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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川廣漢約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黃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
1929年春，當地農民燕道誠在宅旁挖水溝時，發現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開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轟動了世界。近年來，在先前發現的兩個坑附近，又陸續發現6個類似的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
琳瑯滿目的古蜀銅器，似曾相識的神獸造型，引人注目的銅人發式，遐想無窮的網格之器，充分展示出古蜀文明的博大精深、神秘詭譎、空靈飄逸的風采。
2023年，三星堆新發掘的6座坑進入資料整理階段。
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暨南大學客座教授卜工近日就三星堆出土文物與其他同時期文物的情況，撰寫了古蜀文明深度研究的新作，紅星新聞在此刊登，以饗讀者。
三星堆寶藏與武王征商
文/卜工
古蜀文明深度研究的關鍵是要把握好“兩個邏輯”。其一是三星堆寶藏坑的材料邏輯，其二是古蜀牧野參戰的歷史邏輯。
武王征商創造了以少勝多的牧野奇跡，是中國古史上革故鼎新、扭轉乾坤的重大歷史事件。古蜀因此名揚天下。《史記》沒有具體說明當時蜀有多少人馬，何時進入關中，駐扎在何處等。不過，這并不影響此戰勝利的歷史意義和古蜀的杰出貢獻。隨著中國考古的重要發現不斷增加，寫史能力不斷攀升，周蜀交集互動的真情實景逐漸浮出水面，三星堆寶藏的前世今生才被深度研究發掘出來。
發現一
1974年陜西寶雞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等地發現弓魚國墓葬。共清理發掘墓葬二十七座、車馬坑二座、馬坑四座。銅器銘文表明，他們在西周時期稱弓魚，第一代弓魚伯在文王時期進入寶雞散關一帶，文化基因顯示他們曾經是四川廣漢三星堆古城的主人。據考，周文王姓姬名昌，在位50年，生活年代在距今3152——3056年左右。
西周早期裝飾品牛頭蚌飾(寶雞市竹園溝出土) 圖據視覺中國
發現二
1976年陜西臨潼零口鎮出土“武王征商簋”，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周的利簋。器內底銘文4行33字，記載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利簋的“甲子”，即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是商周兩代王朝精確的年代分野。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周利簋 圖據視覺中國
發現三
1986年三星堆兩座寶藏坑驚天發現，揭開長江文明數千年積淀的冰山一角，驚醒巴山蜀水，驚艷中華大地，古蜀文明的體量與高度完全顛覆了以往的認知，洞見歷史迎來嶄新機遇。2020年寶藏坑發現的數量增加到8座，其碳十四年代測定為距今3200——3000年間。
三星堆8號坑一角 攝影 王勤（資料圖片）
這三大發現時間上前后銜接，內容均與古蜀相關，目標都指向武王征商，形成先后有序的時間鏈條，是解密三星堆寶藏坑的重要線索和主要抓手。
第一，祭祀器物與寶藏
三星堆寶藏坑發現以來，五花八門的研究曾推出種類繁多的名稱。祭祀坑、火葬坑、陪葬坑等都是研究者根據自己的臆測和猜想給出的概括。直到《三星堆祭祀坑》的出版，這批寶藏屬于“祭祀坑”遺存才成為主流認識。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看似成為定論的祭祀坑說也面臨著“器物坑說”的質疑。2023年新發掘的6座坑進入資料整理階段后，寶藏坑的認識便呼之欲出了。顯然，名稱的變化反映出對三星堆寶藏內涵理解的日趨深化和不斷升級，是古蜀文明深入研究的必然結果。
原因之一，是這些坑里包含有很多其它文化的因素。而中國古代祭祀儀式通常是只使用自家器物。《左傳?僖公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記載，是古往今來祭祀儀式的基本原則。所以，拿別人的東西為自己的祭祀服務，完全有違于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和制度規定。
原因之二，這些坑中埋有大量金玉飾物，只是表現豪華炫麗、珠光寶氣的氛圍，與莊嚴肅穆的要求差距很大，大量工具的存在也似乎與祭祀活動沒有直接關系，而是一種社會的風俗與時尚。
三星堆的金器（資料圖片）
原因之三，寶藏坑掩埋著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各種門類的工藝技術，冶銅、紡織、攻玉、習俗、歌舞等等。例如，神樹就是表達精神觀念的，將其埋入地下，意欲何為？真的令人匪夷所思。所以，把寶藏坑里的精靈古怪、神秘莫測統統說成是祭祀行為值得商榷，至少不那么縝密。
其實，在中國上古時代，但凡舉行儀式都要經過燔燒瘞埋的程序，包括葬禮、聯盟、聯姻、祈年等活動，簡單地用祭祀概括就難免失之于籠統。考慮到1929年三星堆月亮灣燕家院子的玉石器坑，1934年華西大學在燕家地里的玉石器坑，1964年月亮灣的玉石坑，1974年梭子田的玉料坑，1987年倉包包的玉石銅牌坑器類相對簡單，遠不如寶藏坑內涵豐富，況且，對于三星堆先人而言，他們只知寶物而不知何為器物；就今日研究來看，寶藏坑更符合實際，更容易顯示與以往的區別，震古爍今的意義更加強烈，歷史滄桑感更加濃郁。
第二，年代排列與主題
三星堆8座寶藏坑能夠分為兩個階段。早期6座，K1——4、7、8；晚期2座，K5、6。早期6坑是三星堆寶藏坑的主體，其特點：一是排列有序，成雙結對，兩兩相配的特點十分顯著。二是每座坑都有自己的使命，或埋藏國家重器，或一代蜀王生前至愛，主導性的領軍器物表明，同為寶藏但其主題各有不同，絕不重復。三是不同單位的寶藏有彼此呼應，完全是為同一個目標所安排，堪稱大體對稱，內有聯系，珠聯璧合。值得重視的是，此6坑為統一規劃，分階段完成。先是K1，再是K4，最后是K2、8、7、3。
K1金紙盟圖。是解讀三星堆寶藏坑的鑰匙，也是北上出川歷史事件的緣起與發端。看點是矢、魚、鳥的關系和蜀王監制的標記。
金紙盟圖
K2巡游動員。五大板塊，兩套人馬，既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巡游陣容，又有“前歌后舞”的古蜀特色，是寶藏坑暗藏玄機的杰出代表，為歸納升華寶藏坑的主題意識提供了想象空間。
古蜀方陣規模動員
K3蜀王標配。此坑有兩件重器。一是形體碩大的銅人面具，此器排在三星堆同類器之首，系蜀王的配置，見其如見蜀王，因此，此器御駕親征的含義十分明顯。二是騎獸頂尊銅人尤其搶眼，蜀王掛帥旗開得勝、痛飲慶功酒的寓意深刻。
蜀王來也（銅頂尊跪坐人像）
K4斥候探路。此坑位列前排，是K1之后的重要舉措。3個扭頭跪坐銅人是本坑的主題。用辮發長短表現一個“特殊三件套”，說明他們是一級組織，即文獻中被稱為斥候的偵察兵。他們一步三回頭的姿態，活靈活現地表達出對三星堆古城的深情依戀，和對蜀道艱難的憂慮。
扭頭跪坐銅人 攝影 陶軻 （資料圖片）
K7銅網神龜。這是極為罕見的器物，有兩塊大小基本一致的青銅網格，像貝殼般上下扣在一起，兩塊青銅網格下方接合處，還有門栓狀的“活頁”將其鎖住。其“四角”沒有支架，而是四個龍頭型的裝飾物，方向一致朝外，龍頭向上昂起。一塊大玉石置于其中，此器的詳情有待資料的公布。但卻令人想到了凌家灘玉版夾在玉龜殼中的情景。此器很有可能是件卜問吉兇的寶物。
K8神壇問道。神壇主體雖然仍不完整，但可以看出其結構大致分為三部分——最下面是方形臺基，方形臺基上有12個小人，分為3組，每組4個人，動作和服飾各異。有的是跪坐，臉朝外，雙手呈持握姿態；每一面的正中間還各有一個坐姿的人，發型和身上的衣服都很特別；另外還有4個人跪在立柱上，肌肉線條明顯，樣貌頗為強壯。一眾人馬簇擁著神壇，銅人頭像、銅人面具與K2同類器基本相同。此坑的場景語言有待資料全部發表。
神壇 資料圖片
晚期的K5、6規模相對較小，形制也有不同，加之層位關系較晚，埋藏器物很少，其文化性質的歸屬當根據正式發掘報告定奪。此兩坑與一些地區先秦墓葬掩埋后，再于墓上挖坑坎置器物的追祭意義相同。
“體系龐大，特征鮮明，兼收并蓄，積累多年”是對寶藏坑資料深入研讀的整體感受。所謂體系龐大，是指巡游隊伍的人員、器物數量之多，所含內容非常豐富，與中原地區宗廟祭祀差別很大，巡游移動的特征十分顯著。如果按K2古蜀方陣器物板塊排列組合的思路，那么，其它幾座器物坑明顯具有連續性特征，后續隊伍可能是K8的神壇問道、K7銅網神龜、K3騎獸頂尊蜀王來也的方隊。
所謂特征鮮明，是指青銅器的標準化特征，陣容結構的對稱性特征，能拆卸組裝的移動性特征，別開生面的造型特征，故事性敘事性極強的情景特征。這些特征集中到一點，就是強調坑中寶物不是雜亂無章、隨意丟棄的，而是按固定順序組織編排、有條不紊從容放置。其中，雖有精品文物是過去未曾發現的，但在長江中游地區的高廟、石家河文化中卻是有線索可循的，所以，天外來客說、西方使者說均是不符合中國考古實際的無稽之談。
所謂兼收并蓄，是指寶物的編隊中既有夏文化牙璋，又有商文化的青銅尊罍，還有長江中游的面具、酒器等多種文化的因素。其年代有早晚，其譜系有區別，既是多年積攢的家底，又是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寫照，社會生活場景很接地氣，十分給力。不過，古蜀巡游儀仗的冰山一角已然露出水面。
三星堆發掘現場 資料圖片
用場景說話是三星堆寶藏坑別開生面的敘事方式，其主題的概括是解讀的重中之重。這是K2研究的重要啟發。若干寶藏坑組成大場景，每座坑是中場景。每件明星器物及其組合又構成基礎單元的小場景，是眾多的主題烘托下的連續性極強的整體，包含多方面的故事內容與情節，是古蜀獨特儀式活動，是古蜀特有的節日。所以，三星堆寶藏坑表達的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和傳統習俗的理念，而非具體的神祗。這是觀察三星堆寶藏坑性質的出發點。
第三，古蜀矢族與周人
人是歷史的主體。歷史的邏輯往往隱藏在資料的邏輯之中。所以，提倡研之有物、透物見人，由人及禮，禮證中華的理念。
K1是三星堆寶藏坑的重中之重和靈魂所在。所有謎底都隱藏在那根所謂的“金杖”中。此器無杖頭也無柄持部分，實際上是為保護金紙及其刻圖免遭破壞才卷成棍狀。所以，開卷有益，圖鑒如斯。其上有兩組相同圖案，都是上方為兩背相對的魚，下方為兩頭相聚的鳥，與一支箭的關系，鳥的頸部和魚的頭部被箭所壓，箭頭插入魚身。最下一組線刻三個左右對稱、頭戴五齒高冠、耳垂系條形耳墜的人頭，只有居中者全臉，左右兩邊的都只有半張臉。其形狀與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冠圖案基本相同，應是古蜀王徽，蜀王監制的含義正是題中之意。其工藝技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三星堆金杖 圖據視覺中國
此圖絕頂重要。否則，第一便不會鏨刻于金紙之上。第二便不會施以蜀王監制的標記。如此重要的見證必與國家大事相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在戎先，尤其重要，不戰而屈人之兵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智慧的基本理念。若然，此圖乃是蜀王與矢族盟約的見證。商周時期蜀道之北恰有以矢為族徽的邦伯，據傳世銅器散伯簋銘文，可知矢為姬姓，與紙坊頭第一代弓魚伯聯姻。此后，與幾代弓魚伯聯姻的夌國、井叔家族，亦為姬姓。其中，弓魚伯之妻井姬，井伯或井叔之女。井伯、井叔為周公后裔，在周邑畿內為王室重臣。此墓出有銘文銅器十件，地位十分顯榮。周蜀密切關系由此可見一斑。因此，“金紙盟圖”是理解蜀王決意出川，鼎力援周的關鍵所在。
古蜀與商王朝的敵對關系也是不容忽視的歷史事實。川東有商人的盤龍城，川北有城洋青銅器，打壓封鎖古蜀的態勢非常明確。古蜀僅憑一己之力顯然難以突圍。對此，古蜀的強烈反彈也表現在自己的禮儀生活中。三星堆不是沒有商代銅器，而是不用商人禮制，他們津津樂道的騎獸頂尊完全是商禮所不能接受的恣意妄為和褻瀆神靈。而一旦有機會與周人聯手抵抗商朝，當然不能輕易放過。但是，抉擇的難度委實超出想象。前途未卜決心難下，撇家舍業故土難離，攀援蜀道關山難越，此三者就是在今天看來依然讓人談虎色變，望而生畏。
值得重視的是，寶藏坑的先后順序可以理解為歷史抉擇過程的時間表：
次序1決定出川。K1金紙盟圖是見證；
次序2勘察路線。K4斥候回稟勘察結果；
次序3全城動員。K2巡游方陣正是此意；
次序4神壇問道。K8意在求助上天護佑；
次序5測算運勢。K7銅網神龜指引迷津；
次序6蜀王掛帥。K3巨型面具就是象征。
上述活動的時間先后說明：距今3100年前后，三星堆古城曾幾次為北上出川的歷史抉擇舉行咨詢祈禱與告別的儀式，傾城傾國的巡游宣傳，挨家挨戶的廣泛動員，以必死之決心，換中原之易幟。顯然，一諾千金、誠信第一是蜀人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他們把重重疑慮和鎮國寶藏深埋地下，帶走的只是信念與決心，“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氣概撲面而來。
第四，川西關中與天下
三星堆全城動員，從川西遷至關中的歷史事件文獻沒有記載。但三星堆寶藏坑的發現與研究卻將其與歷史文獻有機地聯系起來。最值得慶幸的是，參加牧野之戰的古蜀援軍已經被中國考古真實地揭示出來。那就是1974年陜西寶雞紙坊頭、竹園溝、茹家莊發掘出的弓魚國墓葬。
資料顯示，弓魚國以三星堆人為主體。以往，人們是通過蜀式戈、尖底器推測其族源的。現在三星堆大量青銅器為制度基因的研究提供了更具體的線索。古蜀將自家禮器全部埋在三星堆，可能是出自周蜀盟約的規定或入鄉隨俗的自覺。所以，在茹家莊等地墓葬中，弓魚國首領清一色地使用周人禮器和鼎簋制度，但物質外殼之內跳動的依然是古蜀心。紙坊頭弓魚伯墓出土銅器均為商末周初作風，兩件簋均圓侈口，鼓腹較深，高圈足，兩獸耳有長方形垂珥，下有四方高座，其器形與武王時期標準器利簋、大豐簋風格相近。這種方座簋是周人典型的禮儀重器。但三星堆特有的神獸紋、虎形飾、卷云渦紋、夔龍獸面、臣字紋一應俱全。其中，弓魚伯四耳方座簋（BZFM1:6）（見下圖)的卷云渦紋間夔龍紋飾非常醒目，似曾相識。前者在三星堆器座與器頂的部位習見，后者的造型讓人迅速想到那里青銅獸面具的夔龍額飾。古蜀風采依舊是那樣的韻味十足。
弓魚國與三星堆青銅紋飾的聯系
這種情況在商周青銅禮器中極為罕見。過去，這些紋飾雖然已經引起研究的重視，但囿于不知其源，故難解其意。現在，有了三星堆寶藏的新認知，其高調宣傳結盟的用意就一目了然了。他們把“我是誰？從哪里來？”澆鑄在禮儀重器之上，不僅僅是表達濃郁的思鄉情結，更是要告誡后人周蜀結盟茲事體大，巔峰時刻牧野鷹揚。
二是舉手投足盡是古蜀傳統。發飾和標志性的動作都是古蜀傳統。古蜀男性辮發的特征深深地烙人首銎內銅鉞之上，其兩側的虎型裝飾、鉞面上的面具紋飾都是三星堆金沙遺址習見者。車馬器上的銅人圈手依舊是三星堆青銅大立人的標準造型，舉手投足間，盡顯古蜀的豪邁。
舉手投足本色流露
三是巴蜀兵器獨樹一幟。研究表明，弓魚國墓葬有兩種風格迥異的兵器。一類是以蜀式戈、柳葉形青銅短劍、舌型銅斧為代表，此類兵器風格全新，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是竹園溝墓地青銅兵器的主流，代表了一種不同于中原地區青銅文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遺存。這類兵器并不陌生，梳理有關巴蜀文化的考古資料，可以發現，竹園溝、茹家莊墓地這種具有特異風格的兵器，廣泛流行于四川川西平原早期蜀人活動的地區，被稱為蜀式兵器或巴蜀式兵器。另一類是以中原地區周人勾兵傳統風格的銅戈為代表，這類兵器在竹園溝早期墓地中居于次要地位。
弓魚國墓葬證明，周人對古蜀加盟高度重視。因為他們對武器制造者求賢若渴。弓箭是冷兵器時代具有大規模殺傷力的武器，蜀人長期狩獵于深山老林，制作弓箭肯定是輕車熟路。周人關注的焦點正是其得心應手的強項。古文字研究認為，弓字有兩類寫法。一是弓上有弦（甲類），二是弓上無弦（乙類）。在甲骨文中雖都用作部首，但兩者卻有嚴格區分。前者系一張完整的弓，以其為部首者，都和狩獵、作戰有關系。后者不是完整的弓，不能直接用于狩獵和作戰，而與弓的制造有關。顯然，弓魚國職業特征早就不是秘密。
當初，周人為古蜀出川曾開出哪些條件，矢國是怎樣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才斡旋成功？這些歷史之謎可能永無解日。但是，弓魚國墓葬的發現與研究表明，牧野獲勝之后，西周王朝給與古蜀首領的回報非常豐厚。周王朝為古蜀功臣封侯賜爵已經兌現，五鼎的待遇世代相襲，名門望族紛紛聯姻，輕歌曼舞左右伺候，功名利益滾滾而來，識文斷字文明升級。
古蜀出川援手周人是史詩級別的歷史壯舉，是文明互動的經典案例，是彪炳史冊的中華傳奇。古蜀在融入文明主脈的歷程中，驚世駭俗的歷史作為及深刻影響遠遠超出了它自己的那個時代，三星堆寶藏為品味這段歷史釋放出難以忘懷的精彩片段：蜀王監制結盟圖鑒是一，斥候探路規劃行程為二，掩埋寶藏誓師出川屬三，翻越蜀道征服天險歸四，深居簡出散關造箭是五，牧野甲子乾坤驟變系六。然而，更具心靈震撼力的是：向死而生的艱難抉擇，勇于奉獻的犧牲精神，浴火的鐵血豪情，創造歷史的膽略氣魄。每每思之，無不令人蕩氣回腸，感慨萬千。
感謝顏威先生繪圖。
責任編輯 蔣慶