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重大會議中，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極高。一般歷史學家把目光主要聚焦在“力挽狂瀾”這四個字上，這當然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那時，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使中央紅軍喪失殆盡，遵義會議力挽狂瀾，使中國共產黨重新回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上來，完成了舉世矚目的偉大的長征，使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從勝利走向勝利。

這次會議的另一個與“力挽狂瀾”具有同樣分量的歷史意義是：事實上把黨內不同政治路線的斗爭定義為“路線斗爭”。當然“路線斗爭”這個術語是后來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才有的。

此前，黨內相繼出現了多次“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兩種政治路線，不同政治路線的斗爭都存在過比較激烈的局面。尤其是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對黨內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僅僅是批判、排擠、審判，甚至有殺頭，堪比“敵我斗爭”。毛澤東同志就是被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主義路線無情打擊的對象之一。

遵義會議雖然糾正了王明、博古“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卻只是讓執行“左傾路線”的同志離開原來的領導崗位。博古不再擔任黨的總負責人，但他仍然是政治局成員，仍然負責黨的一方面的工作。遵義會議只解決軍事指揮權問題，不在政治上給犯錯誤的同志定性。

那么，什么是路線斗爭呢？

一、路線斗爭的“公義”性

在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著名的路線偏移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每次路線偏移，都出現了激烈的路線斗爭。這些路線斗爭都有一個共同點：斗爭雙方都出于“公義”——走哪條路更能實現黨的奮斗目標——實現共產主義。

因此，哪怕是犯了右傾或左傾錯誤的同志，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出于私心，不是為了個人利益的爭權奪利。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斗爭”和其它政治斗爭的本質區別。

二、對路線斗爭的本質也需要認識

盡管路線斗爭具有“公義性”，但對“公義性”本身也需要認識，也需要有一個認識過程。

遵義會議前，黨內同志對“公義性”認識是不明確的。所以把持不同路線的同志當敵人般對待，給對方貼上對敵人才可能貼上的標簽（這方面表現比較突出的是王明，他當時在莫斯科遙控博古執行他的極左路線），極端的情況下甚至用消滅對方的肉體的辦法來保證自己堅持的路線的執行。

直到遵義會議才改變了這樣的局面，左傾路線的代表之一博古，包括德國顧問李德都一同走在長征路上，他們最后都站在了歷史的正確一邊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

三、路線斗爭嚴酷的原因

（一）革命斗爭的嚴酷性

中國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因此，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反動勢力與中國共產黨代表的革命力量自然勢不兩立。

中國共產黨曾決定部分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其目的是通過和平的方式改造國民黨的性質，使它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從而盡快地實現中國的國家獨立和人民的解放。

這個過程中，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卻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被暫時出現的相對有利的局面所迷惑，對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右派勢力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的陰謀反撲失去了警惕，導致蔣介石攫取國民黨最高權力的圖謀得逞。蔣介石一拿到權力，就對共產黨員進行瘋狂的大屠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這次反革命政變，給共產黨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種損失使得黨內對錯誤路線的危害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對錯誤路線的糾正的手段變得激烈也就在所難免。

（二）革命斗爭的復雜性

無論是陳獨秀的右傾還是后來的左傾，都表現出一個共同點特點，那就是迫切希望中國革命早日成功，中國人民早日脫離苦海。

所以，黨內堅持自己的政治路線的同志都認為自己堅持的路線是絕對正確的、不容置疑的。尤其是掌握了黨內最高領導權的同志，對自己選定的路線堅定不移。這種堅定不移，往往來自于對共產國際的意見和蘇俄成功經驗的信奉。認為那是中國革命唯一成功的路線，于是把是否認可這條“唯一的路線”漸漸變成了判斷一個人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標準。

加上整個革命斗爭的復雜性，有敵對勢力的特務人員混進共產黨隊伍里，也不時有意志不堅定的變節投降分子，他們對共產黨的事業的破壞性有時超過公開的敵人。如此一來，很容易錯誤地把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定性為叛徒、特務、變節分子等。這也是在路線斗爭中出現“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重要原因。

（三）對革命認識的局限性

中國革命的形勢極為復雜，國際上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斗爭相聯系，國內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力、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相聯系，各階級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共產黨員尤其黨的領導干部的認識也變得很復雜。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人而言也是個新事物，需要學習理解，蘇俄成功的革命經驗也需要消化。因此出現了毛澤東同志批評過的照搬蘇聯模式和生套馬列著作的本本主義。這和改革開放過程中，有人堅持“全盤西化”的道理是一樣的。而認識的最大局限性表現在不了解中國的實際，在工作中不能做到從中國實際出發。

生搬硬套，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處理問題簡單粗暴。尤其是當革命事業遇到重大事變的時候，就可能分不清是非，把不同意見的同志當敵人對待。

四、路線斗爭不是權利斗爭

路線斗爭中，為了讓自己理解的正確路線能得到貫徹執行，當然需要權力。為獲得這種權力，有時不得不采用激烈斗爭的形式，但它不涉及個人利益。事實上，在當時白色恐怖的嚴酷環境下，作為共產黨人權力越大越危險，越容易遭到反動勢力的追殺。所以，路線斗爭形式上表現為權力斗爭，但不是我們理解的權利斗爭。請注意權力和權利的區別。

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一些境外反華媒體煞有介事地套用西方政客的權利斗爭模式“分析”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路線斗爭和現實中的領導機構中的職位變化，什么這派那派，這個的人那個的人，事實上是自作聰明的胡說八道。

當然，共產黨的隊伍也是很復雜的，其內部也不是每個人都那么純粹，抱有不良動機混入黨里的人員也是有的，他們或許還占據了一定的領導崗位。在路線斗爭中參雜個人利益的也不可能杜絕（例如后來在蘇聯治病未歸，在中蘇論戰中站在蘇聯立場上的王明），但這不是主流而是支流。這種人，如果危害黨的事業到一定程度，總會被清理掉的。這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雖然曲曲折折總會不斷前進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些本來是路線斗爭的問題。當事人如果產生私心雜念，也可能使事物走向反面，真的成為革命事業的叛徒，有的還投入敵人的懷抱。張國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中共中央沒有少挽救他，他卻一意孤行，要背叛自己曾經為之奮斗的事業，落下一個可悲的人生。

五、路線斗爭出錯了就改錯

路線斗爭，指不同的政治路線之間的斗爭。斗爭中如果出了錯，比如一些同志遭到“無情打擊”了，冤枉了好同志，怎么辦？就這么辦：坦率地認錯改錯，改變錯誤路線，糾正冤假錯案，給被冤枉的同志平反。

博古同志錯了，改了就是好同志，照樣做黨的工作。博古同志的左傾錯誤對中央紅軍造成的損失的確太大了，但那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他一個人的錯，當時多數同志站在博古同志一邊，認識不到博古的主張是錯的，反而認可毛澤東同志的主張的是少數。

只有當一次一次地在對敵的軍事斗爭中失敗了，人們才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更符合實際，毛澤東同志更能帶領紅軍打勝仗。血戰湘江的失敗，是整個黨和紅軍為沒有認識到左傾錯誤路線而付出的代價！

六、理論上給路線斗爭“正名”

理論上給路線斗爭“正名”的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個決議主要部分是對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錯誤路線作出決議。有意思的是，起草這個決議的8位成員中一大半是犯過左傾錯誤的當事人，其中就包括博古。決議稿還三番四復地送給王明看，王明經過三番四復的研究充分表達了他個人的意見，他的意見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如果按照西方政治斗爭的理論，犯過左傾錯誤又離開領導崗位的人是“失敗者”，讓“失敗者”書寫黨的和自己的歷史，起草作為黨的重要文件的決議，這豈不是天方夜譚？但光明磊落的共產黨人就這樣做了。

這個決議充分說明了“路線斗爭”的主流是“為公而斗”不是“為私而斗”。

七、正確認識“路線斗爭”的現實意義

當然，我們在肯定路線斗爭的“公義”性質的同時，一定注意要把它與國內外反華勢力區別開來。兩條路線的矛盾是黨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反華勢力是敵對勢力，它與我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反華勢力往往利用我們自己的路線斗爭，故意制造矛盾，擴大我們內部的不同觀點的分歧，想從我們的內部撕開口子、插上杠子，其用心極其險惡。比如西方媒體總喜歡給中國內部定義各種派別，并對其中可利用的人和事大家贊賞、極盡吹捧之能事。蘇聯的戈爾巴喬夫被西方媒體吹捧上天，吹飛了一個龐大的蘇聯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中國內部也不乏戈爾巴喬夫這種人，為得到西方輿論的吹捧而出賣靈魂，為拿到西方的一紙獎勵而出賣祖國。

在革命斗爭中，時刻存在著不同路線的斗爭，這就是歷史。奮斗目標一致，選擇哪條路徑才能達到目標的意見永遠不可能一致。比如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目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目標。但如何實現呢？選擇哪條路徑去實現呢？具體說來，是走曾經走過的“全盤蘇化”的路線呢？還是走曾被許多人鼓吹的“全盤西化”的路線呢？還是走另一些人堅持的“全盤中化”的路線呢？實踐證明，最后我們選擇了一條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路線。

馬克思主義是好的，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但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蘇聯的經驗有好的，可以借鑒，但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美國的經驗也有好的，可以學習，但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兼收并蓄、拿來主義，都得要結合中國實際。立足中國實際，用好國際國內的經驗才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最終是要解決中國問題，而不是要解決別的國家問題。

中國的問題是什么呢？一是人民生活水平還不高，剛實現脫貧，與發達國家的比還有不小差距；二是國家還沒有實現完全統一，臺獨分子和域外反華勢力還在綁架臺灣人民以攫取自己的私利；三是國家還不夠強大，離民族復興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還經常對中國指手畫腳。這就是中國要解決的三大問題。

如何解決這三大問題呢？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是“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就可以解決這三大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路線斗爭告訴我們的基本道理——沿正確的路線前進就勝利，沿極左或者極右的路線走就失敗！盡管都出于“公義”，但也不能選擇極左或極右的路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是不存在路線斗爭。路線斗爭不但存在，有時還很激烈。之所以一直沒有被反華勢力帶偏，一直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平，原因之一就是像遵義會議一樣處理好了路線斗爭本身，使路線斗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著促進作用，把所有的同志都團結到了同一目標下面。

這就是遵義會議的又一歷史價值！

注：本文作者為“秦安戰略智庫”核心成員牟林，為本平臺原創作品，祝愿大家攜起手來、戰勝疫情、遏制霸權，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