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最近的“氣球事件”以美國最先進的武器F-22猛禽戰斗機，擊落了最原始的觀察工具：一個漂流穿越美國領空的氣球作為結束。毫不奇怪，美國自認為“贏了” 。
斗爭繼而轉向內訌，共和黨全力攻擊拜登政府在這事情上的失誤及懦弱的表現。美國輿論對此事反應熱烈，美國政治人物則對“氣球事件”做出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回應，拜登政府不得不推遲國務卿布林肯的中國之行，這一行為也進一步惡化了目前已相當脆弱的中美關系。
在氣球狂熱事件發生的前幾天，美國空軍空中機動司令部司令米尼漢上將在一份內部的備忘錄中，預測美中將在兩年內開戰：“我希望我錯了……但我的直覺告訴我，我們將在2025年開戰。”這一說法雖然被美國國防部否認是官方立場，也有官員出來表示目前看不到兩國有開戰的征兆，但另一方面美國的輿論界不僅熱衷于傳播這個說法，并且差不多完全沒有不同的意見。臺灣海峽的局勢，已被廣泛認為戰爭迫在眉睫，臺海早已被《經濟學人》雜志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在臺灣問題上，中美一戰是必然的還是可以避免的？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當前美國國內以及被美國所帶動的各地反華情緒，與二戰后到冷戰前這段時間的情況非常相似。當時，美國朝野對蘇聯及其主導的意識形態缺乏基本的認識和了解。冷戰之父，喬治·凱南在他的成名之作：《長電報 》及署名“X”的 《蘇聯行為的根源》文章中，提供了一個對俄羅斯民族和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準確而深刻的介紹、分析和預見。這一系列文章雖然令喬治·凱南這個國務院內寂寂無名的中層官員聲名鵲起、終身受用，但并不為當時美國政府的領導明白及掌握，反而被利用作為冷戰的理論基礎。
”遏制之父“喬治·凱南（圖片來源：網絡）
后來美國在外交政策中對蘇聯的過度“遏制” 、圍堵政策，以及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采用的極端軍事手段，都令喬治·凱南在余下的大半生后悔不已。而美國當前的決策高層，包括政府內外的專家，對中國的認識甚至還不如上世紀40年代美國對蘇聯的認識。這種認知上的缺失是目前局面極度危險的來源之一。
在隨后的冷戰中，蘇聯很快就成功制成原子彈，美國便覺得在對抗共產主義的斗爭中可能處于劣勢，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會到來。這種建立在錯誤判斷基礎上的極其危險、帶有自戀性的思維方式，導致美國國內出現了一面倒的激進反共浪潮。這與美國的政黨和選舉政治文化有相當的關系，與目前中美關系的情況也非常相似。
這種誤判導致了美國在朝鮮半島戰爭上狂妄地采取反守為攻的戰略，隨后又大幅度介入了越南內戰，在各地發動了一場又一場，下場悲慘又代價高昂的軍事行動。在古巴導彈危機事件中，更因“核末日”可能出現，令這種情緒在國內幾乎失控。不少人認為這是美國作為一個國際主導力量開始衰退的主要原因。目前美國對中國出現的歇斯底里情緒，會不會引致同樣的后果，也是不少人擔心的問題。
事實上，正如喬治·凱南所指出的，蘇聯從未像他們想象的那樣強大，也沒有任意擴充勢力范圍的表現。其二戰后的政策及舉措，主要是維護在二戰中的戰果。共產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歐洲雖然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并不形成真正的挑戰和危機。
這與現在的情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國多次公開明確宣稱不稱霸，也無意輸出其政治模式或意識形態。雖然中國經歷了高速發展，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比起美國，中國自認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也沒有和美國“爭霸”的企圖和目標。自我發展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中國的基本政策，但顯然我們的這些行為及表述，在美國明顯并沒有多少聽眾及市場。
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美國都比中國強大。和中國的“不結盟”政策不同，美國還有眾多“盟友”。美國不否認目前仍然有這些優勢，但同時認定中國是唯一有能力、有企圖，能挑戰美國全球獨大霸權地位的國家。美國著眼的不是當下，而是未來。因此，就算中國只是努力專注自己的民族復興，改善人民生活，但發展下去的結果就必然會出現在經濟體量、某些科技領域、某方面的軍事能力上超越美國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美元更會逐漸失去其在全球經濟上獨有的角色與地位，這是美國不能面對和接受的事實。現實是，無論我們的主觀意圖及目的是什么，中國的發展必然會，或已經造成了全球大國力量平衡的變化。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
美國這次針對中國的論述，強調了中國是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不僅和美國有著不同的制度，在信仰和基礎價值觀上也是與美國互不包容甚至對立的。兩國的民族差異也是美國論述背后的潛臺詞。
美國形容中美之間是一場比賽、一場競爭。但這是一場沒有規矩的競爭，這場比賽也沒有公正人或是雙方都接受的裁判。這不是一場每個運動員各有跑道的100米田徑賽，而是一場沒有指定跑道的1500米田徑賽，運動員之間“出陰招”，出現摩擦、碰撞的機會非常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美出現戰爭的危險不能低估，而臺海就是最大的熱點。
臺灣海峽會出現戰事，已是美國多方面都已認定的一個問題。各種兵棋推演，探討各種作戰方法、演變過程和各方的勝算已經成為一個熱門的游戲。美國空軍司令員預計中美在兩年內會開戰，雖然他說出的論據很狹窄，就是臺灣及美國明年會出現的兩次選舉，但我們不妨在此基礎上對這一問題做一個探討。
中美是否會在2025年左右的時間出現戰事，有兩個前提。一是中國決定以武力統一臺灣，二是美國面對這種情況會出兵干預，造成中美兩國直接交鋒。
首先，這兩個前提并不一定能夠成立。中國雖然沒有放棄以武力統一臺灣，但以和平手段達到的目標仍是我們的首選。國家的反分裂法中，明確列出了除非在受到現實出現“臺獨”情況的挑戰，只在和平手段無望的情況下，才會動用武力統一臺灣。現在，臺灣以外的力量主要是美國——美國不斷挑撥臺海現狀，通過軍售、建立官方往來關系、政治人物竄訪、制定涉及臺灣的各種政策及法律，都是赤裸裸地干涉了中國的內政，侵犯了中國的主權，這是造成目前兩岸緊張情況的主要原因。
以美國前議長佩洛希為代表的西方政客竄訪臺灣加劇了臺海的緊張局勢（圖片來源：網絡）
這些行為導致我方提升了一些軍事行動，這是果，不是因。這種狀況進一步發展有可能導致武裝沖突，但也可能造成臺方出現談判的意愿。這是“以武逼統”策略的基本思維，成功的機會有多大雖然難以估計或量化，但這說明目前緊張的局面，并不一定會發展到武力統一臺灣的這一步。
如果出現了中國在紅線被打破，被逼使用武力統一臺灣的情況，美國是否會出兵介入，則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從俄烏戰事得出美國不會出兵的結論，是一個過分簡單的解讀。美國雖然沒有派出穿制服的人員直接參與俄烏戰事，但幾乎除此以外，早已全面介入這場沖突之中——提供情報，參謀獻計，包括打擊目標的定點，培訓軍隊，不斷提供越來越有殺傷力的武器，以及資金支持，說得白一點，根本是美國與俄羅斯在烏克蘭打仗，由烏克蘭出兵，其他都由美國負責。美國目前與臺灣的關系，絕對不比俄烏戰爭之前美國與烏克蘭的關系淺。美國總統拜登多次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毫不猶豫地表示美國會介入，但每次都被國務院事后澄清，可見“戰略模糊”仍然是美國政府內部希望保持的政策姿態。
但對美國來說，一個殘酷的現實是，美國進行了十多次兵棋推演，沒有一次是能勝出的。最近的一次也只是出現一個“三輸”的局面，即中美雙方均出現重大的傷亡及損失，而臺灣則會被打成稀巴爛，所以美國的統治階層，包括國防部的高層，也有認為不要打、不想打的“鴿派”。
民主黨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資深議員亞當·史密斯，日前在一個涉及“氣球事件”的聽證會議上就公開宣稱，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強國，以為可以戰勝中國是個危險的想法。他認為與中國開戰并不是必然的，也是應該避免的。美中之間應該尋找一個共存的辦法。但這樣的聲音，在美國仍然是非常薄弱及稀少。
當然，認為中美為了臺灣問題最終難免一戰的美國人也不少。這種觀點基于美國當局對臺灣的政策與中國政府對臺灣的基本立場和目標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國家的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而美國的臺灣政策則是反對改變臺灣目前與中國大陸分離的現況。美國方面的公開立場講得好聽一點是“反對任何一方以武力改變現狀”，然而美國又絕對不會鼓勵或推動雙方進行談判，從而和平解決問題，反而在背后全力阻止和平統一出現的可能。這樣做不僅符合其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又可以緩解美國的焦慮——美國擔心一旦失去臺灣，會對其在國際上的聲望造成重大的傷害，不僅封鎖中國的第一島鏈會失去作用，同時也會失去在東亞、東南亞，及至更大范圍的地緣政治優勢。簡單地說，美國擔心失去臺灣就會失去其在全球獨大的霸權地位——對美國來說，這可以是這個國家“生死攸關”的問題。
故此，中美之間的核心問題就是臺灣問題。如果能找到一個辦法，一方面讓中國達到國家統一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維持美國在全球的大國地位，安撫美國的“安全焦慮”，不失為走出這個死局的一種思路、一個辦法。要達到這個目的，首要前提是兩國需要就這一問題展開談話。
但臺灣問題不像香港回歸的問題，涉及另一個國家，英國。香港的回歸過程中，我們爭取到與英國的一個和平平穩的交接協議，使過程可以順利進行。雖然原則上，沒有英國的同意及配合，我們也可以單方面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然而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是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問題，不需要，也不適宜有第三者介入。
但如果中美之間的有關對話、交流，并不涉及兩岸關系這一內政問題，而是集中在海峽兩岸情況出現變化后，對美國及周邊地區的影響。這樣的一個討論議題，應該是在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范圍內的。但前提是，美國要有心理準備接受，臺灣回歸中國的可能。這與中英談判過程中出現的情況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中英圍繞香港回歸談判的初期，英方堅持“三條條約有效論”，即在19世紀與中國簽訂的三條涉及香港的條約仍然有效。英國當時其實在心理上也準備放棄對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但作為一種策略將其作為談判的交換籌碼，期望延續對香港的管治權。這就是英國在香港問題上“以主權換治權”的談判策略。但中國堅持香港的主權從來都在中國，條約是在武裝壓力下被逼簽署的，中國早已宣布不予承認，主權問題沒有談判的空間。
1983年7月25日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舉行第二輪談判（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這樣膠著對立的情況下，時間漸漸消失，1997年的期限漸近，英國被逼調整策略，建議“暫時放下”分歧，即不在條約的有效性和香港的主權問題上繼續爭吵，轉向在沒有任何前提的情況下，聽取中國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后計劃在香港執行的政策。在討論過程中，中國實際上也一定程度上讓英國參與了1997年后中國政府對香港政策的討論，給了英方發言的機會。這種轉變讓談判出現了轉機，最終在1984年雙方達成香港交還中國的協議。
同樣，如果美國愿意先放下對臺灣問題的某些保留，對兩岸統一進程暫時不持立場，同意與中國就統一后美國的相關利益進行探討，那么美國在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會受到什么樣的影響，能否在相當程度下得以維持，這些都是美國合理的關注問題，不涉及中國的主權、內政。在中國統一臺灣的過程中以及完成后，也有責任對其他國家地區原有在臺灣的關系以及各種經濟和商業利益、社會聯系，做出解說及交代。
美國對臺灣的興趣，雖然口頭上聲稱是關乎“維護臺灣居民的人權、民主、自由，及生活方式”，但其實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真正關注的，是自己的國際“聲望”及信用、地緣政治上的利益在這變化出現后會有什么影響。在臺灣當地關心的問題，實際上集中在高端芯片的供應、產業鏈的維持、敏感科技、高端武器的流失等方面。這些成為中美對話交流的實際內容及范圍，并不損害中國的主權。
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尋求與中國達成一個共存、互惠、和雙贏的狀態，本來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出路，這起碼是中國的態度。但在美國目前的統治階層中，這樣的聲音雖不是沒有，但非常少。也有美國的智庫專家認為如果美國的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能受到尊重及保護，美國也應考慮接受臺灣回歸中國的現實。但這樣的聲音非常少。
中美要避免“必有一戰”的結局，關鍵是要能在臺灣問題上找到協調的出路，并且遵循這樣的思路展開對話溝通。這種道路雖然機會不大，但不是沒有可能，差的只是一念之間。而現實情況進一步的冷酷發展，會是推動這一機制出現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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