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發言簡述
李生平
《中國古代殘疾身份的建構與演進》
圖1：UCCA× 第五屆星空藝術節系列活動對話第一場“史學視角中的殘障人群——從指稱談起”活動現場，嘉賓李生平（左）發言，羽逸手語工作室手語老師楊超然（右）進行中國手語翻譯，2023年9月9日，UCCA報告廳。攝影：李小草。
與如今我們時常將悲憫、可憐、污名化、歧視等詞和殘疾相關聯不同，在人神不分職、巫術盛行的先秦時期，披頭散發的瘋癲者，被認為具有一種“異于常人”的身體狀態，但這種狀態是非貶義的，因其被認為具有溝通天與人的神性。這些人一般作為巫者，從事祭祀，并享有崇高的地位。《禮記》中也記載了如盲人、聾人等其他殘障者，擔任禮樂祭祀等崇高的職能。然而，究竟為何后來殘疾出現了污名化的意象呢？
李生平認為是在絕地天通、人神分職、社會勞動分工細化后出現了這個轉折。殘障者在勞動競爭中逐漸失去了優勢，成為了所謂的弱勢群體。比如《漢書·東方朔傳》就記載了一些類似侏儒的殘障者，他們無論是耕田、從軍、還是打仗都不如普通人，乃至被認為其存在只是白白浪費糧食而已。另外，殘疾出現歧視與污名化的意象，與中原地區的人對荒蠻地區的人所持有的另類想象也有關。如在《山海經》中，就將荒蠻地區的人描繪成身體畸形的人（圖2）。
圖2：《山海經》中將中原以外地區的人常常塑造為畸形。
由此可見，我們關于身體的信仰，對于身體的感知以及賦于它的特性，無論是本意上的，還是象征上的，都是被文化建構出來的，身體總是被發明出來的。我們的身體實際上就是在刻寫著文化與歷史，文化被刻寫在我們的身體上。另外，歧視與救助其實是相伴而生的一個現象——社會對殘疾產生歧視，意味著政府將對這些被另眼相待的殘疾者進行管理和救助，殘疾者在國家和社會中成為一種獨立的法律身份。但是與此同時，官方和民間的救助，在某種程度上又會加深歧視，所以這是一種矛盾的關系。
殘疾身份的正式出現應當可追溯到漢代早期。因基于賦役征發所進行的人口戶籍登記與管理，主要是以身高和年齡為衡量標準。如果一位男性年屆23歲仍然身材矮小，那他就會被認為是罷癃——漢代對殘障殘疾的一個稱謂。此時，殘疾女性的身份雖然仍未出現，但已經有了一些影子。戰國后期到漢初的文獻記載中，已經出現如“女子癃”這樣的女子殘障稱謂，但在法律戶籍制度意義上的殘疾女性身份建構卻還沒有形成。究其原因，李生平認為是因為漢代的“罷癃”人口統計主要隸屬于役籍的系統，勞役跟戶籍系統只包括男性，不涵蓋女性，那么作為制度身份的罷癃似乎就并不包括女性，所以才導致彼時殘疾女性的身份并沒有出現。
圖3：嘉賓李生平在活動現場發言，2023年9月9日，UCCA報告廳。攝影：李小草。
而殘疾女性戶籍制度身份的出現，在魏晉時期初見端倪。如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就出現了殘疾婦女免除傜役的記載。殘疾與賦役制度相結合，構成殘疾女性的制度身份。此時在戶籍簡牘上僅有對殘疾類型的記錄，而后到了唐代，則更加關心對于殘疾等級的描述，將殘疾程度分為殘疾、廢疾跟篤疾三級；其中，殘疾最輕，篤疾最重。歷史學家朱雷先生認為，這種根據喪失勞動能力與生活能力的程度對殘疾等級進行強化與標準化，與為承擔封建賦役時是否享有優待密切相關，其本質還是為了征發賦役或者說剝削。在唐代的諸多西域文書中，也有許多對殘障者相應減免跟優待措施的記載（圖4），其中既包括殘疾男性，也包括殘疾女性。
圖4：于闐文書中表示殘疾的特殊符號。唐代西域（新疆）于闐文書出現33個人名似乎都是丁男，但在個 別人名年齡數字后可見這樣的符號。段晴教授認為，此符號表示“半”或“殘”字，指示此人為半丁，即身體有殘缺的丁男，只承擔一半賦役。
報告的尾聲，李生平對中國古代的殘疾群體在社會中處境情況，展開了縱覽式的簡要回顧梳理。東漢時期皇帝詔書中有許多對救扶篤癃的情況描述，這些救扶往往是非制度化的、臨時性的、帶有賞賜性質的，一種在仁政的理念之下形成的臨時救助。唐宋以降，貴族制社會逐漸瓦解，出現了士人社會，與此同時，出現了對“娶瞽”和“不棄盲妻”的鼓吹。這種道德教化，反映了彼時世人為了博取聲譽、標榜清高的一種方式。這種消費殘疾的現象也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彼時，善會、善堂逐漸產生并且興盛，成為中國慈善事業歷史中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這種善會、善堂的建設與發展，與地方士紳為了維護跟提升自身在民間的聲譽而去積極倡辦慈善事業息息相關。但是，我們當然也不能一概否定這樣一種善舉。
最后，李生平總結道，把殘障的特征跟特點建構為一種弱勢跟劣勢的過程，是古代制造弱者的一個過程。這意味著社會并不期待殘障者履行相應的義務，由此他們只能獲得較低的權利。古代對于殘疾身份的認定其目的是基于征發賦役，遠非現在意義上所謂的賦能。
圖5：嘉賓李生平（左）在活動現場發言，羽逸手語工作室手語老師楊超然（右）進行中國手語翻譯，2023年9月9日，UCCA報告廳。攝影：李小草。
王超
《近代中國的殘障構想與社會現實》
圖6：嘉賓王超（左）在活動現場發言，羽逸手語工作室手語老師范嬌嬌（右）進行中國手語翻譯，2023年9月9日，UCCA報告廳。攝影：李小草。
圖7：這是其中一例，畫中的男子因左肩部腫瘤壓迫神經無法正常工作，在伯駕的診所進行了截肢手術。兩幅圖意在對比手術前后病體的療愈，以及患者由病入殘的轉變。
以視障群體為例，在清末民初的廣州，盲藝人通過將身體特性轉化為某種優勢，比方說口耳相傳的技藝，并借助向商業化轉型的近代城市環境塑造，創造新的社會地位與身份，但隨著時間的推演，這類少數殘障群體在城市空間和大眾文化領域的擴張也會遭遇主流社會的非議。此處就與“污名”（stigma）的概念息息相關。污名之所以常常與我們的身體相連，就是因為它反映了主流文化對其異質組成的深層焦慮。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將殘障者與受歧視的少數族裔、有前科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這一些群體相比，認為其社會地位的貶損主要是源自現代社會對“不正常”身體的誤解，主流社會對于少數群體的偏見，以及主流社會的個人所存在的對身體的焦慮。王超強調，污名是殘障的核心，而其原因在于現代社會對身體近乎拜物教式的迷戀。
圖8：嘉賓王超在活動現場發言，2023年9月9日，UCCA報告廳。攝影：李小草。
在民國初年的廣州畫報中，就有對盲人女性身體作為觀看對象的焦慮的生動呈現。插畫將盲歌女賣唱的市井形象通過男性的凝視、圍觀、獵奇，甚至狂歡的形式襯托出來（圖9）。這幅圖的評論揭示了對“弱勢”的消費及其背后的病態審美。對盲女身體的描摹與想象也無疑加強了對瞽姬這個職業身份的污名化。這類評論往往被進步人士看作是出于人道主義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宗旨就是呼吁政府取締盲女賣唱。但王超也同時認為，這種人道主義背后也反映了健全中心主義的邏輯，將殘疾視為天然的障礙，將身體的污穢想象為社會的污染。這反映了污名的本質實則是社會主流群體對另類身體的物化及其消費所產生的深層焦慮。
圖9：“盲世界”，《時事畫報》1912年第六期。
圖10：張謇與南通盲啞學校，開私立特教學校之先河。
圖11：嘉賓王超（左）在活動現場發言，羽逸手語工作室手語老師范嬌嬌（右）正在進行中國手語翻譯，2023年9月9日，UCCA報告廳。攝影：李小草。
02
對話實錄
UCCA × 第五屆星空藝術節系列活動第一場對話“史學視角中的殘障人群——從指稱談起”活動現場。左起：UCCA公共實踐策劃人劉令儀、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王超、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李生平、羽逸手語工作室手語老師范嬌嬌。攝影：李小草。
劉令儀：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精彩的分享。本場對話先由李老師從先秦漢唐開始談起，延續到王老師對近代民國殘障歷史演變的論述。兩位老師的分享，雖然所涉歷史階段不同，但其實有一脈相承的共通之處。比如兩位老師都談到了同一個問題，即“殘缺身體”和“殘障身份”這兩個不同概念之間的辨析；前者是生理性的，而后者是被文化和社會所建構的。
既然本場對話的主題是從指稱談起，對中國殘障史進行梳理，那我想就先從一個關于指稱的小問題切入，請教李老師剛才的發言中所提到的“罷癃”的這個詞，其中的“罷”是什么意思。“罷”似乎是通“疲憊”的“疲”，另外它的意涵中其實也涵蓋了對流氓這樣一個群體的指代。或許這種詞源學角度上的分析，也可折射出一個群體的身份是怎樣被建構，以及它背后的特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如何。除了“罷癃”，另外有一個詞“瞽”也在剛才王超老師的講座中出現，不知道為何這樣一個“上鼓下目”的字，可以構成一個去指涉盲人的詞。
嘉賓王超（左）與李生平（右）在對話活動現場。攝影：李小草。
李生平：其實有些文化現象還蠻獨特的。比如剛才王老師講到，為什么讓人獲得知識的這個過程是掃盲，這是我們現代的事情。而在古代，我們都知道，做音樂的師曠（先秦著名音樂大師）是盲人。也有說舜的父親是盲人；還有一個例子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失明了，他是怎么寫史書的呢？但也有人說，古代可能沒有雙音節詞，“失明”可能不是眼睛看不見的意思，而是一種說法。對于“瞽”，我也談不上了解，其實剛才說這些都是一個文化現象。視力障礙在古代文化中確實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會把很多異象加在視力障礙這個事情之上。比如說佛教典籍會說一個沒有智慧的人，是“無明”，就像盲人，就像失去視力一樣。在中古時期的道教文獻《赤松子章歷》中，你這一世的過錯有多少，它會按照這個過錯去劃分你將要得到的懲罰。盲是很嚴重的一種。瞽，就是一個人用手去擊鼓，底下是一個眼睛，一個目字旁。這也是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我不是做文字學的，確實很難去解釋，但我覺得可以在這樣一種文化現象的背景下去考慮這個問題。
我多說一點“罷癃”這個詞匯，我剛才可能只是簡單地闡釋它為漢代對殘疾的一個代稱稱謂，但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學術問題，在漢代到底是用什么稱謂去指代殘疾的現象，或者說殘疾的這個現象到底有沒有被那么正式地去被發現、被認知、被定義，或者去用一個稱謂指稱出來。在文獻記載中，像“罷癃”的這個“罷”字，往往通“疲”，“疲憊”的“疲”。其實指的是身體衰弱的一種狀態，失去能力的一種狀態，但是“罷癃”也同時包含我們所說的地痞流氓，一些小混混，這就是很奇特的一種現象。那么漢代的罷癃，到底包括哪幾種類型呢？可能并不像我們今天所謂的七種殘疾類型的分類方法，而是還包含很多，比如包括小便不利，這也是一種殘疾的現象。但從我們今天科學的角度來講，這可能只是一種腎病。所以說殘疾的稱謂，它往往是一種附加了很多文化社會概念的集合體，是一種復雜的想象，一個概念。
劉令儀：感謝李老師的回答。下面兩個問題，想請教王老師。您在發言當中提到了，藝術史學習中也常涉及到的林官的醫學肖像畫。韓瑞在《圖像的來世》那本書中，對這批醫學肖像畫有很詳細的論述，留意到您之前發表的相關論文中，也引用了韓瑞書中的一些分析觀點。韓瑞大意是想說這些圖像的并置與對照，是如何在彼時的歷史語境中制造出一種東方和西方、落后與先進、病態與健康的二元對立關系的。但您對這些圖像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角度很新穎，您提到這種對比表現了一種“由病入殘”的轉變，以及呈現了一種“殘而不疾”的狀態，也就是說，雖然身體殘缺了，但卻是健康的。這點觀察很有意思，想請您再展開談談。
“史學視角中的殘障人群——從指稱談起”活動現場。攝影：李小草。
王超：非常感謝令儀，這個問題非常好。韓瑞確實想在東西方相遇的過程之中強調文化的差異。也就是當我們去看中國近代史的某些時刻，尤其是從1840年到19世紀末所展現的中西沖突和對立化。比如東亞病夫這個概念就是西方強加于我們民族的污名形象，把它對立于一個更加健康、進步、高等的、文明的西方。我認為如果細致的歷史化這個過程，這一種解讀存在一些局限性，而我在通過這個圖想說明的問題其實是引發我們對完整性的反思。是到底什么是完整性？完整性既包括身體，也包括社會與文化對身體的認知。一個社會如何定義完整的人？或者用醫學的話叫全人——全人是什么？就是你不僅要健康，也要在社會功能上健全。我認為這個對于全人和完整性的追求，其實在西方醫學入華的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的支配優勢。為什么呢？從這幅圖里面反映了一個道理，就是西醫的合法性往往需要制造殘缺來實現對健康的觀念的表達。換句話說，健康即健全的觀念并沒有真正從西方醫學之中完全實現。所以，我們在思考醫學定義的身體，或者是社會接納的身體時，我們永遠要對完整性進行質疑，不能假設西方的知識就代表著完整，而這種完整性又制造了一個不完整的一個他者。，我想把這種對立性轉換為一個對稱性來去理解，也就是說東西方相遇的過程展現了一個對稱性（symmetry），這個對稱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西方醫學在介入中國的病人以及病體，在進行針對本土社會與文化的反思的時候，也吸收了中國一些東西，比方說對回歸社會的強調，對術后的個體被當地社會所包容和接納的重視。所以西醫一方面是在挑戰本土醫學在醫療技術上的落后性，但同時它也在吸納本土社會對于個體接納的可能性。這種在地性的認知反映了傳統觀念也作用于現代知識的傳播上。所以我們也可以去思考我們跟西方的遭遇除了對立也有對稱的可能，而如果從對稱的角度來思考，就會發現傳統和現代的交織。從今天所談的角度來講，就是關于身體的殘缺和其完整性的表達，以及完整性應該體現在社會給予個體的包容。我們應該多思考社會是否完整而非個體是否健全。
嘉賓對話現場。攝影：李小草。
劉令儀：謝謝王老師，另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因為我對您講座當中有一句話印象比較深刻。您提到污名是殘障的核心內容，其原因是在于現代社會對身體近乎拜物教式的迷戀。想請您再簡單展開闡述一下這個論點，以及您認為這種現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以及您也談到了現代公民身份的構建的兩個層面，一個是生產能力，另一個是文化知識。不知道我們對現代公民身份的認知，是否與您所觀察到的這種現象的形成有關？
王超：謝謝令儀。我剛才其實說了，很多的學者，包括一些殘障人士去用污名這個概念解釋主流文化與少數文化不可避免的一種碰撞，以及這種碰撞產生的權力關系。我可能想再補充的就是，污名這個詞并不可怕。這個詞從理論上來講是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借鑒過來，用來解釋焦慮的產生：為什么我看到一個跟我完全不一樣構造的這種身體，或者是文化，我就會產生焦慮？一個完全沒有見過缺鼻子少眼，缺胳膊少腿的人的小孩子，當他看到非常規身體時就會被創傷化，因為這種非常規的存在完全超越了已知的經驗范疇。所以污名就源自一個深層次的文化焦慮。我覺得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之中，我們肯定會在不同的時段都存在類似的焦慮。那么為什么我說污名它背后的本質是一種對身體的迷戀呢？就是因為在近代的這個過程之中，消費本身內含某種特定的機制，比方說城市化的過程之中，商業怎么樣物化身體， 它就有非常清晰的邏輯。我們現在都在講女性的身體很容易被物化、被消費，那么身體的差異也會納入到這種消費的邏輯之中，并被展示。然后我提供的這些視覺文本就是在身體差異進行展示的過程之中，為不同觀看者提供一個消費的素材。有的人就會抓住這個東西去進行批評，或者實現自己的社會改革的這么一個意圖，有的人可能就單純看盲女被眾人戲弄、被觀看、被調侃，消費被展示的另類身體。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身體差異被呈現出來，進而被賦予某些主流文化的價值，那么就會產生權力關系，而這些差異化的身體就會被主流文化所排斥，或者重新定義。比如說殘障人士也一定要通過生產勞動和文化知識來實現轉化，脫離消費殘疾的狀態，那么這個其實也反映了主流文化創造的健全中心主義。
近代以來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結構特征，就是中國要通過發展工業經濟來實現整個社會的人口質量的提升。當時的問題不僅僅是殘障群體，而是帶有弱勢屬性的整個的中國國民。怎么把這個“東亞病夫”轉換成一個更健康、有能力的、更為優越的種族以實現強國的目的。所以中國近代的殘障與國民性是一體同構的。這背后是由國家和社會對于身體的焦慮所驅動的，而焦慮所產生的物化邏輯激發了一個國族的奮起。因此，我們不可避免地也納入到了圍繞種族優劣、人口質量等等的健全中心主義的敘事之中。
活動現場觀眾反應熱烈。攝影：李小草。
劉令儀：最后一個小問題，想請教一下兩位老師。剛才李老師的講座中也提到了，古代會將瘋癲，或者說身體上具有某些殘缺的人，常常與禮樂祭祀等神圣崇高的職業關聯在一起。在現代社會，比如盲人按摩，大家會覺得格外地靈。對于這種將脆弱、邊緣與神秘、靈異相關聯的社會共識，不知道兩位老師是怎么看的？這種對殘障特征或特質的異化，或者說是特殊的聯想，又或者說是刻板印象，不知道是不是也側面映射出了，像剛才兩位老師所提到的，一種對殘障群體的消費？
李生平：這個可能跟先秦時期的職官制度有點關系。比如說在先秦時期，很多家臣，管理飲食起居等日常性事務，在身邊服侍，負責抄抄寫寫、管理文書的人，稱他為尚書，這些在后來的歷史中演變成了重要的職務，而早期可能就是給家里面管吃喝，管一些日常生活。在這個絕地天通之前，一些官員他既是人間事務的管理者，也是與上天溝通的一個管理者。比如像巫師，往往可能就是在天子、君王的身邊工作的，服侍君王的一些人，但是他同時也從事一些與天溝通的事情，而這就變成一種神秘的東西。在這里，我想提及一個現代的有趣的話題。我們今天觀眾席中在座的有蔡聰老師。他總是自我調侃說是一位非著名、非知名、非典型性的盲人。以前有很多人不熟悉他的人見到他的第一件事，就讓他表演一個特技，一些絕技，比如盲人怎么拍照，盲人怎么化妝，盲人怎么去用身體舞蹈，盲人怎么做很多你覺得好像是盲人做不了的事情。那大家就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我想在古代天人分職之前，這種神秘化色彩很重的時代，他們往往會讓你在現實生活中覺得很獨特的、很神奇一些人來做一些事情，使這些事情顯得更加神秘。比如像我們今天能夠想象到薩滿的儀式，一些人可能就表現得像剛才那個圖片中的青銅器上所顯示的那種瘋瘋癲癲、頭發豎起來、搖擺升起的狀態，大家認為這樣一種狀態，就像是跟天人溝通了一樣，很神秘的一種狀態。我想這也是當時的一種文化的特色。
對話活動現場。攝影：李小草。
王超：我覺得李老師說的這個很有啟發，因為他從制度的角度來講怎么去認知這個所謂的“靈”，就是說這個殘障帶有某種異常的能力。我覺得現在學者對于什么是弱勢，誰是弱勢，怎么定義弱勢群體等等的想象太單一化了。我們做殘障問題的總在思考能否給大眾提供一些對于所謂“弱勢群體”新的理解。如果僅僅就把殘障也作為一種弱勢，那如何區分殘障人士相對女性和低收入等等群體所面臨的困境？“弱勢”這個概念把想突出的群體特征淡化了，而殘障就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經驗和表達。我覺得剛才李老師說的就特別好，就是制度對于弱勢的想象有某種需求。身體異常的人在制度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確實為制度本身的表達提供了一個可能性。一個制度如果能夠接納異于主流的個體，并讓他們在制度之中不僅能存活，還能發展得非常好，這對于這個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和它的自我表達是非常重要的。從制度角度怎么樣探究殘障對我們的啟發是很重要的。我也發現，除了國家，社會對于殘障身體的想象也有很大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就有可能把這種想象建構成一種優勢。比如盲人所持的這個盲杖，以前它就是一個竹杖。它的使用會很多、很豐富，比如如何敲擊地面，怎么去用手持拿，怎么去展示作為一個盲人的不同職業，以及具備的不同技能等等，其實都有從物質層面發揮的可能性。這個是長久以來內嵌于文化之中，可以被主流社會所認知的。以盲人術士來講，我看到有記錄認為盲人只要在街上擊打地面，其他的行人一定要繞開，原因在于盲杖敲擊的方式反映特定職業背后的權威。有些人他會怕盲人，看見盲人走在街上經常擊打地面，覺得這個盲杖是在溝通地上跟地下之間的兩個世界的方式，而只有盲人可能做到這一點，那么這個認知有可能一直延續到今天，而它所反映出的問題就是主流應該如何認知殘障者的社會身份，并且尊重殘障的文化差異。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從制度來講，還是從社會的觀感，大眾認知方面來講，殘障的歷史有助于豐富我們已知的經驗，對身體與社會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反思。
李生平：王老師剛才從理論上總結了一些，您剛才的發言使我想到一個有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的文獻中記載了很多對一個圣明君主的塑造。底下人會匯報說某地的一個盲人復明了。這就被認為是這個君主圣明的一種表現。這個可能古今中外都有吧，像蘇聯時期，為了表現領袖的英明，可能會塑造某個盲人復明了，以及他復明之后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要感謝領袖。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訴求，我想我就補充一下這個原理。
活動現場觀眾。攝影：李小草。
*以上文字根據活動現場錄音整理，經嘉賓本人審閱。
因文字篇幅所限，完整活動視頻請移步UCCA視頻號回看。
整理：劉令儀、蔡镕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