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葉，名相王安石罹患喘咳癥，需用紫團山參配藥治療。
紫團山參產自古代壺關地區（在今山西長治），世所少有，當地曾有民諺曰：“千斤參，萬斤參，不如黃松背的一棵五花芯。”名藥難得，王安石的病情卻耽擱不得。
就在相府上下束手無策之際，王安石的好友薛師政剛好回京述職。薛師政此前為河東路地方官，壺關地區在北宋即屬河東路轄地。聽聞好友病情需要，薛師政遂在離任前高價收購了幾條紫團參以備急用。回京后，他立即前往探望王安石，并取出數兩紫團參相贈。
誰知王安石看到眾人花費大力氣得來的紫團參后，卻說：“我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最終，王安石還是未服下薛師政贈送的紫團參。
王安石畫像
01
王安石本人雖然謝絕了朋友的贈參，但碰到親人急病生死攸關時，他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用紫團參救命。他寫的《贈張康》一詩便是最有力的證明：
昔在歷陽時，得子初江津。
手中紫團參，一飲寬吾親。
讓王安石改變初衷，正是由于人參這種草本藥材的獨特功效。
作為自然界的“百草之王”，中醫認為，人參的主要功效在于補氣，可用于治療一切虛癥。宋代蘇頌的《本草圖經》中有這樣的記述：“當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里許，其不含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其人參乃真也。”
不過，人參作為“補虛神草”，其到底是何時被中國人應用于藥方配伍中已無從可考。在最早出土的一批甲骨文和金文中，人們看到了上古時代統治者們對人參的了解與認知。無論是在殷商青銅器箙參父乙盉中，還是在西周青銅器毛公鼎中，人參都被描繪成一個象形文字：上半部分用三個圈代表人參傘形花序上的三個漿果，下半部分則是雙腿邁開的人形，帶著三條須根。這儼然畫的是五加科人參的本來面目，可見，早在商周時代，人參就已是達官貴人的保命神藥。因此，在現存最早的中藥學著作《神農百草經》中，人參被視為上品，謂其可以“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
與現代人認知不同的是，遼東、高麗人參并非自古就是達官貴人的首選。相傳為范蠡所作的《范子計然》一書中記載道：“人參出上黨，狀類人形者善。”而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亦言：“人蓡（即人參），藥艸（同草），出上黨。”可知，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上黨人參一直都是天下公認的人參上品。
古籍中關于上黨人參的記載。圖源：《中國人參文化》
上黨，即上黨郡。戰國時期由韓、趙各置一郡，以后韓郡并入趙，直至六國統一。秦代，上黨郡治壺關（今山西長治），至漢代再遷到長子（今山西長子）。如此一來，上黨郡所轄區域就囊括了今天山西晉中、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
由于上黨地區東依太行山與華北平原為界，西依太岳山和中條山與晉南（也就是古代的河東）接壤，地勢明顯比周邊地區要來得更為高險。這對于需要依靠高海拔、無污染的深山老林來汲取養分的人參而言，簡直就是難得的天然福地。而對于熱衷統一天下的當權者而言，上黨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得上黨可望得中原”之說。
反觀現如今大火的遼參產地——東北地區，在東漢以前雖曾設有遼東、遼西等郡，卻在天下分裂之際，長期被視為中原政權的“化外之地”。相應的，遼東人參的知名度自然不如上黨人參深入人心。
02
先秦、兩漢時代，中國人在個人飲食、飲水、環境等衛生保健方面有了不少科學的認識和合理的方法。由此，誕生出了早期預防疾病的思想以及養生之道。在“醫圣”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二書中，關于人參的功用可歸納為四個方面：補氣固脫、益氣生津、健脾益胃、扶正固表。
張仲景認為，以人參補氣固脫，可“回陽氣于垂絕”。在中醫里，陽氣多指六腑之氣。清代醫家陳士鐸也曾有言：“人氣脫于一時，血失于頃刻，精走于須臾，陽絕于旦夕，他藥緩不濟事，必須用人參一二兩或三四兩，作一劑煎服以救之，否則陽氣遽散而死矣。”
在應對外感風寒時，張仲景則認為，人參有強身健體的功效。如患者在服下桂枝湯后，發汗期會出現短暫的元氣大旺。這個時候，對于外感風邪的人來說，是最易因抵抗力不足而病情加重的。所以，在配伍桂枝湯時，張仲景通常會用人參入表藥中，以使藥得力，一涌而出。
張仲景的用藥思想，為后人運用人參治病提供了經驗規范。而作為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司馬相如則用親身經歷詮釋了人參在養生上的奇效。
司馬相如早年懷才不遇，即便作出了《子虛賦》《上林賦》《鳳求凰》這樣的名篇，生活依舊過得一貧如洗。臨邛縣令王吉是他最為要好的朋友，王吉對好友的才華與處境了若指掌，便暗中撮合臨邛“鋼鐵大王”卓王孫之女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結成連理。
《鳳求凰》中的司馬相如
卓文君是蜀中四大才女之一，與多情多才的司馬相如堪稱絕配，于是在司馬相如的琴聲挑逗下舍棄榮華富貴，與其私奔。二人以賣酒為生，日子過得相當清苦。后來，卓王孫不忍女兒受苦，遂資助女兒、女婿仆從百人，錢百萬，讓他們在蜀地過上豪奢巨富的生活。但，生活富足卻讓司馬相如罹患了嚴重的“富貴病”。《史記》曰：“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消渴疾，也就是現今人們熟知的糖尿病。
現代醫學認為，糖尿病的臨床癥狀是三多一少，多飲，多食，多尿，體重減少。為了治療丈夫的病，富家小姐卓文君找到了人參這味良藥。在醫療條件相當有限的西漢，憑借人參的特殊功效，司馬相如還算“長壽”，并在年逾花甲之時創作出令漢武帝驚嘆的《封禪書》。
大約一千年后，唐代詩人陸龜蒙在一首詠人參的詩中化用了司馬相如的典故：
五葉初成椵樹陰，紫團峰外即雞林。
名參鬼蓋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
品第已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金。
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
03
或許正是由于人參在中醫中藥上的顯著奇效，自上古時期便遭頻繁采挖的野山參，自漢代以后就逐漸走向了瀕于滅絕的境地。
為了減緩上黨人參消亡的進度，當地一些農民開始了最早的人工種植。在這批農民中，最出名的莫過于曾淪為奴隸的后趙皇帝石勒。據《石勒別傳》記載，“初，勒家園中生人參，葩茂甚盛”。石勒乃上黨武鄉（今山西武鄉）人，早年曾以販賣人參為業，后來嘗試將參種帶回家，自行栽培，大獲成功。左鄰右舍從此對他刮目相看，“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奇貌異，有大志量，其終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
后來的歷史證明，石勒的確非池中之物。在歷經行商、被販賣以及四處征戰的苦難后，終成一世梟雄。
后趙皇帝石勒畫像
人參屬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人工栽培只能通過“移參”的方式，將所需的參苗移植到種植園中。這期間，鮮人參若貯藏不當，最易引起蟲蛀。少數能夠存活的參苗，仍需經過至少五年的栽培方能展現其藥用價值。這對于時不時就發生動蕩的王朝邊地而言，實屬困難。
另外，人參的栽培條件十分苛刻。唐人陸龜蒙在《奉和襲美題達上人藥圃二首》中總結道，從立春起第90天開始把人參幼苗移栽到山谷水澗旁，移栽時要特別注意把人參的根須用苔蘚包裹好，還要帶點參苗原產地的泥土，保證土壤濕潤，小心翼翼地栽到指定地點，并精心呵護。不出意外，到初秋時才可以看到茁壯成長的人參秋苗。元代王幀所著的《農書》中列有“耕參地”一項，指明耕參地應在農歷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進行。而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則一再強調，“人參亦可收籽，于十月下種，如種菜法”。
由于人參的人工栽培史發展緩慢，古人多數時間還是依賴野山參入藥，上黨人參亦隨之成為御用之物。
野山參越來越少，朝廷又加以大力管控，民間用藥緊張，吃不起昂貴藥材的普通百姓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一種“秋開花如沙參”，“功效與人參近似，惟藥力薄弱”的防風黨參，就此取代了上黨“真”人參，成為百姓心目中的靈藥。
事實上，這種防風黨參就是今天的桔梗科植物黨參。在上黨人參逐漸消亡的過程中，防風黨參快速充斥市場，以至于后來上黨人參完全滅絕之際，防風黨參遂“李鬼變李逵”，以上黨人參之名暢行至今。
中醫滋補藥材黨參。圖源：攝圖網
04
上黨人參的消亡倒是給了遼東人參一個展現自我的機會。
就在石勒將上黨山間的人參移入自家園子里種植時，鮮卑貴族慕容皝開啟了上貢遼東人參之旅。晉成帝咸和八年（333），尚未稱王的慕容皝為了討好東晉的尚書令顧和，特地命人挑選十斤上好的遼東人參送到東晉，以表尊敬。由此，遼東人參正式進入中原人的視野。
不過，即便上黨人參多被防風黨參所替代，在大部分中原醫家眼中，如陶弘景等人仍覺得上黨人參最好。在其流傳的醫學解釋中，陶弘景強調：“上黨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國所獻（人參）即是，形長而黃，狀如防風，多潤實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濟者，形細而堅白，氣味薄于上黨。次用高麗，高麗即是遼東。形大而虛軟，不及百濟。百濟今臣屬高麗，高麗所獻兼有兩種，止應擇取之爾。實用并不及上黨者，其為藥切要，亦與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內器中密封頭，可經年不壞。”
對于人參，醫家只認上黨，但歷經多代的行政區劃變遷，至唐代時，秦漢以來流傳的地域沿革已經大不相同。考慮到并州（今山西）乃唐朝皇帝的龍興之地，顯慶二年（657），藥學家蘇敬上疏朝廷，請求重新編撰新的本草。在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蘇敬組織了當時著名的醫官共22人，以朝廷的名義“上稟神規，下詢眾議，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藥學巨著《唐本草》。
在書中，蘇敬對混亂的人參產區做了統一劃分。根據唐朝的州府區劃，蘇敬等人指出，人參在“今潞州、平州、澤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媯州并出，蓋以其山連亙相接，故皆有之也。”潞、澤二州，基本就是過去的上黨郡，今天山西長治、榆社一帶，這里盛產人參毋庸置疑。至于平、易、檀、幽、媯等州，其地理范圍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周圍、長城以南地域。按照蘇敬等人的考究，這些地方能夠出產人參，得益于太行山、太岳山、五臺山、燕山等山脈蔓延。所以，唐朝的人參產區并不止于上黨，還包括了今天山西中部、南部以及河北西部、長城內外之地。
太行山。圖源：攝圖網
可正如唐代茶學家陸羽所言，人參“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有生澤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為藥無效，況非此者”。唐朝人參產區雖多，但到了救命的緊急關頭，人們才發現非上黨人參或遼東的新羅、百濟人參不可。于是，新羅、百濟等東方屬國開始了對盛唐“貢參”的貿易之旅。世代居住于白山黑水間的黑水靺鞨、黃頭室韋、和解室韋、如者室韋、賂丹室韋等原始部落首領也紛紛表示對唐朝的依附。這些部族大多在森林中狩獵、常年以采摘人參為生，他們獻給唐朝的貢品除了金銀、魚牙、牛黃外，遼東野山參是其中的大宗。
在遼東人參大量充斥集市之際，一群文人雅士嘗試將人參投入茶中同煮，久而久之，唐朝的人參茶開始風靡上流社會。某次，翰林學士皮日休身子不爽，他的友人便用進貢的人參給他煮了碗茶，皮日休喝下去之后，頓覺精神爽朗，隨即寫下了一首詠人參的詩作為答謝：
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椏。
開時的定涵云液，劚后還應帶石花。
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處撇泉華。
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上茶。
05
唐朝的人參貢市，在某種程度上算是為宋朝開了先河。
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加上北國契丹的興起，宋朝實際上已經丟失了燕山山脈、遼東、遼西等歷史上的人參主產區。另外，上黨地區也處于遼、宋邊陲，想要大規模采摘人參，亦非易事。而到了南宋，隨著北方領土的淪陷，上黨地區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其他政權的轄地。在產地缺失的情況下，宋朝人對人參的渴求卻有增無減。
為了解決藥源問題，宋朝官方“三管齊下”：于北方設立榷場，建立邊境互市；設立市舶司，開啟海外貿易；敦促民間形成完整的藥材自給供應鏈條。
《契丹國志》記載，自遼景宗保寧九年（977）雙方開設榷場互市以來，人參貿易逐漸成為遼人換取外域物資及生產資料的重要途徑。榷場貿易中，宋人主要出口遼人“剛需”的茶葉、藥材以及部分的香料、象牙、絲織品等，而遼人則以轄地內的“土特產”人參、東珠、動物皮毛以及馬匹做交換。
在北方榷場步入軌道后，宋朝又將經濟重心放到發展海上貿易上。在東南、華南地區，廣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膠州）等五大港口城市，朝廷派出官員到當地設立市舶司，主管海上貿易。隨后，通過貢舶互市，朝廷源源不斷地從當時的高麗進口大量“新羅、百濟人參”以滿足市場需求。
當然，聰明的宋朝人知道，對人參的需求并不能僅依靠外界來源。當時，民間首度出現了專門從事藥材采集及種植的特殊人群——“藥戶”。為擴大“藥戶”群體，官方有意鼓勵官僚士大夫、僧侶道士參與其中，利用免稅的條件，雇傭農民進行藥材種植。而對于廣大白丁出身的“藥戶”，朝廷也給予便利。無論是種糧食還是種藥材，官方限定課稅皆是“十稅其一”，這極大地促進了民間“藥戶”的生存發展。
以“天府之國”巴蜀為例，據宋人楊天惠的《彰明附子記》記載，宋時，綿州（今四川綿陽）彰明縣乃全國著名的附子鄉。其下轄的赤水、廉水、會昌、昌明等地皆是道地藥材“附子”的核心產地，四地共計有田520頃，其中有104頃皆種了附子，占四地總頃數的20%。每年，“附子”種植季一到，“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可見，從宋朝開始，官方已經有意打造若干道地藥材種植中心。
長在種植園里的人參。圖源：攝圖網
在官方的號召下，還真有官僚士大夫愿意投身“藥戶”行列，嘗試打造人參種植中心。
此人正是蘇軾。《廣東新語》記載，蘇軾被貶廣東惠州后，就盯上了廣植荔枝的羅浮山。他認為，山西上黨和遼東地區都是因為有原始森林和山泉的滋潤，人參才得以茁壯成長。兼有飛瀑名泉、植被繁茂的羅浮山亦滿足這樣的環境條件，應該也能種出名貴的人參。為此，他專門做了嘗試，并寫了首詩慶賀移植培育人參成功：
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
玄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
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
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
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
青椏綴紫萼，圓實墮紅米。
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
上藥無炮炙，龁齧盡根柢。
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
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
按照蘇軾的說法，他在嶺南移植的人參不僅開花結果良好，而且他還親自煮了服用，其氣味可比擬上黨“真”人參。
06
到了明代，文治武功皆在線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坐擁四海，卻不得不向“人參”低頭。
因為，上黨“真”人參徹底滅絕了。
據太行山區的《清涼山志》記載：“自永樂年后，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羅野，斧斤如雨，喊聲震山。川木既盡，又入谷中，深山之林亦砍伐殆盡，所存百之一耳。”野生的上黨人參都是林下蔭生植物，過度砍伐破壞了人參的生存環境。所以，正如《本草綱目》所言，“今所用者皆是遼參”。至此，遼東人參終于成為達官貴人的唯一選擇。
遼東人參。圖源：攝圖網
所幸，與關外的女真人相比，明朝的國力雖一路向下，卻還是比漁獵為生的遼東原住民要來得更加先進。馬市于是成為明朝對遼東少數民族實行羈縻統治的重要環節。通過明朝設立的八個馬市，負有貿易任務的女真人逐漸發現，他們當地的“土特產”，如人參、貂皮、猞猁猻等，轉手一賣，就成了各方熱捧的寶貝疙瘩。從此，女真馬市上的“參貂之利”，變成關外各部族頭領、勢族、富商追逐的主要利益目標。明中葉以前價格頗低廉的東北人參，瞬間也成了明末豪門富戶高攀不起的稀貴藥材。據叢佩遠研究，嘉靖二十九年（1550），人參一斤約銀一錢五分，到了萬歷十二年（1584），人參價格已漲至一斤銀三兩左右。而到萬歷末，一斤高級人參更是漲到了銀十三兩的天價。即便是一般人參，市場價也需要七八兩甚至是十兩一斤。
明末，朝廷也經不起這番價格暴漲，于是單方面壓低關外人參的價格，以迫使女真人妥協。豈料，此舉不僅沒能扭轉人參貿易的局面，還加劇了關外女真人與明朝方面的矛盾。
熊廷弼主政遼東時，干脆宣布關停女真互市兩年。熊氏此舉，令關外人參一年滯銷超過三十萬斤。不過，熊廷弼的對手、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更精明，他命族人將鮮人參蒸煮曬干賣到朝鮮，立即獲得極高的利潤收益。
這起突發事件，讓努爾哈赤發現了“新商機”。此后，通過鮮人參加工出口，努爾哈赤完成原始資本積累，開始了改朝換代的歷史進程。
07
清軍入關后，雖然從疆域上擺脫了昔日邊境貿易的格局，但由于東北平原尚無支柱型農業，世居在東北的滿人以及明末新遷入東北的漢人還只能通過挖參、打獵來維持生計。
歷史學者蔣竹山在《人參帝國》一書中指出，努爾哈赤時代，東北生產的野生人參均價約為每斤25兩白銀。到順治年間，人參價格即飆升到每斤30至60兩白銀之間。單是通過官辦人參售賣抽稅，清政府每年從參務中就可為國庫營收白銀250萬兩。在巨大利益的引誘下，無論漢人還是滿人，無休止地挖參勢必成為東北人發家致富的首選。
這種結果，對視人參產地長白山及其支脈為“龍興之地”的清朝皇帝而言，顯然有侵犯皇家神圣性的嫌疑。故而，從順治年間開始，官方就有意收緊民間開采人參的權限。到了康熙年間，清朝開始實行“參票”制度，規定任何人需憑票入長白山采參。每票可讓三四人入山，如膽敢違抗命令私自進山采參的，為首的領隊最高可被判罰“斬監候”罪名。可見，清朝統治者對采參活動管控的嚴酷。
為了體現“參票”制度的公平性，清廷規定民間商人可向官府購買“參票”，獲取進山采參的資格。如此一來，一批清初的富商們便可通過大量錢財交易，購買數量驚人的“參票”，再組織規模龐大的刨參隊入山采參。顯然，這對于想完全據人參為己有的清朝統治者而言，又是一個巨大的潛在風險。
康熙五十七年（1718），盛京富商王秀德等“假造私票、多放人數、偷刨人參”被人告發，受到朝廷查究。其他中小商人亦因擔心投機取巧而遭受處罰，不愿再承領參票，清廷的參票制度由此名存實亡。
等到乾隆皇帝上臺后，在內務府下設立了一個新機構——“官參局”，專門發放參票給官募采參者，讓他們自行組隊完成官方指定的采參任務。可是，采參者任務式勞作，卻忽視了人參的自然生長規律。這既導致了乾隆以后官辦貢參質量參差不齊，也讓需要年歲沉淀的野山參走向了瀕臨滅絕的境地。
乾隆皇帝。圖源：網絡
更令統治者頭疼的是，隨著東北人參危機以及官辦參務體制的崩潰，清廷的好日子也走到了頭。
公元1840年，長期閉關鎖國的清廷被歐洲列強轟開了國門。緊接著，一種開著紫紅色卵球形花蕾的草本植物“罌粟”被大量移栽到中國。隨著罌粟的到來，最后一批封建貴族終于放棄了對人參的渴求與管控。
伴隨著“阿芙蓉煙”的迷幻，國土持續淪喪，補虛神草人參終究敗給了銷骨蝕魂的鴉片。那一刻，清朝已經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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