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正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環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年度報告》前言中講到，世界面臨著極端天氣的加劇，熱浪、野火、風暴和洪水留下滿目瘡痍，正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和生計，未來一些氣候變化是不可避免或不可逆轉的，發生極端和不可逆氣候風險的可能性會增加，發生潛在極大不利影響的低概率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可能性同樣增加的還有世界各地文化遺產因氣候變遷而發生的不可逆損害。
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雅典舉辦的研討會上明確提出：氣候變化可能會對全球珍貴的文物和文化遺址造成“不可逆的損害”。雖然環境的破壞與惡化一直是威脅文物生存的重要因素，但目前這些威脅有加速的傾向，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事件可能會對文物和遺址構成毀滅性的影響。
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的相關研究表明，“在全球變暖背景下，氣候變化的總體頻率日益加快，這已嚴重威脅到遺址的長期穩定保存和展示利用”。
學者鄭軍在《國外氣候變化與文化遺產以及對我國的啟示》一文中對此談到，“氣候變化在歷史上也有不斷地波動。但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氣候變化，是人類在這么短的時間之內給大氣層注入這么多的溫室氣體所造成的氣溫急劇上升。這種急劇的上升對于生態環境來說，它沒有一個長時間適應的過程，因此我們所面臨的極端天氣、極端自然災害越來越多”。
換言之，那些以往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遇的災害在當下出現得更加頻繁，很有可能一年內就出現多次。
以位于英國倫敦的泰晤士河閘為例，這座位于威斯敏特宮對岸的防洪工程，在1980年代剛建成時“存在感”并不強，平均兩三年才需要執行一次關閘防水任務。但隨著異常氣候出現頻率的增加，到二十年后的2001年它在一年內就關閉了16次。據英國科學界推測，預計到2100年，此閘一年需要關閉200次才能抵御超量的降水。令人擔憂的是，泰晤士河閘很有可能挨不到2100年，因為河閘在設計時并沒有考慮到如此高頻率的自然災害，為此英國學界在極力呼吁重新修建一個抗洪能力更強的水閘。
位于歐洲的百年水城威尼斯也面臨著相似的困境。持續升高的海平面很有可能在2050年左右就將威尼斯城連同其境內的圣馬可廣場、圣彼得泰羅斜塔等知名建筑物一同送入地中海內，隨之被湮沒和消失的還有數不清的文化遺珍與漫長時光所承載的歷史記憶。為此，威尼斯政府自2017年起便投資建立防洪堤來保護城市和其中的文化遺產。
威尼斯和倫敦的遺產總歸是“幸運的”，其他地區的許多文化遺產甚至還沒來得及“防患于未然”就遭到了異常氣候的猛烈沖擊。
據韓媒《紐西斯通訊社》報道，近日席卷東北亞的大暴雨給忠清南北道、慶尚北道等地的文物帶來了嚴重的災情，許多古代遺留下來的歷史建筑、遺跡、文物等難逃洪災。其中，忠清南道公州市受害最深，擁有1500年歷史的公山城城墻和石碑遭到暴雨破壞，王陵也因暴雨沖刷導致土石流失。
極端氣候對于文化遺產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遠不止水患一種形式。202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在中國西北調查漢代長城遺跡時發現，由于西北地區干旱、半干旱的氣候條件，風與沙質地表相互作用形成了風沙流，使得絕大部分的沙子集中在離地面數十厘米高度的范圍內，對于土質文化遺產形成強烈的磨蝕與損毀，漢代燧烽遺址因此被侵蝕成了啞鈴般的“細頸”。
除了由于土地荒漠化造成的風沙外，氣候對文化遺產的影響還體現在真菌和微生物、二氧化碳濃度和酸性顆粒物、地質或水文環境的突變……上述因素都有可能使得許多本可以陪伴我們行至今天的古代遺珍匆匆退場，成為遙遠記憶中的吉光片羽。
同時，那些因為氣候變化重新露出地面的文化遺跡，對于文物的保護和修復來說也是個艱巨的挑戰。例如2022年夏季受極端高溫天氣影響，長江水位大幅下降，位于重慶市巴南區雙河口鎮五臺村常年淹沒在江水中的佛爺梁島礁竟然完整露出江面，浮現出三龕具有600年歷史的摩崖造像。據專家表示高溫、干燥的地表環境對常年在水中的佛像不失為一種威脅。
在氣候層面，約制文化遺產保護的因素是多樣的。在不同的時空尺度上，氣候變化對文化遺產有著不同的影響。“氣候總是變化的，但文化遺產要保持其原真性與完整性，這就是氣候變化與遺產保護的一對矛盾所在。”據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相關研究顯示。
氣候變遷與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也是一對重要矛盾。眾所周知，文化遺產可分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氣候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損害雖不及前文所提及的物質文化遺產那般嚴重但也同樣不可忽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便受氣候變遷影響極大，氣候變化正使大量土著部落將失去自己的傳統習俗、文化藝術及語言。有的地方為保存自己的文化習俗而不得不遷移，但有些偏遠地區的小部落將會滅絕。一些少數民族在氣候移民后，由于社會環境的變遷可能導致本民族原有文化喪失，或發生畸變。
2016年4月12日，在京召開的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上，總書記明確指出文物的價值所在：“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同時，通過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還能使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活起來”，以廈門博物館為例，近些年來，其通過舉辦展覽、修復文物、考古調查、出版文物科普書籍、開通博物館微信公眾號等舉措，竭盡所能地“讓文物說話”，拉近文物與公眾之間的距離。
文化遺產的保護行為本身，可以讓我們在維護民族文化的傳承時，踐行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創造性。正如《當代保護理論》（同濟大學出版社版）一書所說，“（對文物的）修復與保護是關乎人的行為……是過程與互動的慶典……而非保護一詞代表的停滯不前” 。
任何對文物的保護都絕非單純的機械性重復，而是一種“創造性的修復”，其中蘊含著使保護對象臻于藝術之化境的可能。這其中既包含著過去，也孕育著未來，無疑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具體該如何開展呢？
首先，世界范圍內的舉措是加強主體間的協同合作。
事實上，人們對于氣候變化給文化遺產所帶來的影響早有認識。在上世紀70年代聯合國就制定了《世界遺產公約》，用以應對當時日益嚴峻的文化遺產保存環境。而在氣候條件更加極端的當下，為達成履行《世界遺產公約》的職能，各國政府需要進一步做出努力來使遺產地獲得采取有效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同時合力進行諸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碳匯的人為干預措施。以歐盟為例，歐洲各國政府與研究機構主導開展了“諾亞方舟”計劃、“Climate for Culture”項目等，通過以未來氣候狀況預測模型為前提，對文化遺產的致災因子和潛在損失進行分析的研究，以提升遺產管理者的適應性管理能力。
其次，在國家范圍內，治標與治本應同時進行。
近年來受全球性氣候變化的影響，極端天氣出現頻率有所上升，暴露于極端天氣下的文物比以往更需要保護。為此，中國政府早在2013年便發布了《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其中明確要求“加強對受氣候變化威脅的風景名勝資源以及瀕危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同時，國家文物局一直積極貫徹落實應對氣候變化戰略，著力探索構建文物防災減災體系，建立汛期文物災情信息報告與應急處置制度，出臺《關于加強橋梁文物防災減災的工作意見》等文件，對特定類型文物應對極端氣候提出了指導意見。面對氣候變化，負責行使文物管理職能的政府自然有義務去制定新的文物保護政策，以便順應自然環境變遷更好的改善文物保護環境。
當然，治標的同時還要治本，正如前文所述改善全球的自然環境才是在氣候層面文物保護的根本之道。而這就要求全世界范圍內的政府和區域組織積極有為的開展協商、合作。
再次，學界正在積極用技術創新賦能文化遺產保護。
2021年11月，UNESCO《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締約國大會第23屆會議在《針對世界遺產的氣候行動相關政策文件更新》中指出：特別“需要獲得支持和能力建設援助，并鼓勵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讓和融資”。這既體現了在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各國是統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又表明了全球合作伙伴的關系要建立在知識共享和能力建設上。
技術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傳導機制是多樣的，中國科學院大學學者王心源、陳一仰通過研究表明，技術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文化遺產賦能。
加大數字遺產研究與應用力度，數字遺產是指由文化與自然遺產本體轉換成數字形式的產品，包含文化與自然遺產數字產品的生成與記錄、保存與保護以及加工、傳播與呈現等有關的所有動態或靜態的數字產品。讓世界遺產永存，數字化技術就是一條值得倡導的途徑。如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在2022年騰訊基金會及國內數所高校聯合推出的1：1版“云游長城”數字化產品。
文化遺產學科涉及考古、遺產保護（技術、方法、體系）、文化價值評估、文化遺產闡釋等內容，通過建立交叉學科，開展文化遺產形成的文化與自然歷史背景研究實現，加強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實現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可持續發展。
文物保護向來有“修舊如舊”的維護理念，但以往要辦到這點絕非易事。以古建修復為例，要想“修舊如舊”，不但要熟悉建筑過去的原有風貌、設計圖紙與施工工藝，還要熟練掌握現在房屋修繕技術與工程選材，上述要求對文物工作者來說可謂艱巨。而通過學科間的聯動與合作則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困難，增加“修舊如舊”在技術層面的可行性。
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網絡建設，特別是諸如跨區域、覆蓋多種文化類型的文化遺產彼此之間有不同程度的關聯，這為建立國際研究與保護合作平臺提供了基礎。
作者 | 戚德霖（實習生） 編輯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