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7月23日報道西班牙《對外政策》雙月刊網站日前刊登題為《核威懾和軍備控制》的文章，作者是吉列爾莫·普利多。全文摘編如下：
信息和精確度方面的技術進步正在淘汰幾十年來確保穩定威懾和軍備控制制度的核武庫，新的戰略背景、技術和工藝刺激了核武庫的擴張及新型核武器的發展，也催生了大國爭奪勢力范圍的風險戰略，從而加大爆發直接沖突的風險。
第一批核武器問世后不久，就迅速成為通過恐怖手段實現國際和平與穩定的代名詞。正如美國戰略思想家伯納德·布羅迪在《絕對武器：原子力量與世界秩序》（1946年）一書中所言，如果說在核武器出現之前，戰略的首要任務是贏得戰爭，那么在核武器發明之后，戰略的首要任務則變成了避免戰爭。
盡管“通過恐怖實現和平”的概念在核武器談判中是老生常談，但經過多年的反思，美國政治學家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等戰略家意識到，威懾并非僅僅依靠核武器的存在就能實現。核戰略不是情緒和恐懼的問題，而是需要正確的技術和政治要素才能有效發揮作用。
軍事技術、國際政治、軍備控制條約和威懾戰略這些變量之間的密切相互關系，對于理解冷戰期間為何能夠在實現核威懾和戰略穩定的同時制定軍備限制條約至關重要。實際上，這種情況只是環境條件和偶然性的產物，是核武器存在的必然副產品。
當前這些變量的變化對當代國際關系產生了兩種深遠的影響：首先，核武器不再具有促進大國間和平與穩定的能力；其次，威懾力量受到極大削弱，因此與冷戰時期相比，未來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由于這兩方面的影響，軍備控制體系的基礎已經崩潰。俄羅斯退出《美利堅合眾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進一步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措施條約》（即《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被視為適應新的技術和戰略環境的必然反應，因為這種新的技術和戰略環境迫使俄羅斯必須朝這個方向前行。國家和戰略利益是促使其作出這些決定的驅動力，而這些決定卻與冷戰和冷戰后時期建立的軍備控制體系格格不入。
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俄羅斯對其核武庫有效性的擔憂。自出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有關核戰略的出版物數量空前增長，但其論點大同小異，都是關于俄羅斯面對美國大規模航空航天攻擊所呈現的脆弱性，而這勢必削弱俄羅斯的核武庫。
美國武器庫的技術優勢降低了美國的核恐懼，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控制感。例如，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引爆核武器，美國能夠以毀滅性的常規打擊作為回應。這為挑戰俄羅斯試圖在烏克蘭強行劃定勢力范圍提供了足夠的余地，而這在冷戰時期是不可想象的。
幾十年來，核武庫帶來了持續的核威懾、大國間的相互恐懼以及軍備控制制度的產生，而技術變革正導致這些核武庫變成明日黃花。新的戰略和技術背景促使大國擴充核武庫，開發新的核武器（如高超音速導彈、軌道轟炸機），并采取冒險戰略來爭奪勢力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