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來源：中國教育在線國際教育頻道
出身普通家庭的施一公承認，自己是應試教育的受益者，經過長期反復練習、備考，他取得文理科成績的平衡，鞏固強化基礎知識和技能，最終以優異的高考成績進入清華大學。
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解放后，民國的精英教育逐漸讓位于新中國的大眾教育。1977年恢復高考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不過，在教育最公平的年代，應試教育的升學體制更青睞循規蹈矩的學生。
“過分強調公平會對卓越產生壓制。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因材施教就是根據每個人的特點來進行相應的教育。”施一公辯證、客觀的評論能否改變高考體制呢？
“高考應該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給予學校和學生更多自主權，構建多元化的人才選拔方式，讓一些單科天賦異稟、創造力超強但不適應傳統高考制度的學生也能脫穎而出。”
其實，施一公提到的“更多自主權”觸及國內“統考統招”的根本體制。
2003年教育部下發《關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決定選取90所高等院校作為試點。
從全國而言，自主招生的范圍和數量都非常有限。實施自主招生的院校，自主招生規模不超過錄取總量的5%。
然而，由于這批試點大學集中了幾乎所有985名校，示范效應明顯，社會影響很大。
2003年教育部設立自主招生的初衷，是為了提高人才選拔的效率，打破高考成績作為唯一錄取標準的一元化模式。
不過，在試點推行過程中，“效率與公平”之爭始終存在，很難兼顧。2014年以來，教育公平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
2014年教育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規范高校自主招生試點工作的意見》，高考加分項開始逐步取消，標志著國內高校招生“自主權”受到限制。
2019年1月教育部《關于做好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嚴格控制自主招生規模”，強調“要在上一年錄取人數基礎上適度壓縮”。
2020年1月教育部發布《教育部關于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規定“2020年起，不再組織開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至此，全國高考又開始回歸“裸考”模式。
作為科學家，施一公對中國科研人員的現狀有清醒的認知：
“大多數中國科學家都如年輕時的我，傾向于選擇保險、可靠的科研方向。而猶太裔科學家則更愿意挑戰，選擇冒險、創新的研究方向。在做出最杰出科學貢獻的科學家中，中國人遠少于猶太人。強調標準答案、追求既定目標的保守思維方式是直接原因，而應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形成的根源。”
如果將中國高考和“美國高考”SAT比較，高考成績在中國大學的錄取中所占比重遠遠超過SAT成績在美國大學錄取中的分量。
這似乎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國內高校“嚴進嚴出”，海外高校“寬進嚴出”。
由此，在國內優質教育資源不足的形勢下，中國學生和家長開始選擇“填報國際志愿”，即申請留學或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高考后留學是“用腳投票”的模式，反映出教育市場的供需關系，也是從被動國際化向主動國際化的選擇過程。
教育國際化是另類的教育公平，是對教育公平極端化的修正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