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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星期六

明朝是中國古代唯一崛起于南方、統一北方的王朝，在建國之初，便擁有十分強大的水軍實力。

—— 《明代的王朝國家之路》

洪武時期“不伐海外”的對外立場

中國東臨廣闊的太平洋，擁有綿長的海岸線，憑借這一地理條件，中國古代官方很早便與遠隔重洋的其他國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來，民間更是很早便開始了遠洋航行與海外貿易。但從地緣政治角度而言，中國古代官方一直呈現重陸輕海的地緣選擇，地緣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內陸，而非東亞海域。

之所以如此，有三個原因。一是廣闊的東亞大陸已為中國先民提供了足夠的生存空間，在古代交通條件下，海洋的阻礙性要超過交流性，海洋的可利用度遠低于陸地，三國吳國長史薛綜勸諫孫權親政公孫淵，指出：“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霧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中國古代先民主要活動空間是在陸地，而非海洋。二是中國古代北方族群對漢人長期形成了沉重壓力，漢人從而一直將北方族群視作最大敵人，將北部邊疆視作邊疆重心地帶。王賡武認為，“以都城南京為核心的永樂世界本可以在陸地與海洋之間平等地劃分”，但永樂帝借鄭和下西洋，知曉當時尚不存在能夠對明朝構成威脅的海上力量，遂將經營重點北移至防御壓力甚大的北部邊疆，“永樂皇帝的海外世界很快地讓步于永樂皇帝的陸上世界”。三是東亞海域諸島國勢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華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脅者；由于長期缺乏來自海洋上的敵人，元代之前，中國古代一直缺乏對于海疆的軍事經營，軍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陸疆，而非東亞海域。

中國古代在地緣政治上選擇重陸輕海，并非完全放棄海洋，“天下秩序”也包含海洋版圖，只是中國古代主要不是通過經濟形式，而是通過政治形式，將海外國家納入藩屬體系中來。而在用力程度上，也不如經營內亞陸疆那樣積極。上古、中古時期，中原王朝皆崛起于北方內地，不擅水戰，因此海洋經略的軍事條件相對欠缺。近世時期，宋、明兩朝對于海疆開拓，皆不甚上心，對于東亞海域之關注遠不如對于亞洲內陸。

與以上政權不同，蒙元帝國十分重視海洋空間，對朝鮮半島發動近十次戰役，三次攻打日本，多次南下東南亞。最終，蒙元帝國在朝鮮半島設置征東行省，在緬甸設置緬中行省，除了日本以外，都與元朝建立了宗藩關系。在此基礎上，蒙元帝國開展起頻繁、發達的海外貿易。

明朝是中國古代唯一崛起于南方、統一北方的王朝，在建國之初，便擁有十分強大的水軍實力。與其他時期的農民叛亂不同，元末紅軍領袖許多都起家于海外貿易，紅軍也在南方湖泊遍布的地理環境下，發展出十分強大的水軍。張士誠、方國珍都是走私海鹽出身，地盤又都在東南沿海，擁有強大的水軍實在情理之中。而崛起于長江中游的陳友諒，水軍實力更強。在決定朱氏政權、陳氏政權命運的關鍵性戰役——鄱陽湖水戰中，陳友諒的水軍實力獲得了充分展現。《明史》載：“友諒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載家屬百官，盡銳攻南昌，飛梯沖車，百道并進。”由此可以看出陳友諒艦船規模巨大、結構復雜、功能多樣，并通過船載騎兵的方式，實現了水戰與騎戰的結合。

朱氏政權雖然崛起于淮河流域，但憑借巢湖水軍奪取南京，因此水軍實力也不可小視。朱氏政權水軍火器配備十分齊全。《國初群雄事略》載：

陳友諒親率大船進鄱陽湖來侵，徐達棄圍援之。上親領舟師往征，衣甲、鎧仗、旗幟、火炮、火銃、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槍、大小將軍筒、大小鐵炮、神機箭及以蘆席作圈，圍五尺，長七尺，糊以紙布，絲麻纏之，內貯火藥捻子及諸火器，名曰“沒奈何”，用竿挑于頭桅之上，兩船相幫，燃火線，燒斷懸索，“沒奈何”落于敵船舟中，火器俱發，焚毀無救。

在鄱陽湖水戰中，朱元璋正是針對陳友諒船艦巨大卻較為笨重的缺點，借助風勢，利用火攻，從而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國初群雄事略》載：“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炮聲雷鞫，波濤起立，飛火照曜，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二三萬人，流尸如蟻，彌望無際。”從這里描寫的戰爭場面，足見鄱陽湖水戰之壯觀，將之稱為世界古代歷史上最大規模水戰之一，應無問題。

鄱陽湖水戰后，朱元璋軍隊繳獲了陳友諒水軍大量船只、裝備，從船艦名稱也可以看出其形制巨大。“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余艘，及戰舸數百。”這支龐大水軍極大地壯大了朱元璋政權的水軍實力，并成為后來朱元璋威逼周邊海洋國家的依仗。了解到這一點，便不會對鄭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壯舉感到驚訝了。永樂、宣德時期，鄭和能夠打造62艘長44丈、寬18丈的船隊，運載27000多名船員，七下西洋，完全體現了明初水軍實力居世界首位。

但在擁有如此強大的水軍實力的前提下，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在內斂的疆域政策下，對于經營地理、氣候、族群都與中國明顯不同的周邊政權，呈現出保守、節制的立場，明確宣布“不伐海外”的基本立場，從而顯示出與元代完全不同的對外政策。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后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

朱元璋這里所說的“海外蠻夷之國”，是今天東亞、東南亞諸海洋國家；而“西北胡戎”則是以蒙古人為主體的北方族群。

元代以來，來自日本列島的“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永樂時期，閣臣黃淮記載明初日本依仗海洋天險，對明朝構成了一定威脅。

彼東南滄溟巨浸，茫然與天接，蕞爾之地，猥處海隅，而以國名者，曰日本，即古之倭奴也。亦曾上表稱臣，稟奉正朔，聚落散處對馬、長岐諸島嶼，頗近我邊疆。其人恃習波濤之險，乘風信駕，輕舠竊發，寇邊雖莫我，虞不可無攘斥之備。

朱元璋最初認為“倭寇”是由日本派遣，為此派遣使節，用如同恐嚇朝鮮的語氣，威脅日本。

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己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飭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

在了解到日本與“倭寇”的行為并無關系后，朱元璋態度有所緩和，表示若日本不來擾邊，便不會發動戰爭。“嗚呼！朕為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眾、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反之，便會進攻日本列島。

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對于“倭寇”，洪武時期明朝并無在海洋上出擊，加以軍事打擊的計劃，而是采取內斂的近海防御的策略。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如同在北部邊疆內遷民眾一樣，一方面將沿海民眾內遷，從而堅壁清野；另一方面也在東南近海地帶，修建了類似于長城的各種軍事設施，比如營堡、墩臺等。從北至南，沿東部沿海地帶，綿延分布。“惟昔太祖高皇帝經營防御，徙旁海居民于內地，連筑城障，或各守信地，或交相應援，隨機制敵，法至密也。”主持此事者是開國功臣湯和。而湯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紅軍的一支，起家于海盜的方國珍的侄子方鳴謙。“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顧謂和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常訪以御倭策。”方鳴謙從近海防御立場出發，提出在東部沿海設立衛所，并設水陸軍隊，獲得了朱元璋的認可。“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御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湯和從而在浙江海岸廣設衛所。

和乃度地浙西東，并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筑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者，齒吾劍。”逾年而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余人。

對此，明清時人也有清楚認識，認為中國古代海防起源于明代。“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嚴于防，自肅廟時始也。”“海之有防，歷代不見于典冊，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嚴于防，自明之嘉靖始。”

摘自本書第三章

篇幅有限，注釋從略

明代的王朝國家之路

社科文獻出版社·九色鹿

趙現海 著

定價：158.8元

ISBN：978-7-5228-0804-8

內容簡介

★ 關注明代的國家形態和天下秩序，用宏大的格局縱覽明王朝的歷史
★ 考察明朝邊疆立場、政策的變化，剖析明代邊疆治理困局和地緣政治
★ 從內斂到收縮，看明代“中華亞洲秩序”的重建、維系和動搖

歷史研究不僅應重視時間性因素，還應考慮空間性因素。在西方話語體系影響下，關于國家形態的研究，往往從具有濃厚西歐歷史烙印的民族國家出發。但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中國，擁有廣闊疆域、多種族群、多元文化的“王朝國家”，在歷史上發揮著更為長期而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的王朝國家，是國家形態與王朝體系的結合體，相當于民族國家與區域國家秩序，乃至全球國際秩序的結合體。王朝國家一方面具有整體性的發展優勢，但另一方面長期存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乃至沖突與對立，邊疆地區成為威脅王朝穩定的主要“歷史爆點”。在西歐民族國家“輕裝上陣”，開展整體社會動員的同時，同一時期的明朝仍然延續了王朝國家形態，一方面繼續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發展，但另一方面卻難以形成整體變革，甚至將主要精力投入邊疆治理，政權仍然滅亡于來自邊疆的威脅。民族國家與王朝國家的不同道路，構成了近代時期中西分途的歷史根源。

作者簡介

趙現海，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古代通史研究室主任，2020—2021年掛任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入選2019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兼任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促進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中外語言合作交流中心新漢學計劃學術顧問、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兼職研究員。長期從事長城史、明史與中國邊疆史的研究，著有《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明長城時代的開啟》《十字路口的長城》《十字路口的明朝》。《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一書獲第五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三等獎。合著、合編有《中國通史大師課》等，發表論文90余篇。

圖書目錄

導言 從王朝國家發現中國歷史
一 近代西歐的民族國家之路
二 “王朝國家”概念的提出
三 古代世界的王朝國家之路
四 中國古代的“天下秩序”與“王朝國家”
五 中國古代的“差序疆域”與“邊疆爆點”
六 近代史的起點與明代中國的歷史分途
七 明代族群、邊疆觀念研究綜述

第一章 洪武初年的“內斂型王朝國家”取向
第一節 蒙元“內北國而外中國”的族群立場
第二節 元末明初“復宋”明流與洪武初年“漢人主體國家”的重建
第三節 洪武初年明朝與北元南北分治的政治立場
第四節 洪武初年劃漢人疆域以自守的戰略態勢
第五節 洪武初年明朝對西北邊疆的隔膜
第六節 洪武初年建立“內斂型王朝國家”的深層根源
小結

第二章 洪武時期王朝國家的“差序疆域”
第一節 洪武前期北疆兩翼“復合邊疆”的形成
第二節 洪武前期漠南“緩沖邊疆”的形成
第三節 洪武中后期東北衛所、羈縻衛所“復合邊疆”的形成
第四節 洪武中后期漠南草原衛所、羈縻衛所“復合邊疆”的形成
第五節 洪武時期南方衛所、土司“復合邊疆”的形成
小結

第三章 洪武時期“中華亞洲秩序”的重建
第一節 中國古代的“中華亞洲秩序”
第二節 洪武時期西域地區宗藩秩序的確立
第三節 洪武時期“不伐海外”的對外立場
第四節 洪武時期朝鮮半島宗藩秩序的恢復
第五節 洪武時期明朝與東南亞國家宗藩關系的恢復
小結

第四章 永樂時期王朝國家的盛世危機
第一節 漠南草原的農牧社會與族群融合
第二節 洪武后期朱棣在漠南草原的核心角色
第三節 朱棣“華夷一家”思想與“中華亞洲秩序”的輝煌時代
第四節 永樂初年收復交阯及其軍事代價
第五節 永樂時期蒙古高原的“五征三犁”與漠南防線的內徙
第六節 永樂時期明朝在青藏高原與西域地區的松散統治
第七節 鄭和下西洋與傳統航海時代的最后輝煌
小結

第五章 仁宣時期“內政本位”取向與“收縮型王朝國家”
第一節 中國古代邊疆決策中的“內政本位”傳統
第二節 仁宗邊疆收縮立場與北部邊疆的防御觀念
第三節 宣德時期開平衛內徙的多重因素
第四節 開平衛內徙后的陰山坦途與蒙古南下
第五節 宣德時期“內政本位”觀念下的放棄交阯
小結

第六章 正統時期王朝國家的南征北戰與軍事災難
第一節 正統時期宦官崛起與“華夷無間”族群觀念
第二節 正統朝廷邊疆政策的轉變與“麓川之役”的發動
第三節 “麓川之役”的政治爭議與戰役得失
第四節 正統時期明朝對瓦剌的綏靖政策
第五節 瓦剌蠶食明朝外圍邊疆的行動
第六節 “土木之變”軍事災難的發生
小結

第七章 明中期的河套危機與“搜套”行動
第一節 “河套”釋義及其“過渡階梯”地位
第二節 宣德以來蒙古進入河套與天順年間的“搜套”行動
第三節 成化初年毛里孩駐牧河套與明朝再次“搜套”
第四節 成化二年楊信搜剿毛里孩、阿羅出無功
第五節 成化六年朱永搜剿阿羅出的階段性勝利
第六節 成化八年明軍驅逐癿加思蘭、孛羅忽、滿都魯與“搜套”成功
小結

第八章 明中期西北財政危機與移民河套的空想
第一節 成化時期移民河套、固定控制的方案
第二節 西北地區的脆弱生態環境與匱乏的財政狀況
第三節 “搜套”行動引發的西北動蕩與戶部的反對立場
第四節 河套生態環境的變遷與成化時期移民河套的不可行
第五節 明初空置河套的地緣政治根源
第六節 明前期河套周邊薄弱的防御體系
小結

第九章 “內政本位”觀念與榆林長城的修筑
第一節 延綏鎮巡撫的政治職責及余子俊與戶部的淵源
第二節 成化時期西北巡撫反“搜套”立場與長城方案的提出
第三節 成化前期兵部的人事更迭與白圭的強勢“搜套”
第四節 榆林長城防御體系的建立
第五節 榆林長城的示范意義與“明長城時代”歷史潮流
小結

第十章 明中后期王朝國家的四面楚歌與隆慶改革
第一節 明中后期王朝國家失去河套
第二節 明中后期蒙古的全面壓制與多次求貢
第三節 明中后期越過長城的漢人與“板升”群體
第四節 “隆慶開關”與“俺答封貢”的歷史變局
第五節 明中后期邊疆困局的延續
小結

第十一章 晚明王朝國家的地緣危機與最終滅亡
第一節 全球化潮流中“中華亞洲秩序”的動搖
第二節 長城的被動特征與“反噬效應”
第三節 “看邊”建州女真的軍事叛亂
第四節 明末陜北社會的“軍事化”特征與軍民叛亂
第五節 “新農戰史”的提出——以張獻忠研究為例

小結

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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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策劃：周暢 竇知遠

審校：宋榮欣 李麗麗

轉載自：鳴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