抗議。2015年8月，印度總理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發生大騷亂，有50萬人參與的上街示威升級為“打砸搶燒”，并造成至少10人死亡。事件的起因是該邦人口眾多、相對富裕并壟斷寶石和石化等行業的帕特爾人不滿政府過于偏袒和照顧低種姓階層和窮人，要求將他們也列入“其他落后階層”。因古吉拉特邦的預留名額比例已達到印度最高法院規定的50%上限，因此，一些對就業和教育現狀不滿的帕特爾人就在邦政府拒絕他們的要求后上街抗議。莫迪一面下令古吉拉特邦實行宵禁、派軍隊維持秩序，一面呼吁民眾“保持冷靜”，力爭通過協商解決問題，因為“騷亂和暴力對誰都沒有好處”。
2018年9月，印度北方邦的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準備招生時不給予低種姓學生預留配額，也引來巨大的爭議。支持這種傾斜政策的人認為，預留制可以幫助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更好融入社會，但反對者強調“這樣做有失公平”。
這些事件表明，預留制度等福利救濟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帶來的社會矛盾，也體現出種姓、教派、族群、黨派、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如各種協會、工會、農會等）、大財團以及境外勢力等都在侵蝕印度的國家自主性。當利益集團固化時，印度的國家利益就“難被有效代表”。
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在謀求自身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也維持了社會最大范圍的穩定。在胡仕勝看來，“印度式共同富裕”就是一種低收入水平下的政府對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以工代賑的帶薪就業、回歸小生產者經濟等），以確保政黨政治穩定以及社會穩定。經濟平民主義政策一頭是經濟上通過福利補貼政策解決社會中下階層和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生產問題，如化肥、電力、灌溉補貼這樣的基本生產問題；另一頭是政治上為精英“賄選”提供法理性支撐，滿足精英們的政治追求，從而導致“以眼前政治上的理性”替代或犧牲“長遠經濟上的理性”。一系列福利救濟政策表面上看是為了“平民福祉”，但造成印度特有的票選政治下的競爭性平民主義。
透過印度的平民主義經濟，可以關注印度式現代化發展中還存在哪些問題。對人口規模龐大的印度而言，如果缺乏有效就業甚至缺乏就業，適宜勞動人口就必然會要求享受政府更多的福利政策、總想著吃政府救濟。政府在無力提供有效且充分的就業機會的情況下，也只有通過政策照顧與福利補貼來維持適宜勞動人口的最基本生存和生產條件，繼而導致產業現代化所需的資本積累遭遇窘境。
胡仕勝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長此以往的話，首先將加重部分民眾的社會福利依賴癥，當感覺遭遇不公待遇時，在票選政治的催化下就很容易變成政黨斗爭的話題，甚至演化為街頭政治。特別是在選舉季，和平的街頭政治一旦遇阻，就會迅速演變成暴力的街頭政治，這也是曼尼普爾邦近日出現大規模騷亂的根本原因。其次是加重印度政府財政負擔，擠占政府生產性投入，特別是政府對交通設施、基礎教育、醫療衛生、職業培訓等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有效提供。如果缺乏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以及支撐制造業發展的軟硬基礎設施的根本改善，人口資源再豐富，也難以成就盤活“人口紅利”。
“印度的鎮痛軟膏”和“早產的福利主義”
2014年為了大選，印度人民黨承諾對“農業增長、農民收入和農村發展給予最高優先”，并承諾執政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為60歲以上小農、邊緣農工提供醫療和農業保險，為農業生產提供最新技術和高產種子等。然而，有些舉措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2018年，莫迪政府宣布推出“國家醫療健康保障計劃”，每年為1億貧困家庭支付重大疾病醫療保險費用。但該計劃也被印度反對黨說成是“選舉噱頭”，因預算少等原因實際效果會很有限。
一些國際輿論還將印度經濟平民主義與民粹主義掛鉤。日本《日經亞洲評論》近日刊文稱，莫迪為贏得2024年大選，可能會在確保財政審慎與吸引選民之間“走鋼絲”。但也有分析認為，莫迪政府沒有必要過度討好公眾。印度評級與研究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辛哈說，“只有當在政治上處于弱勢地位時，才會動用那些贏得選民支持的工具”。
2021年12月，印度班加羅爾基督大學學者賽斯拉曼博士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客網站撰文說，在印度，盡管民粹主義口號和（經濟平民主義）政策可能有助于政黨贏得選舉，但這顯然不會提高弱勢群體的地位。他認為，政府會承諾維護多數人的利益，但到頭來往往還是與資助政黨的公司、機構合作，犧牲了選舉他們上臺的普通民眾的利益。
談到印度農村脫貧效果不佳，有分析認為首要癥結在于政府“輸血多于造血”，相關救濟性脫貧措施只是輔助的補救措施，副作用大。《環球時報》記者在哈里亞納邦、中央邦等農村采訪時注意到，按照政府政策，農民每年購買種子、化肥等政府會給予15%-20%折扣，算作農業補貼。每戶每月交納少量電費，但用電量不限。還有很多邦，農業用電用水全部免費。但印度電力設施建設落后，每當遇到停電時，一些村落還要用柴油發電。
4月28日，美國布朗大學高級學者蘇布拉曼尼安與咨詢行業高管費爾曼在捷克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刊發了一篇題為《印度的福利“鎮痛軟膏”》的文章。他們認為，過去3年，印度通脹率一直保持在6%左右，這些數字通常會引發政治領導人的焦慮——食品價格通脹曾導致前幾屆印度政府下臺。但相關的救濟政策并沒有根治通脹的問題。印度的糧食補貼系統未能確保本國的糧食安全。從2020年全球饑餓指數來看，印度在上榜的107個國家中排名第94位，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國、緬甸和巴基斯坦等幾個鄰國的表現都好于印度。文章還稱：“莫迪政府正在使用所謂‘新福利主義’的獨特再分配方法，如強調為修建廁所等必要生活設施提供資金，而非提供小學教育和基本醫療服務等公共產品。畢竟，教育和醫療改革通常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取得可以衡量的效果，且往往只會產生似乎微不足道的政治回報。因此，印度決策者在這些方面的改革動力就不那么明顯。相反，政府專注于打造社會安全網，專注于為煤氣、廁所、電力、住房和水提供現金補貼。在這種背景下，‘新福利主義’的作用開始顯現，有助于提高莫迪的人氣，但它也容易成為‘群眾的新鴉片’或‘鎮痛軟膏’。”
分析人士認為，印度福利救濟制度整體上發揮著重要的安全網作用，但也存在執行走樣、資金投入不足等問題。《印度一夜間增長》一書的作者古魯夏蘭將這種補貼現象描述為“早產的福利主義”。而當一些福利成為政黨選舉和種姓宗教團體謀取利益的工具時，相關制度就越來越固化，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甚至出現部分“養懶人”的現象，成為制約社會發展或加劇社會矛盾的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