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峽上游，漁民老楊在漢江上劃著他的小船

黃金峽江邊小路上，最后一位在世的“太公”楚建忠踽踽遠去的背影

袁凌，著名作家、特稿記者、媒體人，已出版作品《記憶之城》《生死課》《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會消失》《世界》《寂靜的孩子》等。此次，《漢水的身世》是袁凌自2014年開始采訪歷時八年，考據多地文獻，踏遍三千里漢江，拍攝大量紀實照片，采訪了輾轉遷徙的普通人的非虛構作品。

11月末，采訪袁凌的方式由線下見面改為語音訪談，但我們僅僅聊了半小時，采訪便被中止。

袁凌說：“我不喜歡聊一些‘寫作課’式的問題，我曾經如何采訪、如何寫作以及我的感受，這些內容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書寫的那些人，他們才是主角。你應該多問一問關于他們的具體的事情。”

此后兩周，我頻繁地翻起袁凌的這本新書《漢水的身世》，反思著采訪過程。我想，袁凌不聊感受和經歷，更愿意談具體的人和事的習慣，大約與他此前作為特稿記者的經歷有著密切的聯系。

翻閱這本書，就能發現袁凌在書中書寫了漢江變遷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書寫了生活在漢江邊的人們，一幅群像徐徐展開，道出了漢江的人們與漢江的告別史，也是那一代人逐步退場的歷史。

12月初，我重新整理采訪提綱，再次采訪了袁凌。韓天鶴、水娃子、韓正雨、楚建忠、老肖、老楊……這些書中的人物不斷被提及，袁凌的確更喜歡講述他們的事情。不過，在采訪的最后，我仍舊忍不住地問他一些關于寫作的問題。

“起初，我也不知道會采訪到什么程度，寫到什么程度，但是我還是做了選擇，該寫還是要寫。”袁凌說，他對自己的要求是拒絕“眼含熱淚的微笑”式的表達。

他進一步解釋道：“漢江，作為一個我有深厚感情，對我有養育之恩的江河，我需要為它寫下文字。不過，說到底，寫作者還是要有對人的一種關切。因此，我不希望我書寫的人物能帶給讀者任何的暖心和感動，而是記錄漢江和與漢江有關的人甚至是魚，記錄下他們的生命和變遷。”

【八年、三千里與母親河】

“我又一次喝上了漢江水”

許多年以來，袁凌一直想為漢江寫下些文字。

漢江，又稱漢水，是長江的支流，流經陜西、湖北兩省，在武漢市漢口龍王廟匯入長江。其中，陜西省安康市至湖北省丹江口一段，古稱“滄浪水”。袁凌從小就在安康這段漢江流域成長，“我需要為她寫些什么”的想法揮之不去。

13歲時，袁凌從陜西平利縣考去安康市的尖子班，那是他第一次見到漢江。在他的記憶中，漢江“在白光光的大堤下，似乎沒有什么顏色，那寬度是我從未見過的”。這是袁凌認為的生命中一次重要的時刻，與漢江的寬大相比，他將自己比作是“晾曬在大堤上的一片小小衣物”。袁凌的長散文《洪水》寫的便是漢江，提到了他第一次看到漢江的印象，也書寫了他在安康上中學時的一次發洪水的記憶。袁凌寫道：“洪水在家鄉這個唯一的城市似乎剛剛退去，操場上有淤泥和生銹廢棄的籃球架……”那時，當他再次走到江邊，感受到渾濁的洪水退去，發現“江心的水卻是極清的”。

仍舊是兒時，袁凌在一次模仿父親泅渡漢江時，險些溺水。袁凌感嘆道：“在最后掙扎下沉的時刻，我的腳踩著了石頭，漢江以它綿延的溫厚饒恕了我。”此后，袁凌走出安康，至西安，又繼續走去更遠的上海和北京，逐步遠離著漢江。

袁凌從未想過離別家鄉24年，在2014年南水北調工程通水之后，又一次喝上了漢江水。“在北京地鐵1號線五棵松站軌道下3.67米的深處，有一根內徑約4米的巨大輸水管道，其中管道中的南水全部來自于漢江”，與袁凌一同喝上和用上漢江水的是北方的6000萬人口。極清的漢江水成為南水北調的不二之選，“在今天，它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的母親河”。袁凌認為，漢江從一條地方性河流變成了全國性的河流，甚至他作為北漂仍能喝到漢江水，漢江與他的關系已有所改變，既有曾經母親河的親切感，也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袁凌寫道：“每當我在遙遠的異鄉打開水龍頭時，都會有一種感恩和歉疚。我需要為它寫些什么，記錄它悠久的生命和變遷，記錄它眼下為整個中國的付出，記錄下它是怎樣一條偉大的河流。”

2014年夏末秋初，作為特稿記者的袁凌趕在南水北調工程通水前夕，從漢口出發，一直去往上游，尋訪了漢江沿線的大壩、移民、纖夫、船工、漁夫等方面的主題，為漢江做了一篇兩萬字的長報道——《漢水的祈禱》。

此后，袁凌仍舊想為漢江繼續寫下些文字。“當時礙于報道的篇幅和采訪時間的限制，我認為這篇報道沒有將主題進行深化，應當全面地展開，再次深入地采訪下去。所以，等到2016年，我繼續去采訪，2019年時我又集中精力，很密集地去做漢江的采訪。直到今年2月，我最后回訪了幾個移民村，才完成這本《漢水的身世》。”袁凌解釋道。

八年的時間，袁凌一次次地親近且重新認識這條“母親河”，但直至現在，他認為“這些文字，無法回饋它的恩情于萬一”。

【遷徙、外鄉人與回流者】

“愛家鄉，像愛一個人一樣”

為了采訪從漢江遷徙的人們，袁凌通過網絡和身邊人的介紹，聯系到了十堰市鄖陽區柳陂鎮西部的韓家洲村的移民。“韓家洲是一座三面臨水的島嶼。每當江水稍微上漲，它和陸地的聯系就全然被切斷了。和漢江北岸的聯系，則自古以來只能依靠船只。島上的居民清一色都姓韓，不知從何年何月開始聚居繁衍，到這一天已經有483人。”

2014年開始，袁凌便數次回到隨州鳳凰山和黑龍口、河南許昌等地的移民村，“每次去都會和他們一起生活三四天，和他們聊天，消除一種距離感。比如，我和韓天鶴等一些人成為好朋友，韓天鶴愛下象棋，我就陪著他玩，也一起散步，有時更像是拉家常的感覺。”袁凌會隨時帶著一個小本子，“會記下現場的細節和自己當下的體會”。

2009年8月30日上午，韓家洲的居民開始離開這片故土。韓天鶴一家除了帶走家什器物，還帶走了不少漢江旁撿來的石頭；韓正雨則在收拾東西的過程中，與母親大吵一架，只因母親舍不得扔掉一件沒有穿壞的軍大衣，韓正雨想扔掉，母親卻非要拿上，母子二人“差點打起來”，打不起來又落淚。“韓正雨更留戀的，是去世的父親給童年的他制作的玩具，譬如鐵環，還有買的手槍之類。”袁凌記錄著。

在袁凌看來，韓天鶴并不像典型的韓家洲島民，“他有一點文化，又缺少了一份水性，但或許由于有點文化，他對于島上生活的記憶特別清晰”。“韓天鶴身上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悲切感，但他又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他有著鄉愁，還會寫一些小詩，表達一下自己的感情。”袁凌補充道。

袁凌從韓天鶴的口中知道了水娃子的事情。2015年臘月，八十歲的水娃子在家鄉湖北鄖縣韓家洲去世，韓天鶴和水娃子是隔水的鄰居。“水娃子姓康，一家四代打魚，因為長年在水上討生活，人都忘了他的姓名，只叫他這個綽號。”水娃子遷徙過三次，但都因為無法習慣無水的生活，每次選擇自行回到漢江邊。最終，水娃子在漁船上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的日子。

2016年夏末，袁凌找到了水娃子的兒子康正寶，康正寶一邊聊天一邊補著漁網，這是他們回流之后的生計。此次，袁凌將水娃子的一生做了梳理，他寫道：“水娃子妻子過世，他一個人帶著幾個孩子水上漂，小兒子康正寶自幼在水里泡大，十來歲開始和父親搭手捕魚……”“水娃子哭了好幾場……待不住，完全無事可干，在移民村修了幾天路，手上完全沒有感覺，看著旱地心里發慌……”2021年4月，袁凌再次到康正寶住著的廢棄的學校，發現早已人去樓空。袁凌站在空蕩的校園里，給康正寶打了電話，得知康正寶和妻子都在廣州建筑工地上打工蓋房子，還把黑龍口的房子賣掉給孩子籌了學費。

面對就業問題，青年人都要出去找工作，回流者韓正雨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移民村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很多地方不要，一聽口音，說你是外地的”。起初，韓正雨也想扎根黑龍口，一邊上班，一邊種地，但種地面臨著諸多困難，黏性土質與老家的沙土地有極大的區別。堅持了四年，韓正雨選擇返回十堰老家。

韓正雨想起小時候每當逢年過節回家，火車在十堰站停靠，“我在車上蹦起來了，旁人看著不解”，“愛家鄉，像愛一個人一樣”……

【纖夫、太公與時代的背影】

“拉纖，是上灘的一碗飯”

隨著時代的發展，漢江邊原本常見的生活形態也隨之變化，以漢江水運為生的人們都在不斷地退場。“纖夫、水手、太公（船長、架長）、航標員、絞灘站員、渡口艄公，以至依托漢江而興盛的沿途商埠船幫、商戶、居民，都不得不經歷世事代謝，幾度沉浮之下，最終告別這條哺養了千百代人丁的河流。”袁凌在書中寫道。

2016年秋，住在隨州鳳凰山移民村的83歲的韓正龍，給袁凌講述著曾經作為纖夫的經歷。“在黃灘，水太大，船陡然打橫了，我趕緊把搭包子（纖夫墊在肩頭用于拉纖的挽具）脫手一扔，一個趔趄，船就下灘了，射箭一樣沖出去老遠……”袁凌直言，這只是韓正龍經歷的無數險情中的一次，在他遇到的眾多纖夫中也不算特別。“作為纖夫遇到更危險的情況，當然是掉下去，丟了性命。像我采訪的姜啟順遇到過好幾次險情，有一次他順水漂出去一兩百米，才抓住船幫獲救。”袁凌補充道。

拉纖，是辛苦活，也是上灘的一碗飯。“六月里撲在河里，汗把眼睛都遮住了。”韓正龍回憶著。“自20多歲起，韓正龍就長年‘趴在河壩里’，下水（船往下走）是水手，在船上搖櫓撐篙；上水是纖夫，在岸上拉纖。從十堰往上走到安康，往下一直走到武漢，返程一路拉上去……天熱的時候，纖夫不穿外衣，一個褲頭，肩上搭包子，人曬得黑紅，俗話稱‘黑肘子黑腿，不是拉船的就是老鬼’。下雪天也要拉，拉得人渾身冒熱氣像蒸籠，收纖放纖時人需要下水，冬天降水冰冷沁骨……”袁凌記錄著。正因此，韓正龍有著古銅色的胸膛和患有風濕的腳踝。

2019年的一個秋日黃昏，在陜西黃金峽下游江邊，袁凌見到了那一帶尚在人世的最后一位太公——楚建忠，他已年過八旬。當時，經歷了纖夫、水手、攔頭的磨煉，他才當上了太公。

太公，即一船之長，靠一副舵控制船的航向，因此只有舵手才有資格被尊稱為“太公”。“太公首要的是熟悉航道，帶領船只避開淺灘。力道的輕重，手法的準確，反應的快慢，決定了一條木船的生死。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下游石泉水庫擴容，公路運輸日益發達，太公的職業輝煌才真正走到了末期。”袁凌解釋。

見到楚建忠時，他正坐在馬扎上，手倚拐杖，看旁人下象棋。“由于老人口齒不清且地方口音很重，我們并未聊太多，只聊了聊他的大概情況。因為熟悉水情，為人機警，他來往黃金峽沒有發生過危險，但那時作為太公已經臨近水運黃金時代的最終落幕。告別水上生涯之后，他雙腿患上骨質增生，行走需要拄拐。他常和幾位后輩聊天，他們都姓楚，也都有過水上生涯的經歷。”袁凌講道。

那天，袁凌與楚建忠聊完，暮色漸濃，楚建忠“撐著雙拐踽踽前行，每挪一步都分外艱難”。袁凌看著他離去，拍下了他前行的背影，袁凌認為這像是“那一代人最后留下的背影”“一個時代的退場”。

【上岸、血液與漢水的身世】

每滴水都如此珍貴和稀缺

經歷過“黃金時代”的漁民老肖也回憶著過去：“年輕時一天打幾百斤，現在一天整幾斤魚。”今年56歲的老肖，有著30多年的打魚史，90年代漁場倒閉之后，他繼續待在船上。

2020年元旦起，長江十年禁漁的政策開始實施。同年9月，袁凌再次到湖北省潛江市澤口港，然而記憶中的場景已經蕩然無存，港口無處找尋，船舶不見蹤跡。“這實際上符合我的某種預感，自從長江和漢江流域禁漁十年的政策下達，那些漁民已經不會再維持當初的生活狀態。”

那時，袁凌撥通老肖的電話，得知他已經上岸三年了。“只會搞魚，岸上搞不好。”老肖說，他覺得船上自由，一條船放出去，往南走到洞庭湖湘江，往東走到沙市黃岡，半年才回轉。現在的他開始跟著大排檔老板烤串搞夜宵，他的烤串手藝，是上岸后在政府組織的培訓班里學習的。

袁凌認為，“漁民是現代社會的吉卜賽人，大多沒上過學，缺少技能，又在船上待慣了，上岸后從頭開始很困難。”

“一生愛吃魚，也愛打魚”的漁民老楊上岸之后，同樣試著開始新的生計。老楊最開始學著養雞，但去年暴發了雞瘟，“養不成”。之后，老楊又學著養蜂，他養的是一年取一次蜜的土蜂，暢想著以后再多搞幾窩蜂，“盡力發展”。

袁凌筆下的漢江的普通人，“是聚光燈以外的人，是承擔了宏大使命，卻又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人”。甚至是魚的記憶，是江水的清白，袁凌都要將它們記錄下來，這些是漢水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也是漢水的身世。

近年，尤其是旱季，一向寬闊的江面變得細小。但在近年來，經勘查顯示，在中國大江大河的水系之中，漢江的水質最清潔，上中游保持著一到二類水的品質，稍加處理可直接飲用。盡管地區不發達和邊緣化，但“不發達成了優勢”，清潔的水本身成了最稀缺的資源，漢江不再只屬于它自己。在袁凌看來，相對于承擔的重任，這條江水顯出幾許柔弱，而且相比于傳統的“母親河”黃河與長江，漢江更像是青澀的少女。

“在南水北調的大背景下，漢江，一條原本并不顯眼的河流，每滴水都變得如此珍貴和稀缺，如同血液。”袁凌寫道。

本版文/本報記者 韓世容

供圖/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