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鐘雄，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數字戰略與經濟研究所所長

本文從數字經濟高質量視角看待目前的發展問題，以深圳作為案例，從三個方面來闡述當前的數字經濟發展：

首先，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是什么；

其次，深圳的數字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最后，深圳作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該如何實現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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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是攻方，中國是守方

首先，數字經濟是個龍興之地，也是我國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抓手，也是稍有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領域。

從城市角度來說，數字經濟發達的城市都是國家發展的龍興之城，從美國的硅谷，到中國的北京、深圳。

當前，數字經濟正在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格局進行顛覆性重構。在工業文明發展跨越數字文明的過程中，生產關系、城市競爭格局、社會生活形態等各方面都在圍繞著數字經濟進行更新和迭代。

從數字經濟競爭角度來看，歐美是攻方，中國是守方。

數字化是一個全球化共識，企業不轉型會被淘汰，當然也有些企業轉型會被淘汰得更快。

這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城市也好，產業也好，甚至全球化都在經歷一個新的變革，正朝著數字的全球化模式變革，因為全球跨境電商正在改變過去的貿易方式。

因此，數字經濟是國運之戰，歐美和中國的博弈主要圍繞著數字經濟進行，數字經濟是主戰場。

不管是軟件與硬件的競爭，華為、阿里、騰訊與IBM、蘋果、谷歌正代表中美，在各自領域進行競爭。兩國企業不論是市場規模、盈利能力，還是全球化布局，我們還處于相對的弱勢。

從大國博弈的戰略需要角度來說，我們需要這些互聯網企業合理的擴展、有序的擴展和健康的擴展，來保持這種競爭優勢。

此外，全球數字經濟進入一個新的創新周期，面臨著三個問題。

第一是策源，誰是數字經濟的策源地。

第二是融合，過去更多是靠數字產業的發展驅動經濟發展，接下來將更多是數字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數字與產業、城市、社會如何深度融合的問題。

第三是開放，我們如何構建一個商業的、能夠在全球領域駕馭數字經濟的生態，這比技術話語權要更加具有競爭力。

數字經濟的下半場更多圍繞數實融合進行深度發展，因而數實融合是未來最大的機會。

回顧我們互聯網以來的數字經濟發展歷程，我們也能看到數字經濟在中國的迭代，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十幾年前有人說上海是互聯網的沙漠，但現在可以見其發展之迅速。因此，筆者認為深圳在未來有更大的機會，與上海和杭州不一樣，深圳有強大的制造業產業基礎，因而產業的機會更多地在深圳。

當然，同時還有可能在北京，畢竟北京有大量的央企，這些央企都是產業航母，數字經濟的平臺企業能夠通過國有企業的融合發展找到機會。

前文所述都是軟件方面，其實在硬件方面也一樣。

過去發展較快的地區肯定是北京和上海，但發展至今，深圳也追趕上來了。

目前“卡脖子”技術主要發生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的產業。

在產業鏈供應鏈的通用零部件領域，如歐菲光、立訊等，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我們缺乏高通芯片、Google安卓系統等核心部件和系統。

在硬件領域，過去我們最大的機會是來自于手機所形成的產業體系，不斷通過技術和產品迭代驅動。未來，智能網聯汽車等將是數字經濟硬件最大機會，汽車將成為超級智能終端帶動產業和經濟的變革，并將影響和重新定義全球產業競爭的格局。

以一城看一國，大國要有大城。我也是從這角度說大城才是一國的龍興之地，用城市定義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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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競爭面臨四大挑戰

城市面臨的問題也是國家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于如何看待深圳數字經濟面臨的挑戰問題，數字經濟發展的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產業鏈供應鏈中的數字軟肋，如硬件的芯片、軟件的操作系統。

第一，缺乏中樞型軟件生態。

從統計口徑看，數字經濟以硬件制造為主，軟件偏少。而美國的硬件相對比較少，更多的是TO B或者圍繞軟平臺發展。基于此，深圳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標兵漸遠，追兵漸近”。

比方說，深圳的龍頭企業——騰訊曾經無限接近于美國巨頭，但現在二者差距正在擴大，騰訊在市值、增速等方面都低于美國企業。而與此同時，國內還有杭州、廣州企業也在追趕。

眾所周知，中國的數字經濟無“魂”，我國的軟件系統是沒有核心芯片的。過去我國是全球代工廠，未來還是否有機會？

“脫鉤”帶來的就是歐美連代工廠的機會都不愿意給你。面臨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如何布局？對于從軟件系統到EDA系統再到操作系統都沒有的中國來說，軟件系統其實不僅是技術問題，還是生態問題、如何架構的問題。甚至華為引以為豪的“三億多用戶”，在中國的市場也顯得很小。

第二是創新的突圍。

深圳缺乏全球一流的創新要素、頂級實驗室和科創人才。不只是國家實驗室，企業實驗室也很稀缺。雖然騰訊、華為都有很多實驗室，但還是北京、上海居多。

產業和科技是互為孿生，相互成就，沒有一流的科技創新能力，數字經濟難以走遠。

第三是主體的實力。

數字經濟企業實力的問題是當前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近三年中美公司發展情況比較，曾經兩者無限接近，如今美國企業在增長，而中國大多企業市值在下降。企業收入和利潤的增長、沒有資產的增值該如何融資？如何投資？尤其是華為，一年間的跨度如此之大。

再次是國際化布局問題。

深圳跨境電商領域一直以來都很有產品優勢，但這些平臺都是寄生于亞馬遜的大平臺下，過去一年多的封號，使得深圳跨境電商遭受災難性打擊。許多硬件和設施主要靠跨境電商走出去，但如今我們的產能變得難以出口。

此外，還有數字產業，無論是歐菲光還是富士康或者其他企業，受蘋果的全球布局的調整，如今都在轉場，前往印度、越南等地進行部署，因此深圳軟硬件發展均受很大影響。

如何看待深圳數字經濟面臨的挑戰？

綜上所述，深圳的數字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課要補、有很多硬骨頭要啃。尤其是關于數字經濟生態的布局，或許比芯片的布局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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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大錢，辦更大的事

數字經濟是一場經濟的革命，需要戰略性、系統性謀劃和布局，數字戰略比任何一個戰略都重要。

很多人將數字經濟更多地歸結為一個產業，或者一個產業集群，從這種角度思考數字經濟。

筆者認為這是不對的，我們需要一個全系統的思維去看待或布局數字經濟。在這方面杭州做得比較好，長期以來一直用一號工程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并且不斷加強政策供給，舉全省之力發展數字經濟。而深圳在這方面并沒有做到位。因此，深圳現在如何布局數字經濟，決定著其未來在全國的勢能和位置。

最后，關于深圳如何實現數字經濟新突圍、塑造新競爭優勢問題，筆者認為有“六最”突圍策略。

其核心是數字化改革，應該讓數字化滲透到管理的方方面面，以企業的角度進行推廣。但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推不動或者推得慢，就需要有最高能級的戰略統籌。因此，數字經濟應該成為深圳經濟最高的戰略，深圳要調整自己的產業體系。

目前“20+8”產業集群固然好，但沒有形成集群的合力，數字經濟需要航母、需要生態，不管是產業鏈供應鏈，還是軟硬建設，都需要構建生態共同體，用數字經濟來統籌“20+8”產業集群，將形成數字經濟“航母”。所以，深圳需要重塑新的政策體系架構。

第二個策略就是推出最有競爭力的扶持政策，舉全市之力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眾所周知，深圳財政收入比較高，卻沒有將大量資金投入在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優勢領域，而是分散在各個領域。

當然，也可以說深圳普惠，這是價值觀問題。但筆者認為應該花大錢辦更大的事。

此外，要用推動制造業的力度支持數字經濟發展，但目前我們的領導還是使用過去的工業思維看問題。

過去補貼制造業，是看投入了多少生產設備等實體生產資料；而現在的數字經濟投入的是人和研發開支，這些是不是固投、不是生產線、也不是大基建，是非實體的、無發票的，應該如何進行補貼呢？因此要將工業思維轉變為數字化思維，或者將工業思維用在數字經濟也可以，但是需要更強有力的政策支持。

第三個策略是要打造最開放的數字經濟生態。

這方面有兩個關鍵詞：開源+出海。

為什么開源？因為所有的硬件、裝備、軟件等，需要形成一個創新的共同體模式進行架構，建設一個能夠兼顧中外的數字經濟生態體系、標準體系，用開放開源應對產業鏈供應鏈“卡脖子”、斷供。

其次，要有數字經濟戰略性企業培育工程，全面推動深圳數字企業出海，通過這些企業架構一個整體的數字生態，而不是分散形態。包括出海，也需要軟硬協同。

此外，深圳市給企業更多擔當和彈性空間，做更多的探索，支持企業做大做強做優，鼓勵企業海外擴張，把深圳數字經濟的觸角伸到全球每一個重要領域。

第四個策略就是用數字讓深圳成為“數智深圳”，讓深圳更智慧，推動全面城市場景開放。

需要統籌全市，以大場景牽引創新，鍛造生態。要大場景，不是小場景。

目前深圳最大的問題是小場景，各區為政，福田一套、龍崗一套、南山一套，過多的數據孤島是行不通的，應該在政策或者產業等方面形成一個整體性架構。

第五個策略是架構更多的燈塔工廠群，把深圳打造成全球最具規模的數實融合新場景。

積極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圍繞重點產業、重點企業，建設一批數字燈塔工廠，推動深圳成為全球“數字制造的母工廠”。

最后就是爭取問題，爭取中央最大力度支持的問題。

要把深圳數字經濟打造成“國之重器”，就需要將數字經濟放在科技創新、生態環保等戰略高度。

筆者認為，數字經濟是真正的國之重器，是能夠真正與國際競爭，與美國競爭的事物，將把深圳推向全球并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與參與的能力。

綜上，深圳需要具備國際大視野、城市大戰略，開放全域式大場景，培育戰略性企業，把自身打造為最數字化的城市，通過其構建成全球最大的數字場景，把深圳建設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的第一城，面向2035、面向國際，打造全球數字化之都。

只有這樣，數字經濟才能真正地滲透到城市經濟的發展中，才能給企業更多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