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千禧黃金一代的音樂發燒友肯定會有這樣的感受：我們華語樂壇好像要完了。
這種行業的式微不僅體現在不再有人人傳唱的金曲，更體現在人們用于音樂上的消費，正在實打實的下滑。
在80、90后小時候省下來的零花錢，很大一部分進了音像店的口袋，而現在，磁帶和CD已經退環境了，音樂消費則被數字專輯所取代。
人們習慣了在app上聽自己的歌單，而數字專輯的主要受眾不再是“路人”和音樂愛好者，更像是一種粉絲限定的商品。
而現在，這款“飯圈限定”，也賣不動了。
文|大孟妮 Paella 圖|Nyu
數字專輯“風光不再”？
數字專輯在中國的開端，還得從周杰倫說起。
2014年，周杰倫發行了《哎呦，不錯哦》數字專輯，標志著這一新型商品在華語樂壇正式出現。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林俊杰、竇唯等老牌歌手，和張藝興、蔡徐坤等新興愛豆都陸續在數字專輯市場大展拳腳，專輯銷量連創新高。
這一派火熱景象在2020年達到了高潮。
這一年，因《陳情令》爆火的肖戰憑借一首名為《光點》的數字單曲，創下了過億的銷售額。這意味著短短五年多的時間，數字專輯市場就實現了最高銷售額增長近50倍的壯舉。
但轉眼第二年，就在市場以為數字專輯的銷售額還能再創新高時，卻迎來了銷售數據近乎腰斬的結果，2021年數字專輯最高銷售額僅為上年的55%。
好在到了2022年，沉迷“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周董終于發片，再次創造過2億的周氏神話，為數字專輯市場重整士氣。但市場也應明白，這個銷售額代表的不是數字專輯市場的反彈，而是要歸功于周杰倫個人的功勞，畢竟在那一年，排在銷售榜單第二名的專輯銷量僅為冠軍的十分之一。
今年時間已經幾乎過半，但截止4月底，2023年冠軍數字專輯的銷量還不到去年的7%，最高銷售額不到去年的8%。實際上，如果2022年周杰倫沒有在“百忙”的半退休生活中抽空發片，數字專輯市場將會連跌三年。
數字專輯銷量下滑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市場的疲軟不僅體現在數字專輯的銷量少了，連出數專的人都變少了。
不論是從數字專輯市場的銷售程度還是發行繁榮度來看，2020年都是重要的分水嶺和轉折點。在此之前，市場數據連攀高峰，在此之后，市場日漸走冷。
數字專輯，為啥賣不動了？
2021年8月27日，發生了一件讓數字專輯市場走向轉折點的大事。
這一天，網信辦發布了一則關于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原本在各大音樂平臺粉絲們可以靠“鈔能力”沖專輯銷量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在此之前，數字專輯市場的火熱，可以說是各大明星愛豆粉絲努力的結果。
這個說法并不是一種揣測。一個市場的繁榮由誰撐起，要看誰在其中花錢最多。以2020年為例，當年全年的數字專輯銷售額超過8億元人民幣，光肖戰一人的粉絲，就貢獻了近20%的消費。
2020年國內售賣的數字專輯及單曲共有198張，其中40%的銷售額都由前五名包攬。
可以說，雖然彼時數字專輯市場戰報連連，但本質上只是一場頭部歌手與流量的狂歡。
這場狂歡背后，卻隱藏著更大的隱患：對于沒有實體的專輯來說，沖銷量變成了一件只需要“鈔能力”就能夠完成的事。為了讓偶像獲得更好的銷量成績，進而換取更多的資源，粉絲眾籌大量購買同一張專輯的刷榜行為屢見不鮮。
然而，這并不是一種健康可持續的消費方式，靠刷榜撐起銷量的歌手，實際上并沒有與榜單相匹配路人基本盤，一旦粉絲流失或刷榜行為被禁止，銷量懸崖式跌落也是可以預見的。
專輯滯銷，全是粉絲刷榜的鍋？
數字專輯限購前，銷售平臺的榜單有展示單個賬號購買數量的功能，并按從高到低排列。排在最前的人，就是數專圈里的“榜一大哥”。
限購令發布前，流量歌手的榜首粉絲們僅三五個人就能撐起一張專輯1%到4%左右的銷量，在華語市場銷量最高的五張專輯中，最多的一位聽眾，用一個賬號購買了32萬張同樣的數字專輯。這無疑說明了部分歌手的銷量數據并不是依靠廣泛的群眾基礎，而是粉絲的重復購買。
國民歌手周杰倫購買量最多的粉絲也只買了10張的體量，在流量歌手的粉頭們動輒囤幾萬幾十萬張數字專輯的包圍中，就顯得異常突兀了。
相比起普通路人為欣賞或收藏音樂付費的初衷，數字專輯銷量在流量粉絲們的眼中，更像是一份可以對外炫耀的成績單。一旦與攀比扯上關系，各種省吃儉用甚至貸款借錢的催氪都在飯圈悄然滋生。
面對這種不健康的消費生態，國家發布了數字專輯限售令，但市場依然有應變的舉措。
比如有歌手發專輯時會采用“一專三封”的形式，即一張專輯出三個版本，除了封面都一樣，相當于一張專輯變相收粉絲三份錢。
盡管如此，失去粉絲刷量的數字專輯行業還是難回“巔峰”。除了真正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天王級歌手外，再難掀起銷量巔峰。
粉絲氪的金，都進了誰口袋？
禁令發布前，粉絲們真金白銀把偶像捧上銷量榜首，一方面是給愛豆爭面子，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想用自己的錢，去充盈“哥哥們”的錢包。
但很可惜，這些本想花給明星本人的錢，大頭卻沒有流進明星的腰包。
在演藝市場中，明星愛豆雖然是站在臺前的人，但本質上還是公司和平臺賺錢的“抓手”。在數字專輯的利潤分配中，大部分收益都會歸入唱片公司和平臺手中。如果是頭部明星，與唱片公司和版權方的收益分配會有更高的話語權。
以鹿晗在2015年發售的EP《ReloadedI》為例，這張售價5元的專輯每賣出一張，鹿晗可以拿到7毛5至1元的分成。即便是這種擁有最高議價權的歌手，仍然改變不了公司平臺拿大頭，自己拿小頭的現狀。
可以說，雖然彼時數字專輯市場戰報連連，但本質上只是一場頭部歌手與流量的狂歡。
不論是對于粉絲還是偶像本人而言，在公司和平臺等更大的資本面前，都只是賺錢的工具人罷了。
粉絲們從牙縫里摳出來的錢氪了金流向制造偶像的工廠，從這個角度來說，一紙禁令是取締了粉絲們的戰場，是終止了刷榜者的亂象，更是保護了粉絲們自己的腰包。
金錢游戲之下，偶像和粉絲都是在數字專輯市場上搜刮“金幣”的棋子，而音樂本身，卻被擠到了棋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