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人的“科學素養”問題屢屢成為公眾熱議的焦點。不少美國人至今相信“地平說”“神創論”及各種陰謀論（如“登月騙局”）與神秘主義（如“通靈術”），甚至還成立了相關協會。一些人在嘲笑之余，也不時重彈“需要科普”的老調。但其實，“科普”并沒有輿論場喧騰得那么“刻不容緩”，也并不是一件天然“正確”的事。

“科普”在中文里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帶有一種居高臨下、必欲為之的色彩；無論就理論淵源還是現實演變而言，“科普”都與19世紀中葉以降盛行的“科學主義”（scientism）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密不可分，與法國哲學家孔德的那句“從科學中產生預見，從預見中產生行動”互為表里。科普肩負著掃除愚昧、開啟民智、服務社會、增進福祉的各項重任，作為動詞使用還可以天然賦予說話者一種權威感。

然而，英文里的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是一個偏中性的詞匯，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仍然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如果“科普”與固有的宗教信仰、傳統習慣、生活方式相抵觸的時候，部分美國人寧愿遵循已有的經驗與認知，并不在乎外界的苦口婆心乃至譏諷嘲笑。

科普之“普”，已經預設了“要讓每一個人了解科學常識”的理念，但在實際操作上科普人士恐怕永遠也無法做到不落一人的境界，就像孔子所說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不但如此，“科普”在價值序列里也未必就一定天然位于上游地位，尤其是“科普”與其他價值產生沖突的時候，因為那些（看起來）“對”（correct）/“真”（true）的事情，未必就一定“好”（right）。

不少美國人認為，接受科普與否屬于個人自由范疇，他人無權告訴我什么是對的，什么又是不對的。事實也確實如此。“非科學”（non-science）不等于“反科學”（anti-science），如果一個人愿意始終相信自己的“非科學”抑或“反科學”理念，只要他的生活與言行沒有傷害別人，只要他為自己的言思學行負責、沒有產生明顯負外部性的話，任何他人或是組織無權強迫其接受“科普”。套用一句網絡熟語，“放下助人情結，尊重他人命運”。

而且，“科學主義”未必等于“科學方法”，而且“科學”與“科普”的解釋權與話語權終究掌握在有血有肉的人手里，本身就無法擺脫利益集團的影響。他們推崇的科學理論，也往往在未及證實或是證偽的情況下就形成公共政策，左右億萬大眾的生活。

遺憾的是，像是“環保減排”“反核”“有機農業”這些近年來在西方甚囂塵上的公共政策，隱隱然已經在強勢的“科學主義”保駕護航下成為不容置喙的圣經，本身在多少違背科學方法（科學的精神是懷疑）的情況下，還結結實實地給不少國家帶來了災難。最近，因為“有機農業實驗”而民窮財盡的斯里蘭卡就是一例。

社會的價值不是唯一的，在科學之外尚有個人自由、私有產權等實打實的價值，以科學與科普的名義干涉這些價值顯然是荒謬的，也難以施行（比如禁酒令）。

“科普”是一個有待精確定義的概念，因為“科普”在提及“科學”的時候，其實已經涵蓋了“科學”這個名詞下的無數分支與定義。“科學方法”與“科學主義”不是一回事（科學方法是一種思維方式，而科學主義則是一種信仰）。“科學”與“科學家”也不能一概而論（科學家未必一定科學）。作為科學皇冠的數學與理論物理，與其他科學門類之間也存在價值序列上的落差。

鮮為人知的是，“科學”（science）最早的嚴復譯名是“格致”或者“格致學”，其實這個舊譯倒是更接近科學的本義，或者說更看重“科學”對于每個個體的獨特價值：科學不是某一個專業或職業，而是堅守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在測試和觀察的基礎上構建知識、解釋宇宙。一個科學家應該具備的素質不是爭訟思維而是實驗室思維，以健康的懷疑、遲緩的判斷與規范的想象指導自身工作。

從這個角度而言，格了七天七夜竹子的王陽明與算錯經線也要遠航探索“印度”的哥倫布固然是我們今天“科普”的對象，但他們愿意嘗試勇于探索的精神與實踐顯然是可貴的科學方法。主動接受科普、強行科普他人或者鼓吹科學主義，顯然不如提倡科學方法、鼓勵自由探索對科學進步的貢獻更大。別忘了，哪怕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也可以憑借“科普”的名義大行于世，而那些初露苗頭的科學發現慘遭“科普”的往事也不在少數。

與其迷戀科學主義，不如相信科學方法；與其沉溺“科普”，不如推崇“格致”。

（作者系媒體人、譯者）

?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