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一帶一路”電影文化圓桌論壇如期舉辦。今年恰逢“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成立五周年，與會的嘉賓也是人數眾多，包括聯盟成員代表、國際產業嘉賓、策展人、青年導演等。他們就“本土故事的國際傳播”、“電影節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與解讀。
論壇現場
年輕電影人不妨盡情擁抱電影節
論壇開場，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廣播電視學系主任唐俊發布了《“一帶一路”主題國際電影節展跨文化傳播策略研究》的報告。
據該報告統計，自2018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發起成立“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至2021年，共展映了91部作品，分別來自46個國家的95位導演。其中，女性導演有23位；獨立制作為49部，來自31個國家；海外合拍作品為40部，中外合拍作品1部。其意義在于發現了一些難以在其它國際電影節平臺上看到的優秀電影，一定程度上彌補商業大片主導下市場機制的不足，構建了突破狹隘文化的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一帶一路”電影周展映的許多作品都出自青年電影人之手，而本次論壇也特意找來了四位年輕的導演，分別是馬來西亞導演柯汶利、印尼導演卡米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中國導演王麗娜與鄔浪。他們四位首先談起了自己第一次參加電影節的感觸。
柯汶利
柯汶利提到他第一次參加電影節是因為短片《自由人》。在他看來，參加電影節很大的意義在于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跟各領域的創作者的交流，打開了我的認識和看事情的角度。你會發現原來你創作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美學上的也好，理念上的也好，都是可以被討論的。”
《默殺》海報
柯汶利執導的《誤殺》是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的一匹黑馬，他的最新作品《默殺》在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后，同樣收獲了好口碑。
卡米拉·安迪妮
安迪妮透露她第一次參加電影節要追溯到2011年，雖然作品僅做了一次小規模的放映，但電影節本身仍令她大開眼界。她認為，對于年輕導演來說，參加電影節的經歷非常珍貴，因為這是你領略多元文化的大好機會。
《尤妮的婚途》海報
安迪妮的最新作品《過去，如今和之后》入圍了今年柏林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并且令印尼女演員勞拉·巴蘇基贏下最佳配角銀熊獎；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的是她2021年的作品《尤妮的婚途》。
王麗娜
王麗娜回憶說，自己第一次去國外電影節是帶著作品《第一次的離別》參加東京國際電影節。在她看來，最可貴的是跟觀眾的交流。“我記得有一位老人，他說自己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階段，可能沒有機會能夠去到許多地方。可是通過《第一次的離別》，他看到了那么遙遠的地方，還帶著童年的香氣，讓他又不禁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這種感受讓我特別震撼。”
《第一次的離別》海報
王麗娜的長片首作《第一次的離別》曾獲得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兒童單元最佳影片獎。據她透露，她的第二部長片《村莊 音樂》也已接近完成。
鄔浪
鄔浪導演與上海國際電影節有著特殊的緣分。2019年，他帶著劇本來到這里參加創投；今年，他的長片首作《雪云》則是作為“一帶一路”電影周的開幕片亮相。“在上海拿到了劇本的獎以及后來帶著短片去戛納電影節，這兩次經歷讓我感到電影節有著非常強的儀式感。它為電影人打開了一扇門，讓創作者得以走進去，有一個地方可以共同交流，充分領略電影的魅力。”
《雪云》海報
想要參加電影節，首先還是得有作品。那么，幾位與會的青年導演各自在創作上有什么堅持呢？柯汶利表示，他還是對類型片情有獨鐘，希望能將類型化做到極致。而他的新作《默殺》與《誤殺》一樣，也是一部犯罪題材的作品，改編自真人真事，聚焦一位少女的離奇失蹤。王麗娜希望自己的各部作品“看上去或許是不同的，但是底色又是相同的”。安迪妮透露，自己的每部作品都會采用當地的方言作為對白。因為在她看來，語言代表著不同的文化體系，展現出文化的多元性。鄔浪則強調自己直觀的感性層面，“一個故事或是一個人，我關切的是能否刺痛我，或者說溫暖我，讓我有感覺”。
“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目前的成員包括48個國家、55家機構，聯盟旗下的各家電影節都會展映其他國家的作品。至于什么樣的作品最受當地觀眾的歡迎，薩拉熱窩電影節的首席運營官阿明·哈季奇（Armin Hadzic）和意大利文化部電影和視聽總局的特別項目負責人羅伯托·斯塔維萊（Roberto Stabile）都表示：沒有確定的答案。哈季奇坦言自己在選片時，更偏愛新生代導演的作品，因為他希望能為本土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斯塔維萊更看重本土化的表達，在他看來，本土的同樣也是世界的。
而談到電影節存在的價值，哈季奇表示，對于年輕的電影人，電影節不是說僅僅為他們提供拍攝資金就行了，還應該讓他們的作品獲得更多曝光的機會。斯塔維萊強調電影節應該為多國合作拍攝電影創造一個好的平臺，這樣可以讓青年導演有更多機會得以完成作品；他也倡導青年導演不妨盡可能多地去到各個電影節推廣自己的作品。
電影節不應僅僅把作品邀請過來一放了事
“一帶一路”電影文化圓桌論壇的下半場，主要由幾位電影節的主理人和策展人現身說法。過去幾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各國的電影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幾位與會嘉賓也談了各自遇到的挑戰。
論壇現場
在上海國際影視節中心主任何文權看來，他最擔心的是經濟社會大環境對人們電影消費習慣造成的影響，“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正處于一個拐點上”。但他也表示自己對未來是樂觀的，“只要大家還有種‘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想法，不拘泥于內卷或躺平，我相信第七藝術的魅力始終會存在。”“這次電影節，我聽到很多聲音說是好久沒有參加這么盛大的行業盛宴了。我覺得電影節對于電影人，包括我們這些為電影節服務的人來說，就是我們的家。這個家是有生命力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這個品牌是有生命力的，正如上海這座魔都，自有它的魅力。”
何文權
地拉那國際電影節的創始者兼總監阿格隆·多米（Agron Domi）表示，作為一個帶有學術性質的電影節，其實過去幾年地拉那國際電影節受到疫情的影響不算大。他的挑戰在于，在觀眾的欣賞口味越來越商業化的當下，如何引導他們去挖掘電影的藝術價值。
阿格隆·多米
而盧布爾雅那國際電影節與紀錄片節的藝術總監西蒙·波佩克（Simon Popek）認為，與贊助商建立長期的信任關系非常重要，正是這點確保他們的電影節在疫情期間減少放映規模時，仍能有序運作。
西蒙·波佩克
開羅國際電影節的總監阿米爾·拉美西斯（Amir Ramses）則談到了如今發行模式的變化。“我注意到去年威尼斯電影節的很多作品，時隔一兩個月就在流媒體上線了。電影窗口期的縮短勢必會給電影節帶來變化。”“還有經濟問題也很重要。之前埃及遭遇了經濟危機，就在開羅電影節開幕前夕，美元匯率翻了一倍，這也給電影節帶來很大困擾。”
阿米爾·拉美西斯
中國電影資料館的節目策劃負責人沙丹，則談到了電影節對于觀眾的引導性。“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很多參加電影節的觀眾只是盯著一些經典作品，其實國際上很多其它電影節的觀眾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怎樣更好地引導觀眾走進電影院，去選擇觀看那些沒看過的作品，尤其是新片。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里談到的‘一帶一路’國家的電影作品就很重要。因為觀眾對這些國家的影像作品并不熟悉，說實話有些國家具體在什么地理位置觀眾都不是很清楚，這就要求我們的策展人、選片人發揮重要的作用，不是說把這樣作品邀請過來一放了事，還要做好宣傳工作，讓觀眾了解作品的價值。”
沙丹
談到電影節對于新人的培養與挖掘，何文權特別提到上海國際電影節有從短視頻到長片的六大版塊，供年輕的電影人展示他們的作品。他特別強調，“亞洲新人獎”是上海國際電影節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包括寧浩、曹保平等導演都是在這個平臺起步的；而像吳京這樣的演而優則導的電影人，也得以在這個平臺尋求突破。
拉美西斯提到，對于年輕電影人，開羅電影節不僅設有大師班，更有讓他們和有名的電影人一同拍片的工作坊。因為大師班可能只是聆聽名家的創作理念或劇本靈感來源，而工作坊卻可以提供實際操作的機會。工作坊結束后，獲得導師好評的年輕電影人還有機會獲得電影節的資助。
論壇的尾聲，與會的嘉賓就“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的成員之間如何能更好地保持聯動暢所欲言。沙丹認為，如何能讓“一帶一路”國家的電影作品進入我們的電影市場，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假如一部電影在電影節上放映后成了爆款，一票難求，那么它是不是在電影節期間放映三四次之后，在中國的生命周期就結束了？它能否有機會進入我們的發行領域或者在藝術院線放映，又是否有機會在我們的流媒體平臺上線？”
而拉美西斯表示，大家還是應該要經常保持溝通和交流。他笑言，這次上海之行讓他搞定了下一屆開羅電影節35%的評委人選。
最后，與會的嘉賓都對“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在未來的繼續發展壯大表示樂觀。上海國際影視節中心主任何文權對所有聯盟成員表示，“歡迎回來，歡迎再來，歡迎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