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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莎士比亞，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大文豪”。雨果認為莎士比亞是降生在世界上的天才；在馬克思心中，莎士比亞占據著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沒有任何人可以與之相提并論，更不可能超越他。然而在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研究者凱瑟琳·鄧肯-瓊斯（Katherine Duncan-Jones）的筆下，莎士比亞是一個十足的“粗人”——一個厭惡女性、極其自戀和攀炎附勢的人。10月16日，鄧肯-瓊斯去世，享年81歲。

家庭環境熏陶了她

凱瑟琳·鄧肯-瓊斯于1941年5月13日出生于伯明翰的一個書香世家，她的父親是伯明翰大學的哲學教授，母親是文學家和英國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的權威研究者，哥哥是歷史學家。家庭氛圍影響著鄧肯-瓊斯，她在一個“滿是書的房子里長大，并且家庭成員在早餐、午餐和下午茶時只做一件事——那就是閱讀”。

在斯特拉福德觀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演出后，鄧肯-瓊斯對莎士比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然而在她就讀于伯明翰愛德華國王六世女子中學后，她非常確定不想成為一名學者。母親對她的未來表示非常開明，父親卻認為“除了認真致力于學術生活，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二流工作”。當鄧肯-瓊斯決定不去劍橋大學進修英語時，年輕時的叛逆讓她的父親非常生氣。

正是在牛津大學圣希爾達學院進修文學的那段日子，鄧肯-瓊斯才真正愛上了文學。她對伊麗莎白時代的重要人物之一、英國詩人、軍人和學者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非常著迷，她的博士論文和第一本出版物都是關于菲利普·西德尼的文學合集，她還撰寫了一本傳記——《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宮廷詩人》（Sir Philip Sidney: Courtier Poet）。在作品中，鄧肯-瓊斯試圖打破關于菲利普·西德尼留給世人的浪漫神話，將他描述為一個遠沒有人們想象中英俊、口齒伶俐、臣服女王的伊麗莎白時代的普通男人。

畢業之后，鄧肯-瓊斯先后成為劍橋大學默里·愛德華茲學院、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的院士，從1998年開始，她擔任牛津大學英語文學教授。可以說，她是牛津大學人人熟知的風云人物。學生經常可以看到鄧肯-瓊斯騎著她的老式自行車在學校內穿梭，前面的柳條籃子里裝滿了書。從英國中世紀最杰出的詩人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到20世紀上半葉的作家的所有作品，鄧肯-瓊斯都了如指掌。她的幽默、敏銳、博學和慷慨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一名學生表示，他們經常在鄧肯-瓊斯的課上發現驚喜，“有一次，她甚至給我們帶了很棒的罌粟籽蛋糕和雪莉酒，她就是一個如此大方的人”。

塑造一個不同的莎士比亞

1990年，鄧肯-瓊斯開始研究莎士比亞，而她的研究給世界展示了“令人不安”的與眾不同。她最出名的著作是2001年出版的一本莎士比亞傳記《莎士比亞粗魯的一面：他的生活場景》（Ungentle Shakespeare: Scenes From His Life）。鄧肯-瓊斯在書中挑戰了英國傳統的浪漫主義觀點——莎士比亞是一個完美無瑕、討人喜歡和慷慨大方的人，反之，她將莎士比亞描繪成一個“粗人”。這個粗魯有兩層含義。首先，莎士比亞出生在英國中部地區，家境平平，并不屬于紳士階層；其次從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莎士比亞是一個無情的勢利小人、一個不近人情的丈夫和父親以及一個厭惡女性者。在莎士比亞的晚年，他禿頂、身材走樣、飽受精神折磨；偷稅漏稅，為了小額債務而打官司；經常未支付用于援助窮人和病人的教區會費。在莎士比亞的年代，大多數有錢人都會將一大筆錢捐贈給慈善機構，但在他的遺囑中，莎士比亞留給律師的錢比留給窮人的錢多，另外，他只留給妻子安娜·海瑟薇（Anne Hathaway）一張所謂“次好的床（SecondBestbed）和一些家具”。

部分專家認為鄧肯-瓊斯制造了一個“時髦的惡作劇”，然而她否認自己是故意“挑釁”，現有的證據表明莎士比亞確實如此。她解釋道，以前莎士比亞的傳記作者大多是男性，他們故意掩蓋了他性格中的缺陷，“文學傳記的標準制定于維多利亞時代，當時的人們希望作家為公立學校正在接受教育的年輕人樹立道德榜樣。到如今，許多作家紛紛跌落神壇，但莎士比亞仍被尊稱為‘神’，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鄧肯-瓊斯對莎士比亞的真實記錄贏得了贊譽。《每日電訊報》評論家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表示：“這本傳記比其它作品更深刻、更有說服力地揭露了莎士比亞的真實為人和他所處的文學和社會背景。它的“真正卓越之處”來自于鄧肯-瓊斯對伊麗莎白時代和詹姆斯時代的文學作品的精通。”蘇格蘭記者艾倫·馬西（Allan Massie）表示，任何莎士比亞傳記的作者都應該坦誠相待，但只有鄧肯-瓊斯做到了這點。

新聞與圖片來源：紐約時報、每日電訊報，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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