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是值得被捍衛的，正因為有人類原生的恐懼，人才不會淪為野蠻的殺戮機器，希望才能夠得以留存。” 作家鄧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寫作重新審視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榮耀和弱點，捍衛了人類的恐懼權利，捍衛了彌足珍貴的個人立場，展現出了一位小說家深厚的人文關懷。
《人，或所有的士兵》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以七十七萬字的篇幅記敘了中國現代史中早期知識分子與民族，國家和命運同擔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評論稱，《人，或所有的士兵》所呈現的浩瀚之廣，可以視為托爾斯泰文學巨著《戰爭與和平》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回聲。
這部長篇小說曾在201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當年即入選了多種文學專業榜單，受到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肯定。經過三年的沉淀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再次出版這本書，讓好書抵達更多的讀者。本期不如一見，搜狐文化對話作家鄧一光，共話本書的創作歷程與思考，了解他如何以戰爭為尺度，書寫文明的沖突與人的成長。
由這本書的標題《人，或所有的士兵》，可以看出其側重。這一次，鄧一光就是想寫人，“寫人如何有尊嚴地活著，探究一個人為什么活著，對人進行靈魂拷問，包括人性的弱點”。這個故事不僅關于戰爭，還有關于一個人的成長，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文明的沖突，情感的糾葛。當事人或是我們都會在這樣的關系里面有所博弈、沖突、增長、撕裂。所以從某個角度上來說，我們作為人，其實都處在一些形式的戰場上，這里的士兵是一個廣義的概念。
主人公是構成故事的一個非常核心的載體，他是歷史上很多人的綜合體，經過作家形象化、典型化后有了郁漱石這個人物。在創作過程中，他首先置身于那個時代的環境，同時盡可能地理解在這個時代中這樣的知識分子、個體生命，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那些自身內部的成長過程，以及周邊環境對他們成長所影響的那些歷程。“當你進入了他的生命成長，就容易去寫出一代知識分子或生命個體的遭遇。”
寫作的一個困難的地方在于：我們不是歷史中人，卻要做歷史中人。最早，鄧一光對這段歷史不太熟悉。他認為，人類文明對于個體生命來說是斷裂的，但當我們去理解人類文明的時候，又不能讓它斷裂，所以需要去了解歷史。
他讀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這些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當事人寫下的。當時有很多香港的個體生命，他們留下過一些日記，在這場戰爭中，有很多人后來寫下了回憶錄，還有一些史料、檔案。從這些第一手資料進入后，他大體對那個時代發生了什么就有了一些了解。
此外，他還去占有更多的資料，了解歷史形成當時這種情況的原因，比如一些當時的文明、文化沖突、政治、領土、利益沖突……最后導致了戰爭；比如作為個體生命在成長過程中遭遇的一些情感、文化、認知沖突，導致了他成為這樣的人。有所了解后，再通過文學塑造的方式來寫出這樣的人物和故事。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認為，鄧一光用非常極端的存在境遇，來凸顯人性最深刻的靈魂搏斗。《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戰爭小說，同時也是存在主義的小說，非常極端的存在境遇里的人性最能夠呈現出復雜性。
對于作家鄧一光來說，寫戰爭不是他的目的，寫文明沖突、人的成長過程中的沖突，寫生命自身所遇到的困境，才是他的目的。
他認為，如果要寫一個故事，要在人類文明的尺度上回避開戰爭是非常困難的。戰爭，是一個人類文明沖突到了最高階段不可調和的結果，戰爭本身也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和尺度。把人的故事放在戰爭背景下去展開的時候，容易捕捉到人的精神嬗變。
選擇這一場香港保衛戰，主要是基于人物的考慮。郁漱石出生在上個世紀初，在上個世紀出去求學，離開家庭，走出族群，東渡日本，再去了美國，回到香港。那時上個世紀 30 年代到 40 年代，正好是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時候，也正好是整個世界沖突性非常大的時候。香港是太平洋戰爭中第一座淪陷的城市，這場戰役不是非常大，但它具有一個劃時代的意義。
過去，鄧一光寫了很多生而為人，在生活中不妥協，在命運中努力的人物。他覺得這不是他領悟、理解和觀察到的人的全部。他希望把人放在一個困境中，人的困境有很多種，有一個共性的困境叫囚禁。
他談到，囚禁是我們人生的一個非常大的困境。舉例來說，比如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會覺得自己不漂亮，這是囚禁在相貌選擇中；我們感覺沒有力量，囚禁在想獲得力量而不得的困惑中；我們囚禁在一些看上去所有條件都有，但“那不是我所需要的”一種生活環境中；我們囚禁在想去某些地方或者想做某些事情而不得的困境中。所以他覺得囚禁是一個母題，它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如果要把它形象化地表現出來，就必須要有一個方式，或者要給人物設置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戰俘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便是主人公定位為戰俘的原因。
他理解的戰俘，不僅有對人心、還有對人的理由的一種質疑。一戰之后，出現了很多戰俘，人們是很困惑的。他認為，（囚禁）不僅是在殺死人的身體，可能是在對自身之所以為人所有的合法性、正義性、正當性，做出一種精神的或者倫理的破壞。
《人，或所有的士兵》并不正面描寫戰爭，而是從郁漱石戰后被軍事法庭審判寫起，巧妙地以法庭的陳述、調查、舉證、公訴記錄等形式搭建起作品框架。這是由于作者認為“當你開始講一個自己都沒有經歷過、完全靠文獻去回到那個時代的故事，首先你要確信它。”他看了很多當時人的講話，聽了一些錄音，還有大量的照片和紀錄片。在這些過程中，他發現視角是很重要的，由誰講、哪些人講，這是關鍵的。如果完全采取讓主人公自己去講的方式，作為個人是成立的，但客觀性未必就被承認。而他太希望這段歷史不被掩埋掉，希望讀者關注到它。
在他看來，要讓讀者相信，第一個方式就是盡量客觀地、盡量權威性地使用一些文獻，這些文獻的使用必須是故事化的、文學化的。
第二，要出現一個結構性的講述，它不再是由某一個人來講，甚至不再是文學中、小說中經常使用的那種上帝視角，而是由十個人來講述，這十個人都和主人公有關系，且是不同的關系。
在這部小說中，人是最重要的，有戰爭漩渦里的人，也有稍縱即逝的人。小說中出現了蕭紅、許地山等人的香港生活印跡。鄧一光觀察到，不管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偉大的、渺小的，光彩的或者暗淡的。回過頭去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注意他愿意被人們注意到的一面。但是再回過頭來，把他作為一個生命來看，他身上有大量被我們忽略掉的東西，比如那些寂寞孤獨的、不在公眾場合表現出來的。
因為往往這些歷史人物是被提煉出來的，當把這樣的人物放在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時候，他就提供出不同于一個特殊人物的光彩了。同時，在那個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年代，他們有民族的切身之痛，他們希望這個國家富強、美好。這里的每一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都在參與國民性的建構，所以他們也構成了一段成長發展的文明歲月。
在此前的新書活動中，鄧一光曾說，“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為僥幸”。當再次談到書中“郁漱石之死”這個結尾的設定，他坦言，其實一個作家不一定能完全主宰人物，當人物活過來的時候，只能陪著他走。在這個小說的第一稿，其實沒有最后的這封遺書，主人公就是死了。但是他告訴責編，這個故事是沒有結束的。直到一兩個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就知道了，主人公還要去跟母親有一個交代。
他提到當時說“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為僥幸”這句話是有背景的，如果在無礙大事的時候，這句話過于緊張，過于矯正。而在這樣一個故事之下，他覺得可貴的不是呈現人的力量，人有多么的了不起。“作為生命，人這個種群很了不起，但也不能說幾千年的人類文化，它那么燦爛，就是全部的勝利。我們在說人的勝利的時候，更要有一些警惕，應該看到我們身上還有一些軟弱的，甚至膽怯的、恐懼的（一面），它們的重要性。它們不一定會幫助我們上升，不一定會幫助我們成就什么，但它會保護住我們那顆完整的、豐富的內心，讓我們的情感完整。”
訪談中，鄧一光提到了對于恐懼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原始的恐懼大多來自環境，而現在的恐懼好多是來自于自己的內心了。尤其是內心有敬畏、非常敏感、對外界有著虔誠或悲憫的關注的那些人，一些將人類和自己放在等同的條件之下，將千里之外的一顆落葉看成自己的那些知識分子，他們對恐懼的理解，好多是來自于自身，他覺得這里已經有了一個我們對恐懼的現代性理解。
鄧一光曾說：“我想關注人性中另外一些側面，比如一些脆弱和隱秘的內容，想知道它們在故事中會呈現出怎樣的光芒。”他認為人類文明的幾個主要方面，不管是宗教、哲學、文學，它們其實都在解釋人性。因為了解自己是最不容易的，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對自我關注、關照，對自我進行剖析和認知，以便做一個更值得的生命。這是我們對人性最基本的態度，至于手段、認知方式，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在本書研討會上，談及自己的文學觀時，鄧一光表示：“我時常詢問自己幾個問題：是否能夠在寫作中同時關注到歷史、當下和未來這三個向度？自己的寫作是否能夠承受住時間和文明的審視和批判？我的寫作是否能在更為廣闊的疆域中與世界構成有效的對話關系？”正因作家對自身的文學視野有著這樣的審視，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也勢必能夠經住時間的考驗。
文/劉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