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指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相對停滯不前的狀態。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銀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們指出，一國通過采用某些經濟發展戰略，可以相對容易地從低收入階段轉向中等收入階段。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先前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再適用，國內收入差距擴大，之后經濟增長停滯于中等收入階段。
除了經濟停滯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通常伴隨著其他典型特征，如腐敗、公共服務短缺、民主混亂和社會動蕩等。
決定一個國家百姓收入的核心要素是這個國家創造和分配財富的能力。在家當家或單位主事的一把手都有體會，不花錢、亂花錢、沒錢花，都難以將這個集體發展下去。放大到國家層面，反映出建立符合發展實際的，能夠科學使用及調配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的機制和工具的重要性。“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是少有國家能夠在中等收入階段，保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總體匹配。
中國網絡輿論中有這樣一種說法：“若需比狠曬總量，若需低調談人均”，用以形容中國外交在不同場合，根據需要描述中國的發展情況。實際上中國國情復雜本就是事實，大國外交也不指望這種“機巧”，但網民樸素的總結，卻隱含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客觀現實情況。
一、美國刻意“隱瞞”的事實
先從美國的三類行為，總結有關中國的三個要素與一個事實。
第一，補貼與優惠。美國攻擊中國的話題之一，是“中國政府對某些熱點行業的‘政策補貼‘破壞了市場經濟與自由競爭，不公平”。但觀察就會發現，美國在公共輿論對此類話題的探討都是細致拿捏的，因為這會讓美國公眾自然產生“為何美國政府就沒有能力去‘補貼’、保護或發展關鍵產業，只能目送中國取得優勢”的想法。畢竟美國歷史和現在，一直都在搞“政策補貼”，只是換個名字叫“政策優惠”罷了。所以我們看到，美國以“政策補貼破壞競爭公平”為題對中國發起的詰難，一定是圍繞美國下定決心、且有能力、并可實現也要去“補貼”的行業，或美國依然有充足論據或十足信心保持優勢的行業，例如電動車和芯片，而不是無力回天或不具“補貼”條件的行業，例如高鐵和城市基建。
第二，低端與初級。美國在描述、分析和“預測”中國經濟時，一直在回避一個基本邏輯：那些所謂的“低端”制造或簡單產品，能夠在中國保持規模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在中國做這些，依然可以掙到錢。事實勝于雄辯，雖要聽聲、更要看事——若在一個非必需行業中大家都在賠錢，那這個行業必然會在這個國家消亡——就像襪子制造業在美國那樣。在中國制造襪子盡管競爭愈發激烈，也一直有人在賠錢，但這個行業總體依然可以掙到錢。
所以美國巧借“消費者對某一行業的總體印象主要來自這一行業的產品”的認知習慣，發明了“低端產業”的說法。實際上，任何產業都不存在“低端”概念，只有“初級階段”——如果有一家襪子工廠，從設計、制造，到質檢、物流，全部由實打實的人工智能驅動的仿生機器人完成，人們還會覺得這比萊特兄弟制造飛機的手工作坊“低端”嗎？制造襪子所謂的“低端”，其實只是這個行業處于“初級階段”。
第三，襪子與火箭。美國承認中國在眾多尚處初級階段的產業具有絕對優勢，也清楚知道中國同時可以制造五代戰斗機、電磁彈射航母、空間站、大火箭，可以在通信、人工智能、無人機、電動車等領域與美同場競技，但卻十分抗拒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去探討——很多美國媒體在渲染“中國科技席卷全球”一類中國威脅論式的話題，或開播“中國產品質量低劣”一類中國崩潰論式的節目，卻少有媒體去認真發起“為何在中國火箭和襪子可以同時形成規模”的思考。因為這會讓人產生“美國既然也能造火箭，那為何不能造襪子”的疑惑。
美國用中國人窮，或換一種委婉說法“中國人力成本低”進行解釋，但卻回答不了比中國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為何做不到的問題，于是又說中國人多市場大，但卻回答不了印度為何做不到的問題，又總結中國配套產業和基礎設施相對完善，但又解釋不了中國的配套產業和基礎設施從哪來的問題，最后便有了是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屑“低端”產業，加之對華判斷“失誤”，“施舍”給中國可乘之機的說法。
所有真相盡已展現眼前，蛛絲馬跡從未隱藏所在，但美國官方不會情愿承認上述事實所反映的三個要素：中國有與數字所反映出來的人均收入整體契合的工業生產力，有具備調動社會資源與自然資源的實質能力的中央政府，有足以支撐這個國家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社會資源潛力；以及由此三要素所得出的結論：中國有先進的政治體制與相較美國更為專業的領導集體。
二、中國必可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具備上述三個要素，會怎么樣呢？就無法在中等收入階段做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總體匹配，掉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對那些足夠小的國家來說，個別可以靠著自身具有的突出特點或“時代機緣”，一招鮮吃遍天，在人們不經意間“安安靜靜”的地跨過中等收入階段。但對大部分國家來說，想要跨過這道“坎”，都得搞出不小的動靜；對中國這個“動動手指都會引人關注”的超大型國家，更是如此。對絕大部分后發國家來講，面對競爭殘酷的世界：
——若不具備與數字所反映出來的人均收入整體契合的工業生產力，就會像巴西一樣，也許可以依靠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受外部因素制約很大的相對穩定的“黃金發展期”，堆積而成“中等收入”，但這種“數字收入”卻會與自身偏科嚴重的工業生產能力幾乎脫節。作為巴西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巴西航空工業公司，雖可作為亮眼名片，但對復雜龐大的國民經濟發展大局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全力磨刀尖，回頭一看卻沒刀身、缺刀把、少盔甲，自然無法保護這個國家戰勝挑戰。
——若不具備有調動社會資源與自然資源的實質能力的中央政府，幾乎所有身處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都會面臨著來自境外強勢國家、境內強勢團體的實質束縛，導致中央政府對資源調配以及國家發展的實際掌控能力受到嚴重影響，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總體匹配造成毀滅打擊。客觀說，這些干擾力量所采取的行動，不一定都是為了遏制這個國家的發展，例如在某些國家中存在的資本大鱷、壟斷巨頭、政治山頭，它們為了自己所屬團體的利益采取行動，口中各自強調為了國家好，但實際卻砍掉了中央政府統攬全局、調配資源的手。
——若不具備足以支撐這個國家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社會資源潛力，則必然無法更進一步。就自然資源來說，缺油短氣可以買，例如并不算小也抓住“時代機緣”，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日本，但覆蓋全社會的政治目標，以及圍繞此目標建立起來的崇尚勞動、重視科研、鼓勵實業、廉潔高效的機制和風氣，具有生氣與活力的人口結構，科學合理且持續向好的環保態勢，沒有錢不好建，但只靠錢是萬無可能建起來的。在“中等收入”的刺激下，如果把過多精力都投入到找錢、掙錢和花錢，反倒會對這些社會資源潛力產生破壞。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是少數，甚至目前唯一一個，整體上基本具備上述三個要素的中等收入大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這一跨越將是必然事件。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
構建基于普遍適配性的全球靈活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方式之一。
2021年，中國人均GDP僅和哥斯達黎加相當，但美國面對哥斯達黎加并不感到焦慮，面對中國卻十分緊張。在美國看來，中國有一種令其“窒息”的“錯位”：中國不僅在工業門類、工業產值這種硬指標上力壓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在美國一向擅長的“世界五百強”企業數量等商業指標方面，中國也同樣實現反超。這類指標，就算再潑“不夠科學”的冷水，也不是哥斯達黎加能靠上邊的。若論中國人口眾多規模龐大，又無法解釋印度——這個美西方國家口中的“優等生”和“潛力股”，在過去三十年中，一邊“沐浴”著美西方輿論的“吹捧”，一邊與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大的事實。
（一）普遍適配性指國民經濟與高、中、初級產業的全域融合，核心在國內。中國既建設有國家電網、中國建筑、鐵路鐵道、中國生物等一批掌握核心技術且實力雄厚的央企坐鎮托底；也發展了華為、騰訊、阿里巴巴、比亞迪、大疆等一批活力四射的民營企業活躍世界舞臺；更兼有數量龐大的中小微企業，運行在國民經濟與人民生產生活的最前線。客戶可以根據需要，在中國直接采購到“本地生產”的各種用途、價值的產品和服務。
（二）全球靈活性指國民經濟與世界市場接口豐富，重點在國外。行業接口方面，依托具備活力的高、中、初級產業集群，中國經濟與世界市場緊密結合。這種結合是雙向的，中國沒有逼迫任何國家與自己做生意，而是在滿足雙方需求的過程中自然建立穩定的合作渠道，并基于此形成了豐富的機制接口——中國不僅加入了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全球和地區合作平臺，還發起并與友好國家一道，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全球視野，滿足沿線和區域國家發展需求的“一帶一路”新機制。產業和機制的豐富接口，為中國經濟韌性錦上添花，西邊不亮東邊亮。
簡單以“人力成本低、人口多、基礎設施投資大”，作為中國實現發展的原因，就像總結美國強大的原因是因為美國強大，車轱轆話。上溯四五千年的文化積淀，聚焦近百年來的步伐軌跡，如何將這三個都曾被批判的條件湊在一起，并結合起來發揮優勢作用，本身就是不好解決的課題。對已經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世界霸主”美國來說，它解決不了“火箭和襪子如何同時形成規模”的問題，遑論遏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至于被美西方寄予“西式制度”（絕非民主制度）“薪火傳人”厚望的印度，還需先實現“印度國籍人”與“印度人”的概念統一，讓十幾億人共同為國而戰，再去談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在曾經獨家手握核武器，橫縱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及其打手環伺的世界叢林，為國民經濟賦值“基于普遍適配性的全球靈活性”，光靠“人多”“吃苦”“花錢”是做不到的，必需要——
“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工業軍事委員會，以及9個國防工業部門，還有600多個相關專業和8000多家配套廠家，總之，要有一個偉大的國家，才能完成。”（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的“娘家”，前蘇聯黑海造船廠廠長尤里·伊凡諾維奇·馬卡洛夫，在蘇聯解體后，面對時任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和海軍司令格魯莫夫、烏克蘭總理庫奇馬所帶領的調訪團，如是回答“如何將這艘航母完工”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成本低于美國的蘇聯，某種意義來說，也解決不了“襪子和火箭如何同時形成規模”的課題，只不過需要把襪子換成皮襖或面包。如此看來，這個課題，顯然不簡單是“人工成本”或“低端產業”的事。
中國擁有真正強大的黨中央，讓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總體匹配。這種匹配不僅限于中等收入階段，還有下一時期；也不僅限于國民經濟，還有更多領域。
注：本文作者為“秦安戰略智庫”核心成員白中石，為本平臺原創作品，新的一年，祝愿大家攜起手來、戰勝疫情、遏制霸權，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