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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李愿 北京報道

12月22日，第十七屆亞洲金融年會“養老金融新動力”主題論壇召開，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出席并做了“從‘二元性’國情看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的使命”為主題的演講。

鄭秉文所稱“二元性”，包括社會保障的“二元性”、勞動力市場的“二元性”、養老保險體系的“二元性”。

有利于促進城鎮化率提高

鄭秉文介紹，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最大的一個國情即是城鄉“二元”結構，城市與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明顯的差距，“于是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時候，建立了由兩個板塊組成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進而帶來了養老金的‘二元’結構，待遇水平差距非常大。”

統計顯示，在我國2.9億新市民中，只有6、7千萬人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絕大多數新市民參加的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鄭秉文認為，這種情況為我國城鎮化帶來一些問題，按照聯合國預測，2050年我國城鎮化率要達到80%（2021年為64.7%），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農村居民人數會減少到2.7億人，也就是每年會有大約2000萬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來。

“到2050年前后，也正是目前的青壯年開始領取退休金的時候，由于‘城鄉居保’過低的退休金，會對未來十幾年甚至三十年的城鎮化率水平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很可能產生逆城鎮化的現象。”鄭秉文表示，因為養老金水平低，新市民“心在曹營心在漢”，難以扎根，也不能享受到以社會保險為主要代表的公共服務。

“普及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彌補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養老金水平較低的現狀，有利于促進城鎮化率的提高，有利于消化逆城鎮化的趨勢和現象。”鄭秉文認為。

對沖第一支柱替代率下降壓力

眾所周知，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特征非常明顯，這導致兩個問題：一是建立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目的就是為了退休收入來源的多樣性，穩定和增加退休收入水平，提高退休收入的替代率水平，但絕大多數城鎮勞動者沒有參與第二支柱的資格，尤其是靈活就業人員，第三支柱是唯一希望；二是第一支柱替代率面臨長期的、趨勢性的下降壓力，建立第三支柱可以對沖第一支柱替代率下降的作用。

鄭秉文介紹，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估算，中國非正規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例高達54.4%，高于所有歐美發達國家，“平臺經濟這種就業形態在中國特別發達，對經濟增量貢獻度也很大，但是他們沒有雇主或者是加盟的性質，沒有正式勞動關系，導致他們不可能參與企業年金，他們只能指望著建立第三支柱。”

“我國第一支柱目前社會平均替代率是45%，雖然我國連續18年上調養老金，但面臨著下降的壓力，從漲幅就可以看出來，2015年之前每年的漲幅是10%，2015年以后就連續下降。”鄭秉文表示，因此從勞動力市場的“二元性”來看，個人養老金的替代功能是它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

養老金財富藏富于民

《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提出，到2035年，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學有效；要夯實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會財富儲備，通過完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優化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格局，穩步增加養老財富儲備。

鄭秉文認為，從養老保險體系的“二元性”看，我國養老金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占比太低；二是結構失衡。

“中國的養老金占GDP比重太低了，截至2021年底，中國各類養老金共計11.8萬億，占我國GDP比重是10%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達到72%，發達國家（7強）平均水平超過100%，我國養老金的儲備功能沒有發揮出來。”鄭秉文介紹。

從結構來看，鄭秉文表示，我國儲備基金加第一支柱養老金共計9萬余元，占GDP8%，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僅占GDP2.5%，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他們的養老金儲備絕大部分是第二、第三支柱，“結構失衡是我國大力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金的重要目的。”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養老金財富藏富于民作為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金制度的一個重要目標。”鄭秉文認為，我國GDP總量早就全球第二，但養老金財富儲備與全球GDP第二的地位非常不匹配，“在我國即將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前夕，我們養老金制度也應站在新起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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