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教育都是每個家庭中非常重要一個環節，為什么這么說呢，很多家庭為了讓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煞會苦心，但是不一定會獲得效果這才是真正愁的地方，孩子出門的言行舉止就能看到一個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是什么樣，有句古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課外教育也很重要，那么現在小編就為小伙伴們收集到了一些課外知識，希望大家看了有所幫助。

武大人無論走到哪里，有八個字常在心頭回響：自強，弘毅，求是，拓新。

這八字校訓是在上世紀90年代，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陶德麟擔任校長時擬定的。陶德麟掌校時期，秉承這一校訓精神的武大師生團結一心，砥礪奮進，學校各方面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對武大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只是陶德麟激蕩人生的一個截面。他人生的每個節點都充溢著膽識與銳氣，體現出堅如磐石的信仰與執著。從青年時期求學開始，他的一生都扎根于珞珈山，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獻給了黨的理論事業和教育事業。

5月24日，陶德麟因病醫治無效在武漢逝世，享年89歲。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生前曾說過：“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師李達一樣，致力于‘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如果有來生，我還愿意做一名哲學教師。”

執著于真理，敢于為國家為人民為時代發聲

陶德麟與哲學結緣，離不開一個人：李達。1952年，李達就任武漢大學校長，親自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當時陶德麟是大四的學生，奉派為李達整理講課記錄，成為李達的得力助手和學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從此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和研究作為終身職業。

1961年，李達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指定由陶德麟執筆。1965年冬，38萬字的上卷《唯物辯證法》送審稿完成。

“文革”結束后，陶德麟懷著滿腔熱誠，迅速投身黨的理論事業。1978年，他在真理標準討論會上作《關于真理標準的幾個問題》專題發言，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在同年第10期《哲學研究》上發表。

武大哲學系畢業生、武大教授駱郁廷說：“陶先生追隨真理之心不曾動搖。他的信仰從不因客觀環境的變化、別人的閑言碎語甚至打擊而改變。這種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氣，使他敢于為國家、為人民、為時代發聲。”

執著于創新，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

從1953年留校執教到2018年從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的崗位上退休，陶德麟在武漢大學工作長達65年。幾十年來，陶德麟傾心于聯系當代實際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黑格爾說過，‘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我們也必須教給哲學說中國話。”陶德麟認為，正因為八十多年來我們致力于“教給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以新的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才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哲學。

在陶德麟的學生、武大哲學學院教授汪信硯看來：“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陶德麟先生學術研究的根本志趣，他的學術探討無不體現著這一點。”

學科的發展往往是幾代人積累而成。陶德麟是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家重點學科的創建者，主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建設長達40余年，帶動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學術人才迅速成長。

武大哲學學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屆博士研究生，1988年畢業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邊工作學習，已有30多年。

何萍回憶起，去年在恩師家里，陶德麟憂心地說，學術界對20世紀5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一些誤解，如果再不清理出來，就再也無法還原真相。“他一邊吸氧，一邊講述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緣起、主導思想及編寫過程，并提供了搜集資料的線索。”這一幕，激勵著何萍矢志不移地完成導師的遺愿。

執著于責任和愛，發掘學生長處因材施教

陶德麟喜歡和學生們在一起，幾十年來一直堅守在教學前線。作為教育者的陶德麟，留給后學的印象：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汪信硯講過一個故事。1982年，他讀大三，與幾個同學飯后散步，其中一位提議：“陶先生是我們系最有名的老師，我們聽過他的課，但沒和他交談過，不如現在去他家請教吧。”于是，幾個年輕人敲開了陶德麟的門。

陶德麟熱情地將他們迎進門。師生幾人在陶德麟家狹小的客廳里促膝長談，不知不覺兩小時過去了。這段“貿然拜訪”的經歷促成了后來幾十年的師徒深情。

陶德麟總是強調“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說：“人才不是工業產品，不能按統一的工藝流程和統一的規格模式批量生產，千人一面，必須因材施教，使他們各有個性、各有所長，千姿百態，群星燦爛。”

“陶先生很保護學生，從不給我們貼標簽，從未讓我們尷尬，卻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學自省。當我成為教師之后，才知道這樣做有多難。”陶德麟的首屆博士生、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馮平如是感嘆。

作者：本報記者 程墨 通訊員 肖珊

《中國教育報》2020年06月24日第3版 版名：新聞·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