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姜妍
2022世界杯賽事已經進展到最后的決賽階段，除了牽動人心的比賽過程、一些出乎意料的比分結果，世界杯還引發了人們對一系列文化問題的探討——足球越來越歐洲化了嗎？這項運動變得越來越像資本與政客的游戲嗎？從踢球人與看球人的心態里，我們可以看到怎樣的身份認同？在日前舉辦的“文史哲亂燉世界杯”系列圓桌活動中，劉思達、傅正、潘妮妮等來自社會學、傳播學與政治學的學者，共同圍繞著“世界杯、大國競爭與全球（后）現代性”展開討論。他們的交流從足球多樣性的消失、歐洲霸權的影響，延伸至球員與球迷的身份認知。
在圓桌中，許多嘉賓都強調，看球帶來的純粹樂趣難以被分析、被拆解。作為球迷，更愿意直接沉醉在競技之美里，感受足球的迷人快感。但世界杯從來不只是關于足球本身，文化視角可以提供新的眼光，當綠茵夢醒，狂歡退去，我們更加理解了這項運動背后的復雜世界。
趨同的踢法，霸權的歐洲
早在20年前，著名的球迷記者加萊亞諾曾感嘆，世界杯由歐洲的球隊與裁判占領，南美的足球天才們盡數流失到西歐五大豪門聯賽。相較彼時，本屆世界杯上所體現的歐洲霸權更嚴重了。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法學院副教授劉思達認為，在近二十年里，不同球隊的風格日益趨同，歐洲風格席卷世界所有地區，“歐洲對世界足球的霸權滲透到了每個隊員對足球的理解，戰術風格，這些東西都很難打破，除非在歐洲之外出現一個六大聯賽。”他回憶二十年前看比賽的感受，強隊都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但現在每個球隊都踢得一板一眼，“荷蘭打防守反擊，阿根廷如水銀瀉地般的小配合越來越少，每個球隊都踢得很像，因為隊員都在歐洲接受訓練。”不管是阿根廷和巴西隊的球員，還是今年進入世界杯四強的摩洛哥隊，無一例外都是如此。
劉思達還提到博斯曼法案對足球隊踢法趨同的影響，該法案認可歐盟球員有權在不支付任何轉會費的情況下，到另外的歐盟國家踢球，并且廢除了“外國運動員限制”的規定。自此之后，歐盟球員加速了流動，五大聯賽風格差異也越來越小。
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傅正也談及博斯曼法案對足球運動的影響，在資本和球員的流動幾乎不受限制后，足球脫離了傳統俱樂部模式，遠離了地域文化和當地人群。“早先時期，歐洲的天主教、拉丁系球風，和新教國家有很大差別，現在所有的國家都差不多，地域文化對足球的影響越來越小。”傅正舉了巴塞羅那與皇家馬德里兩家俱樂部的例子，1899年，加泰羅尼亞地區已經有了自己的聯賽，巴塞代表了加泰羅尼亞地區自治運動，皇馬則是西班牙王權的象征，兩個球隊背后有完全相反的政治立場。“今天他們都是同一個贊助商，巴塞已經很難說自己代表加泰羅尼亞地區了，球隊與自己代表的人群越來越遠。 ”傅正把博斯曼法案比做足球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球隊的族群特點、階級特點都已經不在了，最關鍵的是金主而不是你代表的人群。它和傳統政治文化關聯越來越小，體現的是金元腐敗和門閥政治。”
“金元足球”與歐洲霸權之間彼此加速影響，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潘妮妮提到了已經停辦的洲際杯，該賽事曾經每年都組織歐洲和南美洲最強的俱樂部進行較量，經常有美洲冠軍戰勝歐洲冠軍隊，但現在，美洲球隊在世界杯上越來越難以取勝。如今，歐洲球隊吸納了大量其他地區的球員，以功能模式培養他們，“有點像殖民時代的分工”，潘妮妮談到。“據說所有的小國球隊都在練邊鋒，因為邊鋒年紀輕輕就能賣出去，還能獲得很強的視覺效果，讓金元足球的資本運作起來。”她認為這也是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打防守反擊的原因，“優秀邊路變多了，但這些很年輕的球員也在資本市場上被當作消耗品買賣。”
然而，潘妮妮懷疑能不能把當下足壇簡單地稱之為“歐洲化”，她認為頂級聯賽、中東能源資本的進入、媒體和互聯網的力量等都共同構成了新的足球形態，并同時沖擊著歐洲對自身足球的認知。“在歐洲處于足球邊緣的小國家，本國的青訓體系，都已經開始慢慢適應大聯賽的需求，很多的歐洲小國，比利時也好，北歐三國也好，在當年都是非常強的隊，現在都已經被邊緣化了。”曾經屬于非洲和美洲的困境，如今也變成了歐洲內部小國的困境。
同一個世界杯，復雜的身份認同
為何不同地區的足球表現有如此大的差距？潘妮妮在發言中提及不同國家多態的足球文化：歐洲把足球看作生活方式、社區活動。在南美，足球是事業，是階層上升的通道，足球還被當地黑幫深深影響，各個因素混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南美足球的樣態。在亞洲，韓國足球被國家力量深深影響，日本的足球文化則深入學校教育，它們在二戰時期開始就發展體校制度，足球是基礎教育中最常見的課程。
不同國家擁有不同的足球傳統，面對同一個世界杯時，激起的身份認同問題極其復雜。世界杯中很多球員雖然代表祖國出戰，但本身也具有多重身份和國籍。布蘭迪斯大學副教授王璞在活動中談到，足球的政治里隱含著歐盟內部的政治，他舉例今年世界杯第一輪小組賽瑞士對喀麥隆的例子，瑞士前鋒恩博洛在射門進球之后，并沒有展現出慶祝的舉動。因為恩博洛出生在喀麥隆。很小的時候隨家人到瑞士定居，17歲時才獲得瑞士國籍。他曾和隊友溝通，如果他在這場比賽中進了球，不要在球場上共同慶賀勝利。
傅正也發現，世界杯各個國家的歸化球員越來越多，在法國奪得2018年世界杯時，脫口秀主持人崔娃有一句著名的調侃：非洲拿了世界杯冠軍。傅正還例舉了其他球員的例子：德國隊的厄齊爾是土耳其裔，他和德國隊許多外裔球星都拒絕唱德國國歌，在退出德國國家隊的聲明中他寫道：“我有兩顆心，一顆屬于德國，一顆屬于土耳其。”比利時隊經常發生內訌，也和比利時國家的文化也有所聯系——“一半是法語區，一半是荷蘭語區，球員雙方很難溝通，”傅正說。
不僅呈現了多重身份認同的拉扯，新的身份意識在世界杯期間也被重新喚醒。匹茲堡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丁悅觀察到，在冷戰時期，泛阿拉伯和泛非運動影響廣泛，雖然冷戰后這兩個身份認同被認為消失了，但在世界杯期間似乎又重新出現。“當摩洛哥被譽為第一個進入世界杯半決賽的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為它取勝感到非常開心。”相似地，一些中國球迷看到日本韓國打敗歐洲隊時也會感到驕傲，她認為，世界杯讓我們意識到身份的多重性。
丁悅還提到，足球里國族、帝國問題往往和性別相互作用。最近網上常出現一種說法：法國和摩洛哥是第一個在世界杯半決賽交鋒的前殖民國和被殖民國。丁悅比較2011年和2015年兩屆女足世界杯決賽，雖然當時也有美國和日本對決的比賽，但卻沒有引發類似的評論。“一方面日本和美國的關系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殖民與被侵略者，另一方面，會不會因為我們對帝國的想象里都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丁悅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